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行之士

作者: 朱鸿

朱鸿,陕西长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西部心情》《夹缝中的历史》《关中是中国的院子》等。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

陈绪万先生

乍闻陈绪万先生逝世,我感到惊诧,也不免难过。旋想,85岁,高寿了,遂不觉惊诧。尽管如此,我仍一次一次地念到他,也一阵一阵地难过。

实际上我和陈关系算不上亲密,往来疏矣。悉居城南,两宅颇近,然而过年不走动,平常也不会食,甚至问候也不频。不过在我心里,有他的位置。我相信,在陈的心里,也有我的位置。一次,我至大兴善寺西路一家古玩店看玉,掌柜的蓦然笑着说:“一个姓陈的老者,在我这里夸你呢!他告我:你是他的学生。”我立即响应说:“陈绪万先生!是的,我是他的学生。”

先生初为语文教师,辗转于西安的三所中学,之后,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出版教育类图书。1984年,我分配至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样,遂成为他的同事。然而不熟,因为我是文艺类图书的编辑。不知我是怎么认识先生的,也许是在出版大院的食堂用餐或浴池洗澡,自然而然地交流起来的吧!那时候,总是集体活动,彼此从陌生到熟悉还是容易的。先生1938年出生,属于前辈,不过齿历并不妨碍思想的互相沟通。越明年,成立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他随之离开了出版大院。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是一个敦实的人,讷于言,笑起来微微露牙。不过目光直射,温和且风趣,有一种狡黠、机智和聪慧杂糅的气质。一旦接触多了,遂发现先生天资仁慈,能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先生执业21年,累迁总编辑,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并有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之称号。过去他常说:“某某某的稿子我发了!我准备发某某某的稿子!”编辑固然是一种权力,不过先生始终视发稿的权力为公器。尽管出版社在陕西一隅,但先生的文化视野却广有天下。年龄不分大小,性别不分男女,观点不分左右,身份不分贵贱,交游不分远近,只要著作能启民智,且有市场,他便大笔一挥:发稿。即使图书的出版还有范围,先生也能突破规定,大量推举陕西作家的作品。先生有容乃大,素来深受陕西作家的敬重。

陈绪万先生向怀文才,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的时候便有散文发表,之后著作更丰。他所撰或主编的图书,获得过北方15省优秀图书奖、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金象奖和全国第三届优秀图书奖。

29岁那年,我顿陷峥嵘的日子。不过文学表达还在我的掌握之中,众贤者也在继续支持我。我需要奋斗,才能不失尊严地在世界上活着。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峰主脑,陈凡兄为责任编辑,1989年7月,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出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联耀援助,钟晶晶女士为责任编辑,1990年5月,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出版;陈绪万先生约稿,王志章先生为责任编辑,1991年2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销行了我的第三本散文集;陈绪万先生首肯,田和平兄为责任编辑,1993年8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销行了我的第四本散文集;金平先生约稿,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4月出版了我的第五本散文集;由刘成章先生联系工人出版社总编辑南云端,为中国西部作家出版了一套散文丛书,其中有我一本,庞洋女士统筹,梁光玉先生为责任编辑,属于我的第六本散文集。至此,我重整生活,怀疑着,批判着,然而也由衷地保守着对生活的热爱。

在我需要的时候,众贤者帮助我实现了愿望,这鼓舞了我的人生。也许对他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工作而已,但对我,这却是一种恩情。不忘他们的支持,永远不忘。他们的姿态、声音、语速、目光和神气,至今皆处于非常清晰的程度。陈绪万先生身着毛料西装,戴着茶色眼镜,笑着说:“行么,没有问题。”他连续出版了我的两本散文集,31岁一本,33岁一本,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感谢先生对我的信任,有时候我会悄然而问:先生为什么那样相信我呢?

