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作家朋友

袁广斌，陕西富县人。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延河》等。

多年以来，由于工作和个人爱好的原因，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作家。这些作家，有的已入耄耋，有的刚过而立，但大部分都是在具有“作家”身份后，才与我相互认识的。而在这些人之外，却有几位当代优秀作家，或为我的中学同学，或为我的大学同窗，或为我的部门同事，在与我相识之时，均无“作家”名号。但我，却对他们推崇有加，不能忘怀。

倔强而浪漫的李建军

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期的时候，我考入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书。最初的一年，我与李建军并未相识，因为他高我一个年级，并且不在同一栋教学楼上课。

待到上了大二，班上共有五十位同学，每七人一个宿舍，自然就多出一个人来。我便主动报名，要求住在由不同年级和不同班级同学组成的混合宿舍，因为我觉得不同文化杂交，可以结出更饱满的果实，非同班同学共住，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我们那个宿舍，分配了比我高一个年级和低一个年级的各三位同学，外加一个“承上启下”的我。

就这样，我和建军成了舍友。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是一位标准的书生，戴副眼睛，肤色显白，略感文弱，只是唇上一抹短髭，漆黑而倔强，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住在临窗的左侧下铺，他住在靠门的右侧上铺。绝大部分晚上，他都是在楼门即将上锁、宿舍即将熄灯时才回来，手里握一本与我们所学版本不同的文学理论教材，或者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著作。

日子久了，与他攀谈起来，才知道我们俩还是一个县的同乡，尤其是他的弟弟，竟然是我高中时期一位要好的朋友。

日子久了，我还发现他不光髭须透出一股倔强之气，为人也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不服输，不轻易改变观点，不止一次地因为某个文学问题，与舍友争得面红耳赤。

从他的同班同学口中，我得知他不仅学习刻苦，还与班上一位女生处于热恋之中，爱情学业双收，鱼与熊掌兼得。

他在大学三年级就考上了研究生，没有大四经历。据说在我们那所学校，提前一年考取研究生，他是开先河者。

而我和他，也只有一年的舍友缘分。从他赴北京读研开始，我们有长达16年时间未曾谋面。

2002年11月中旬，著名作家路遥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他回到大学母校，参加相关学术研讨和纪念活动，我们才终于有机会一起观校景、叙旧情。在那次研讨会上，他作了题为《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的学术报告。他对路遥和路遥作品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都在不停地发表关于路遥作品的研究文章，比如路遥与陕北，比如路遥与史铁生，比如《平凡的世界》里的重要人物田福军，等等。大学时期，他们班的教室，就是路遥当年上大学时的教室。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在那个教室学习了一年。

那次见面时，他送给我一本之前两年出版的专著《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回到北京，他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回顾了我们的友情，并感谢我给他照了很好的照片。

最近几年，他又多次回母校，参加校庆和路遥纪念活动等。建军是个怀故认旧的人，前年冬天回母校参加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他还给我带来了厚重的著作《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去年夏天他再次回延安，我接机、送机，并主持了他的报告会。临别时，他从皮箱里拿出上下册的、已经为我写好题赠的《重估俄苏文学》，庄重地递到我手里。而我，随后花了整整三个星期，才读完这部皇皇巨著，大幅度升华了自己对俄苏文学的认识。

很钦佩他能一篇一篇地在高端乃至顶级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并且一本一本地出版专著。在我看来，开展学术研究和从事文学创作不一样，需要大量地、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读书、阅刊、览报，需要认真地、缜密地思考和总结，然后一字一句地写作，一遍一遍地修改。建军又是那种做大文章的人，几乎每篇作品都是洋洋万言，所付精力自不待言。当然，建军一直以其阅读之广泛、知识之精深、观点之犀利、文辞之优美、文气之浪漫、用典之雅致，令我深深折服。他的作品，既有西方语言的抒情色彩，又有古代汉语的准确遣词，处处飘散着浪漫气息，时如小桥细流，娓娓而来，时如风暴怒江，恣意而去，以致于我每次都把他的论文当做散文来读，往往两三个小时都不肯释手。

