刘志丹的地下交通员

开头的话

辛丑岁末，由于疫情，少有访客，也没有诸多的外出活动，使我拥有了一段完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过去几十年间的文学作品、采访笔记和重要文件的清查、整理工作，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觉得意义重大。

这篇“交通员”，基本上是将当年的采访笔记誊写了一遍。我以为，只有这样，才保留了受访人所讲述的原汁原味。面对四十多年前的采访笔记，细品受访人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精彩回忆，令我惊奇、振奋、神往。

我出生于1941年农历二月初一，关于三十年代的故事只有耳闻，并无体验。也许，这是命运使然，不经意间，刘志丹的地下交通员马驿闯进了我的心灵世界，成了我一辈子难分难解的“情结”。

马驿，比我的母亲还年长三岁。按陕北农村的规矩，是我母亲的娘家侄子，叫我妈妈大姑。他是绥德县辛店乡李家梁村人。这个村子离绥德城很近，与我出生的清涧县郭家咀村也不过一山之隔。

马驿，一个地道的陕北农民，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用同桂荣的话说：“土地革命时期，马驿同志多次传递过陕北党组织和刘志丹之间的重要信件、情报。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忠诚的红军战士。”这位传奇的地下交通员，原名马鸿喜，代号“公鸡”。后来一位有文化的共产党人，根据他的特殊工作，起名“马驿”。他背着妻子亲友，担着“不务正业”的冤名，做了刘志丹的地下交通员。

我们那个地方，红得很早。早在1927年10月12日，就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1935年前，我的父亲曹树贵在地方上搞“扩红”工作。1936年春，他直接参军，成了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的战士。父亲跟随刘志丹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东征，并亲历了刘志丹壮烈牺牲的“三交战斗”。年仅32岁的年轻将军，划上了生命的句号。毛泽东为他题词：“民族英雄，群众领袖”！

一

马驿：那年秋天，黑豆还在地里长着，高粱还笼在山坡上。一天半后晌，我正在李家梁水井畔担水，刚从井子路上过来，看见一个人汗淋淋地向我这边走来。这人叫康子贵，是清涧县淮宁湾村木沟湾人，小商贩身份，经常担个担子。他是绥德县委与我单线联系的地下交通员。他给我招了下手，见四下无人，我便放下水桶走过去。他低声对我说了一个情况：今天上午，他到田庄街的饭馆里吃饭，两个白军军官也在那里吃饭。两个人喝酒已经半醉，一个还给另一个斟酒，那个说：“不敢再喝了，今晚有任务！”

这个说：“有个屁任务！”

那个说：“真的。刘志丹这几天一直在山后曹家塌沟里活动。今晚要去吃掉他！这个红匪的脑袋可值钱哩！……”

康子贵说：“通往那里的道路一定封锁了，所以你绕道去送这个情报。”

当时，田庄驻军是国民党84师高桂滋的一个旅，旅长姓刘，外号叫黄虎子，有歌谣：“黄虎子，本乡人，捉定老百姓从来不容情！”

田庄到李家梁25里，李家梁离曹家塌20多里。我把水担一放，家里饭还没有熟。我吃了一碗冷饭，拿了一个小镢头和一根背绳，便走出院子。家里人问我到哪里去呀？我说上山砍柴呀。走到后沟，临上三口墕山时，碰见我们村的何玉俊，小名叫刘成，是个破产地主，一副老洋烟瘾。他问我做甚去呀？我说上山背柴。翻过山，下了沟，寺岔庙上照庙的胡老二打夜钟。天已经黑了，空旷的山谷，不时传来古刹钟声……

我心里想着刘志丹和红军战士的危急，一个人走夜路，不孤单，不害怕。村里人说我就一样本事——“憨胆大"，狼来了不怕，鬼来了也不怕。

走郭家咀、驼巷沟里进去，庄稼人都藏了，一个人也没有碰见，只听见河槽里河水哗哗的流动声，村庄一片寂静。到了曹家塌，已经半夜，村头的哨兵挡住了我，我说送信的，哨兵叫来一个红军干部，派了两个护送我去找刘志丹，不时遇到站岗的战士。那晚上的口令是：月亮。啥人？自己人！

紧走二三里，在徐家圪崂村的一排石窑前，见到了刘志丹。我向他传达了口信。当即，刘志丹就发出了向东山转移的命令。我还和刘志丹在窑里啦话，已经听见徐家圪崂前后几个村都响起了集合的哨音。鸡叫前，所有队伍都安全转移到卧虎墕山上了。这时，才看见白军从曹家塌对面山上扑了下来，漫无目标地乱放了一阵枪。