先生雅好文物,收藏有古玉器。退休以后,似乎逛古玩市场的机会更多了,我在八仙庵、朱雀路和大兴善寺西街都碰到过他。他聚睛敛容,徐徐移步于地摊之间,若有发现,便蹲下细审。不过他显然以消遣为主,进货少了。

有一年,叶舒宪想欣赏一下陈绪万先生的古玉器,我就联系先生,到了陈府。先生鼓腹而坐,言语燕燕,一一展示其宝。兴之所至,会来一段淘宝的故事。临行之际,入室取一方瓦当赠我。

2019年孟冬,我和先生相逢于西市,不禁莞尔。我喜悦,拿一件西周的咬尾龙示他。先生高兴,从怀里掏出一件瑞兽示我,说:“我现在佩戴新的。”是和田白玉,温润之至。我轻轻摩了摩,赞而归之,遂道别,各转各的。三年未见,先生竟溘然长往,我一时只能仰天喟叹,俯地唏嘘,环顾四周而摇头。

朱文杰先生

我和朱文杰相见很早,起码也有30年了。

那时,我在出版社工作,他经常来这里。朱文杰声音沙哑,也颇低沉,似乎内气不足,或是一种修炼的方式,也未可知。他走进编辑部,也是缓缓地,悄悄地,扑扑嗒嗒,身体不以步入而发响。他近视,戴着眼镜。他的个性表现在头发上,很长,几乎盖耳,盖脖子了。大约60岁以后,他的个性发扬光大,竟蓄起了胡子。两鬓不长,下巴长,山羊胡子。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脸大,一旦留了胡子,尤显特别。

不知何故,几年之后,朱文杰又剃了胡子,遂原形再现,仍是我在出版社工作那时候的样子,甚至也没有多少老相。

凡事我有自己的理解,且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轻易修正。肉食者未必正确,这让我怎么接受。命我照办,不快遂谏。我得罪过处长,也得罪过社长。我的顶碰明目张胆,过分了。还好,这些领导者皆存怜悯之心,并未加害我。

不知朱文杰有何妙招,他竟是众官的座上客,往来如鱼得水。他几次对我说:“我告某某某,要善待朱鸿。”虽然我并不追求调解和照顾,不过我相信朱文杰会这样做,且感谢他。朱文杰还说:“朱鸿不主动惹人,但你也别逗他。你逗急了,你就明白了。”我莞尔而笑,觉得舒服。

这些皆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我是幸运的,感谢天!

只要文学活动是朱文杰张罗的,其必会召我,且说:“有货呢!”并非所有的劳动非要报酬不可,义务劳动也是可以的,且很愉悦。不过凡朱文杰答应有贺,他无不践诺,如数送达。

朱文杰长我12岁,当然是兄长。兄长在乎齿历,也在乎其义士风格,我还是钦佩这位兄长的。他也对朋友说:“朱鸿认我呢!”

在文学界,朱文杰不居要津,也没有高位或桂冠,然而他的所为如春雨,渐渐润物,立其德,立其功,立其言。反之,居要津者,坐高位者,戴桂冠者,也可能名不符实,甚至会沦为钓誉之徒。

朱文杰以诗称著,出版诗集多种。意象别致,哲理深入而浅出。他老当益壮,在古稀之年,转向西安历史文化之考察,并出版志书多部。实地调查,文献征引,遂信息漫延且可靠。此所谓立言;他出谋划策,再三组织文学活动,主编了各类图籍。他有一呼百应之威,文学活动每每花红果硕,皆大欢喜。此所谓立功;朱文杰性格平和,不玩巧舌,也不弄铁拳,然而一向敢言公义,也敢行公义,于是他的所在常常就是恶敛而善扬之所在。此所谓立德。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在这里读小学、中学和大学。1968年至铜川上班,为歌舞团的创作员。未必风流,然而他是知道风流的。1985年携妻返乡,进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其生命升华,于今赫赫。

他初栖大莲花池街,住平房,我频至其家。寒喧之后,遂稗史逸闻,海阔天空。末了,大笑而去。偶尔不遇,其夫人就说:“文杰在办公室,我喊他。”他的女儿读中学,总是沉浸于自己的天地,安静地完成作业。自朱文杰乔迁新居,上了高楼,我便不再登其府上了。平房便于窜门,高楼不易交游,这将深刻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并会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

惠西平先生

认识西平三十余年,知道他一直在陕西出版界工作。三十余年,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出版。