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回味儿时不知吃过多少遍的家乡美食，怀恋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的风物与人情。他极不喜欢惯常的各种应酬，但每一次回到延安，却都想回老家看望兄弟姐妹和曾经的邻居故旧，多看几眼故乡的山川地理，并为父母的坟头添纸培土。无论哪一次陪他回到故土，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情怀与浪漫、留恋与不舍。

有挚情的人，才能写出挚情的文章。

灵活而执着的陈仓

1999年8月，由于一家报社的招聘，我和陈仓成了同事。

那是一份在整个西北地区运行最好的都市报，在它最辉煌的几年里，大街小巷捧读者无处不在的情景，至今都令我留恋和难忘。

我和陈仓进入的是同一个部门，叫特稿部，采写或编发一些几千字的大稿子。几乎每天，报纸都会给我们部门一个整版的版面。陈仓是一个并不躁动的人，他总是长久地坐在电脑跟前，半天一动不动。

我们分别在报社南边几百米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相互之间的距离仅有100多米。陈仓租的房子比我的要好一些。白天总是很忙，十几个人的大办公室，各人在忙各人的事情，只是偶尔会有人说两句打趣的话，调节一下气氛。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加班，我们几个事实上的单身男女，会经常去陈仓的租房里，喝茶、聊天或者打扑克，红火异常，热闹非凡。

那时年轻，心思都不在茶上。所谓喝茶，无非就是往纸杯里撒进几粒任意品种的茶叶，用水冲一下，然后边喝边聊边加水，与我现在早晨红茶上午绿茶下午白茶晚上黑茶的苛刻要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至于聊天或者打扑克，都是纯娱乐。

有一天晚上，只有我和陈仓两个人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诗歌，谈到了小说。

都是一些做过文学梦的青年，谈这些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那是一个诗歌和小说无人阅读的年月。

陈仓拿出来一本《星星》诗刊，那上面有他不久前刚刚发表的一组诗。我至今仍能记得里面最经典的一句：“给我一把星星，让我吹灭。”仅凭这句诗我就知道，陈仓将来必定会是一位优秀诗人。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还谈到了小说。陈仓另外拿出一本期刊，叫《佛山文艺》，那本杂志上，有他刚刚发表的一篇小说。那篇小说同样写得很好，好像开篇是关于地震的，写得富有魔幻色彩。只是时间太长，我忘记了具体的情节和细节。陈仓对《佛山文艺》的印象很好，建议我也向这家期刊投稿。几天以后，我把几年前写的一篇小小说投了出去，不久之后就刊登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夜深了，陈仓让我就住在他那儿。我们躺在床上，又聊到了各自的经历。因为是周末，第二天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

过了几天，我把陈仓的诗在部门里读了，陈仓也就诗歌谈了自己一些观点，部门里的所有人都很赞赏他的诗才。我们的部主任，一位姓张的青年，还在电脑的写字板上画了两幅图，一幅叫《陈皮交友图》，一幅叫《给我一把星星，让我吹灭》。

“陈皮”这名字，是我给陈仓起的记者身份笔名。有一次在办公室，陈仓问我在发表新闻稿时用什么笔名好，我想了一下，说用“陈皮”吧，因为陈皮作为橘之皮，性温，可健脾理气，对人的健康有诸多好处，而陈仓性格亦算温和，能给大家带来诸多欢乐，所以我觉得很贴切。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笔名，陈仓还挨了一次批评。那是9月或10月的一天，陈仓写了一篇消息稿，发表在报纸头版，用的就是“陈皮”的笔名。报纸发行后，稿件受到了关注和表扬，笔名却受到了批评。主管采访的总编辑助理认为这个笔名很不严肃，与我们那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不相匹配。陈仓胸有大志，挨了批评也不喊冤，只是默默承受着。为此，我却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仓有一部摩托车，或者就是电动车吧，单位没事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城里兜风。他到省城比我早，对很多地方都很熟悉，摩托又骑得有水平。那时我不会骑摩托，更不会开车，对他很是佩服。我至今都记得他带着我疾驰在南二环上，迎面吹来的风撩起他的头发，从背后看，酷似狮子的鬃毛。