当时，部队、百姓都已安全转移，敌人什么也没有捞到，又不敢追击。刘志丹在卧虎墕山上集合了部队，在队列前表扬了我。他说：同志们，今天就是这位小同志及时送来了情报，保护了群众，保护了部队，保护了革命！老刘随即布置了作战准备。

战士们散会后都忙着做战前的准备工作。老刘又把我叫到跟前说，给你一个新任务，给马文瑞同志去送一封信。当时，马文瑞在陕甘边的下寺湾红军干部学校。

刘志丹把信递过来问我：“你装在哪里？”

我抖了抖我的“千层裤”，装在裤腰下紧贴肚皮的补丁角里，只要我在，信就丢不了。

刘志丹摸了摸说：“好，摸不着。”

临走时，他又让通讯员从他的提包里取出两个高粱面窝窝头，塞在我怀里，微笑着送我连夜上路。

（采访地：延安凤凰山麓105号文艺创作研究室，1979年11月15日）

二

马驿：我受刘志丹的委托，从清涧曹家塌出发，去下寺湾送信。为了避开白军的关口，我没翻九里山，直接从大碾河村翻山，经店则沟，到达清涧县大佛寺。县城里有白军，只好从十里铺脑畔山上去，连翻几架山，到了延川县黄家圪垯。根据刘志丹的嘱托，还要绕开延川永坪和延安的姚店、李家渠几个重要的站口。我决定提前淌过延河，朝西南前行。

过河前，我从康家沟出来，正好碰见一个老汉背一背庄稼朝前走。正愁没有个掩护，见了这位老乡，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许多。我紧走几步说：“大伯，你是哪个庄的？”他说姚店的。“你的庄稼，快叫我背上。”大伯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娃呀，你到哪去？”

我说：“河对面后沟有个亲戚去看呀。”从啦话中我感觉到姚店驻有白军。还没到村口，下川里上来两个白军士兵，一个枪上挑两只鸡，另一个怀里抱个大南瓜。见我们是受苦的，没有问啥就走了。

躲过这个关口，我独自一个人拐进一条梢沟，漫山遍野黑压压的梢林，前无村，后无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梢林，真有点害怕。正在发愁，忽然听见一声鸡叫，觅声而去，见半山腰上有一个窑洞，还亮着火星儿。跑过去一看，住着一个老汉。老汉听我的口音是绥德人，很热情，认了老乡。他是横山逃荒下来了的难民。他要我叫他干大，我爽快地答应了，当场给他磕了三个头，放开嗓门叫了声“干大”！

我和他啦了一夜话。他说，这条沟里还有好多地，没有地主，只要有苦就能打粮食。他叫我跟他住下来种地。我说家里有老人离不开。他问老家可有红军？我说有哩。他说：“那你怎不去当红军？胡跑甚哩！”我会意地笑了，说：“一天没吃饭了，肚子饿得厉害。”老汉端出来一盆黄米干饭，圪尖戴帽给我舀了一大碗，一点菜也没有。他又在一个破瓦罐摸了半天，才摸出了一点儿盐面面，放在一个小碗碗里给我端了上来。

第二天，我赶忙吃了饭，临走，他又给我拿了十几颗洋芋。他说森林大，没人家。吃不上饭，你烧得吃几颗洋芋。我从李家梁出发时就带一根麻绳，一个破口袋，既是伪装，又是过夜的铺盖。老汉送我走进了梢林，我一直向西南方向走。一阵翻山，一阵过沟，一天看不见一个人，饿了打堆火烧得吃几个洋芋，渴了吃几个酸枣，或者野杜梨。走路时，脚下不时窜出来一只野兔，飞起几只野鸡。半后晌我正从一个沟里往出走，忽然一只豹子向我走来。头天晚上，“干大”给我讲过，狼来了，要用棍子溜地左右打;碰见野猪了要左右闪;遇到豹子千万不敢喊“豹子”，咳嗽几声，豹子就会离你而去。我壮着胆咳嗽了几声，豹子果然走开了。晚上，我无地方去住，就爬上一颗大榆树，骑在树杈上打个盹儿。孤山旷野，不时传来野猪、豹子和狼的吼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后半夜，天冷得树上待不成，我就在树下眯阖一会儿。早上，等太阳出来，才能辨认西南的方向，继续赶路。从曹家塌出发，已经走了四天。

