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旗帜和方向

法国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著的《知识考古学》，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以此学理观察，文艺的旗帜和方向也有个形成的过程，在梳理中考虑远因和近因，发现党的历史上关于文艺工作的四次重要会议就是党的文艺方向发展史。具体讲，一是“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会议，建立了党领导的文艺组织。二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后来发展成“二为”文艺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基石。三是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转折点，指出了全国文艺的新方向。四是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探寻出新时代文艺的灵魂——文艺要传承培育中国精神。

“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与党的文艺方向雏形

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从瓦窑堡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城）。在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埃德加·斯诺在苏区作了近4个月的新闻采访。就在这时，刚刚结束了南京牢狱生活的左翼作家丁玲来到了这个“赤色之都”。中宣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中宣部代部长凯丰致欢迎词：“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接着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也都发了言，周恩来发言说：“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

这个欢迎宴会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也被邀。席间，毛泽东向丁玲介绍说：“这位刘嫂子，在陕北可有名啦！”丁玲说：“我来后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你刘嫂子。”毛泽东笑着说：“这就是她的官衔嘛！”“刘嫂子”这三个字像“刘志丹”三个字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祖国建设时期，成为一种高尚情操的精神符号，像恒星照耀在陕甘大地上。毛泽东夫人贺子珍比同桂荣小五岁，她们情同姐妹。贺子珍生毛娇娇时，是毛泽东叫同桂荣去接生的。贺子珍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解放初，同桂荣收到已经改名叫李敏的毛娇娇托人转来的一张照片，背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欢迎宴会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正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这里要补闲一下：丁玲是湖南临澧人，她在1919年从先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入岳云中学就读。提到周南女子中学、岳云中学，大家就不由会想到杨开慧，她就读周南女子中学时，串联福湘、周南女中5名女同学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在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毛泽东在陕北见到杨开慧的学妹丁玲，难免不勾起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痛”与“怀念”——“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关于“骄杨”两字如何理解？章士钊曾请教毛泽东。他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短短的一句话，痛失骄杨之情，溢于言表！1963年9月，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请毛泽东抄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以留作纪念，毛泽东提笔写成“我失杨花君失柳”。两人疑惑地问：“不是‘骄杨’吗？”毛泽东答：“称‘杨花’也很贴切。”“杨花”，表达了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恋。好，回到这次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的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到的作用，看作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

关于文艺协会，在酝酿、发起时，最初的设想和提议，侧重于筹组一个自发性或个人性的文艺俱乐部，以便爱好文艺的人定期聚集在一起研讨文艺问题。经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组建“苏区文艺工作者协会”。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等领袖出席。大会上，毛泽东提议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他在讲话中说，“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当天的《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明确指出：“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如果在党的理论建设中再追溯，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发表《庶民的胜利》，论述“庶民”——劳苦人民大众成为国家主人的正当性。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表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并且与工农大众结合。由此可以说，从建党伊始，到毛泽东、党的机关报提出、确立“工农大众文艺”的思想，这便是党的文艺方向雏形。

11月30日，《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发表《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又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已有近十年的历史，各种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虽在炮火连天响的残酷战争中，但均有极大可观的成绩。唯有文艺建设方面，在‘战争第一’的任务下，还未能有极大的创造。”“它的工作任务在苏区是训练苏维埃政权下的文艺工作人才，收集整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的材料，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小说、戏剧、诗歌……在全国则联络团结各种派别的作家与文艺工作者，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领导。”

1937年5月，随着陕甘宁特区政府的建立及其军队“合法”政治地位的取得，延安成为大批具有自由理想等进步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心，很多专业性文艺团体和组织，专业性的文艺刊物也陆续出现。党为了适应新的历史及政治境遇，并在文化及文艺方面与“国统区”相对峙而筹组的一个新的文化及文艺联合会组织机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1937年11月成立，替代了中国文艺协会的任务。文协编辑《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文艺》《文艺战线》等文艺刊物，还先后组织派遣了六个由毛泽东定名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分别奔赴及活跃于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晋西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以建立战地文艺通信网络，编写战地通讯报告，培训抗战文艺骨干，组织根据地文艺宣传活动，以及搜集整理各地民间文艺材料等，使边区文艺工作者们通过种种切实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实践，不仅思想及作风等方面得到了真正的磨炼和提高，同时，也使他们的文艺创作及其审美趣味，开始和工农兵大众有了初步的接近及融通。

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鲁迅精神”。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鲁迅“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继而又指出：鲁迅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分别论述了鲁迅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三个特点，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由此概括出伟大的“鲁迅精神”——文艺战士的精神象征。

1938年9月，“救亡协会”负责召集延安的专业性文艺团体和组织，成立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刘白羽在报告筹备经过时指出：“文联的任务是在抗战的形势下，选拔文艺干部、供给文艺食粮、建立抗战中的文艺理论。”会后，《新中华报》发表了《我们的文联成立了》。

1940年年初，边区文协在延安隆重地召开了历时九天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正式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演讲，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篇演讲从理论及方法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任务及其目标，不仅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具体的部署，而且标志着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延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苏区，还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文联或北方文联）、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或称晋冀鲁豫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等著名的文艺组织。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确立党的文艺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被史学家称为党的文艺方向奠基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前前后后我就多和大家讨论一些，尤其有关史实的细节。

1.为什么开这次座谈会

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到延安的文化人，用毛泽东1944年春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是个大概的数字，他们大多数是来延安投奔光明的，这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好多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

中共中央为了尽快培养这些青年学生，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三四十所学校，也组建了西北抗战服务团、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开展诗歌运动等广场文艺活动，并且对外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可以说，从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活跃的时期。

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参加群众文艺活动并关心文艺的发展，如：据《柯仲平纪念文集·评传卷》记载，1938年5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印刷厂的文艺晚会上，柯仲平最后一个上台，朗诵他刚创作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朗诵完第二章感觉时间已晚，便弯腰问前排的毛泽东说：“毛主席，我看算了，时间不早了。”毛泽东回头看看身边的观众，问：“还有多少？”“还有一章。”“朗诵下去。”朗诵完后，毛泽东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风的。怎么样，稿子让我拿回去看看。”第二天把稿子派人送回来，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毛泽东”。又如，民众剧团成立后，柯仲平去找毛泽东要商讨好的经费，王首道告诉他说：“开会，毛主席正在发言。”柯说：“有要事，不能再等了。”“那，你写个条子。”柯仲平写了张条子：“我来了，谈你上次给我谈的事情。”毛泽东在条子上批了三百元。

在史料里，可以看见中央、军队的领导经常参加文艺界的集会和活动，而且都会发表演说阐明他们的文艺观点：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道：“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番苦功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0月14日，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学习”部分集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39年5月，毛泽东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朱德总司令在鲁艺两周年会上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

从上述摘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毛泽东和党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二是知识分子在来延安之前，带着理想化，觉得什么都好，来了现实并不是都符合他们理想的，就什么议论都有了的具体表现。尤其明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