我在那家报社只待了半年多。我们那一批，当时有300多人应聘，只有80人过关后进入实习期。实习期满后，又只有大约30人被报社确定为正式聘用人员，我和陈仓都进入了这30个人的名单。

陈仓留下了，继续走在他向往的道路上。而我，一个比陈仓大几岁的没有出息的人，却忽然惦念起原单位正在向我招手的处级岗位，以及已经开始挖地基的单元楼房。于是，我向报社递交了辞呈，重新回到了原单位。

十多年过去了，我与陈仓天各一方，一直没有再得到他的消息。直到2016年年底，偶然翻开自己订阅的《人民文学》，忽然在头条看到了陈仓的小说《地下三尺》。我埋头阅读，看到了主人公陈元，看到了文字中提到的陕西塔尔坪，联想到他的原名陈元喜，联想到他的故乡陕西丹凤，我确定，这个陈仓，无疑就是我的朋友陈仓。更为惊喜的是，一个多月后，我又在自己订阅的《中篇小说选刊》上再次读到了这篇小说。于是我打开电脑，下载了他最近若干年来发表的主要的作品，并逐一进行了阅读。

失去联系这些年，他发表的作品数量之多，简直令我眼花缭乱。他的作品，时有惊人之语和神来之笔，以及意想不到之情节。尤其是《父亲进城》《女儿进城》等作品，我都是一口气读完的。

我知道，一个重要作家，已经推开中国文坛的大门，并且撩开风衣的两摆，大踏步地朝前迈进。

去年，我又在自己订阅的期刊上，读到了他的中篇小说《桃花铺》。本想给他打电话谈谈感受，却发现手头并无他的联系方式。想到他一定极忙，也就没有着意向其他文学圈朋友打问。

忽一日，偶遇从上海来延安报道一场大型音乐会的《青年报》记者刘昕璐，问她是否认识陈仓。她并未作答，只是莞尔一笑，便直接用手机拨通了陈仓的电话。

就这样，在时隔22年之后，我终于再次听到了陈仓的声音。

勤奋而多艺的高鸿

我与高鸿出生在同一条塬上，两村相距五里路。村子的右边，都紧挨着210国道。我小时候，这条路不叫国道，叫西包公路，从西安直通包头。更早的时候叫什么公路，我不得而知，只知道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十几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关于塬，我经常得略微费点口舌，向朋友们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地理概念。我总是向他们说，塬是山上的平原，是被削掉齐腰以上部分的山，是男子汉伏在大地上熟睡时平展展的脊背。塬有大有小，大者方圆数十公里，小者长宽仅有里许。塬的形状不一，有的形同一柄宝剑，窄而且长，我的故乡交道塬就是一条宽约一里、长达20多里的窄塬，一条公路从塬的中心穿过，串起沿线两边10余个村子;有的状如叉开五指的手，从我们村子西望，几十公里开外，就有一条塬名曰中指塬;还有的宛若树叶，线条优美，饱满雍容。

虽然我与高鸿的家相距非远，但直到初中毕业都互不认识。我的姑姑家与高鸿家只隔一条公路，分属一个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直线距离也就三四百米左右，而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姑姑家的常客，因此，我和高鸿小时候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而是缺乏相识的机缘。

我上高中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开始，学制还是两年。高鸿长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但教室离得很近。因为来自同一个乡镇，也因为语文成绩都很突出，所以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那时住的宿舍，是那种一排二三十孔的单层窑洞，面朝东方;而高鸿为了住得好一些、打扰少一些，就自己想办法，借了不知道哪位老师的办公室。那是一长溜南半边供教师办公、北半边供女生住宿的砖窑或者石窑，与我们男生宿舍位于同一条线上，只不过中间被一条通往后山的坡路隔成两段而已。

那时的学生，许多人都会吹拉弹唱。每天下午吃完饭，晚自习尚未开始，笛子、二胡、口琴、小提琴、手风琴的杂乱合奏便会迅速响起。笛子和口琴，我小时候都学过，但都不是强项，唯有嗓音天生与众不同，故而每天撂下饭碗，就在宿舍里面或者门前，放开嗓子高歌，所唱无非当时的流行歌曲，却总是引来周围宿舍诸多同学的围观与应和——很奇怪那时为何如此没有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