这天下午，在离下寺湾二十多里路的一条“花豹山”的拐沟里，我找到了红军干部学校，把刘志丹的信亲手交给了马文瑞同志。

马文瑞住的地方背靠山坡，从外面朝里看是房子，走进院子，才知道是加了房檐的土窑洞。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子和两条长板凳。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亲自把放在桌子上麻油灯拨亮，让人给我送来一盆子黄米干饭。

马文瑞天生一副“菩萨相”，一见到他，就有一种无缘无故的亲切感。他对我说：“小马同志，咱俩既是绥德老乡，又是马姓一家子。”那天晚上，马文瑞安排我在学校住宿，害怕我受凉，将两个棉袄搭在我的棉被上。本来，他要我在下寺湾休息几天再走。我说还有任务，第二天一吃早饭就动身返回。临走时，马文瑞让人给我装了两碗炒黑豆，作为路上的干粮。因为不带重要文件，马文瑞给我划定回家的路线。

这趟出差一路顺风，只在返到清涧折家坪时遇到一点小麻烦。听说镇上驻有白军，我就绕河湾前行，不巧碰上了一个遛马的白军，把我挡住，拷问我从哪来？是不是“探子？”我说白家岔的。我让他看手上的老茧，他才信了我是受苦人。他让我铡了一后晌马草，又叫我去担水，我说饿了，要吃饭，不吃饭饿着肚子担不动。他们给我管吃了一顿饭，我担上水桶走到井边，见左右无人，丢下桶担就跑，第二天安然回了家。

（采访地：延安凤凰山麓105号文艺创作研究室，1979年11月24日下午）

三

马驿：一天，马明方的秘书让我马上去领任务。我立即跑去，马明方亲自布置我给刘志丹去送信。但刘志丹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准确地方，只是说，大约在富县、甘泉与甘肃交界的什么地方。为了信件万无一失，他叫人把这封信放在一节芋子杆里，然后蒸在馍里。这是一种高粱、糜子面混合磨成的面粉，又粗又黑。

当时，天气还很冷。我穿一个半截子破皮袄，组织上给我准备了十包火柴，四五斤花椒，三斤茶，一杆小秤和几十元白区使用的钞票。对这封信的送达，组织上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只有那块石头一样的硬砖茶比较麻烦，他们帮我用锯子锯成许多小节。所有的货物，分别放在两个柳条筐子里。我这次的身份是乡下的货郎担。我把担子担上走了几步，众人都说真像小货郎！我开玩笑说：这个小货郎，就差个拨浪鼓了。我挑着货郎担，经真武洞南下，从沿河湾翻山，朝西南翻到高桥，刚进村就碰上三个联保人员，两个穿黑衣服，另一个戴士兵帽，他们恶狠狠地叫我站住，检查了我的全部货物。一个兵抓了一把花椒，另一个又要拿走一块茶。我说：“好老总哩，不敢再拿了，小本生意……”还没等我说完，那个家伙就在我屁股上戳了一棍，抢走了。那几个又粗又黑的黑馍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说：“没见过这么穷的一个货郎担！”

我担的货物一直不敢卖，饿了，用两盒火柴换碗饭一吃，有人要买，故意把价钱要得很高，怕卖完对工作不利。

我第二次到了下寺湾，找到区政府，正好碰上刘志丹的三弟刘景儒，一见面我便对他打招呼：“啊，这不是景儒嘛？在芦子沟我们见过面。”

景儒说：“今天怎在这儿碰见个你！我们家那条看门狗咬了你的大腿！”说笑着刘景儒在我肩膀上美美地捣了一拳头。

我问他知不知道志丹的去向？他说：“不知道，咱们去问我大嫂。她住的离这儿不远”

按刘景儒的指点，我们顺着洛河向上走了四五里路，拐了一个弯，就到了刘大嫂的家里。

一见刘大嫂，她就认出我是送信的“小马”，她怀里抱着力贞，坐在炕楞上和我啦话。另外一位中年妇女我不认识，刘大嫂介绍说：“这是我二嫂，饭做得比我好！”不一会，饭就做好了，是热腾腾的荞面搅团。我几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荞麦搅团浇酸菜汤真香！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老碗。

我对刘大嫂说，“有封重要的信要送老刘，有没有他的消息？”她说：“十多天前，有人说他们在华池一带。”吃完饭已经半后晌，刘大嫂留我休息一晚上再走，我说：“任务急，还可以赶二三十里路。”我给刘大嫂放下十来盒火柴，刘大嫂一直送我到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