选一个角度观察,可以发现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生能做几件事,一会儿耍刀,一会儿玩枪,反复变换,多数终于失败,当然也有个别成功的,此一种人也;一生只做一件事,或植树,或制鞋,不更不改,多数也终于失败,但有个别却会成功,此一种人也。

西平大约属于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不过很厉害,属于会把一件事做成功的个别的人。

性格对命运的影响甚大,这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最多是微调。西平是一个踏实的人,谨重的人,内敛且低调,没有伶牙俐齿,不善虚张声势,不会颂上奉高,也不敢越轨逾矩。这种人处于现在的中国是颇难脱颖而红,闻达朝野的。然而成功的,究竟也是这种人。时间必将夷漫高台,扫荡浮名,留下的唯有业绩和德馨。

我在1984年入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平早我两年,都从事文艺图书的编辑。走过楼道,我总是看见西平面壁伏案,审稿校稿。聚精会神,安安静静,是非常认真的。他的状态职业感极强,角色感极强。午间休息,他就在编辑部下棋。姜民生和郭继明都逝世了,但当年他们却是西平的劲敌。我不懂下棋,然而能感到他们杀来杀去的乐趣。棋子砸在棋盘上所发出的声音,现在仍有回响,因为青春残存其中。

西平修长身材,遂显高大,但他的笑却有一点羞涩,神情常常是含蓄的。他讷于言,但眼睛却透露其心存智谋,胸中有数。

自始至终,我尚未发现他和谁吵嘴争胜。他能坚守原则,甚至有倔强的一面,不当让的,他绝不相让。有时候他冷静得出奇,镇定得可怕。我曾经为辨一个科长之诬,闯进他的办公室,拍着他的办公桌,指责单位用了流氓。这显然是对太白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冒犯,然而他理解我的义愤,没有反驳,没有发火,也没有计较。

西平善良,懂敬畏,不害人。他既不害悖逆自己的人,也不害实实在在犯了罪的人。这是西平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君子之风也。

西平的父亲有革命历史,遂走了仕途。西平并不炫耀这一点,也不得意洋洋。他的进步不算快,以此推测,其父亲作为资源,也不过是潜在的资源而己,他也并没有大用,甚至没有用吧!

回望西平,他确乎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做编辑做了6年,他才当了编辑室主任,又是数年,才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又是多年,才任陕西科技出版社的社长,又是数年,他返陕西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至2007年,他任社长,已经在出版界干了26年。

在他主持工作的十余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有员工170余人,每年出版图书600余种,其利润近2000万,总资产超4个亿。出版业何其艰难,西平为社长,能做到如此程度,不亦强乎!他固然是一个踏实和谨重的人,不过也是一个胆壮和气勇的人,以创意工作的人,否则不会拍板让关于胡耀邦和高岗的传记行销。

西平有多种荣誉,无不合乎情理,然而2014年秋天所荣获的韬奋出版奖,对西平是一种珍贵的评价,也对他是一种特殊的安慰。因为自大学毕业以来,他把全部的岁月和精力,都投进了这项工作之中,而且贡献巨丰。

我欠西平一个情,不知如何能还。几年以前,一个学生毕业,已经联系到黄河东岸某县中学教书。我觉得有点可惜,便试求西平。我告诉他:我不欠学生的,你也不欠学生的,更不欠我的。当然,如果此学生能至出版社,也许出版社会添一个优秀的编辑,此学生若得你的帮助,其生存环境将大为改善。当然,即使你帮助了此学生,此学生也不能送你什么,因为其家庭很是普通,经济趋弱。如此交流,坦率之至。西平照顾了我的恳愿,给了此学生一个机会,从而成了一名编辑。我至今没有请西平吃过饭,也并未送过茶,送过酒。我估计此学生至今也没有向西平表示过什么,包括一声感谢。此情不轻,还之不易,是指我找不到对应的接口。我不敢忘了此情,更不能假装并未发生什么。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一再当着西平的面对朋友推崇他的善举。实际上当年他径称事不好办,或沉默而去,我也毫无理由抱怨他,因为他不欠谁的一份工作。我经常暗忖,我的学生一定要珍惜自己所坐的椅子,非努力工作不可,否则就辜负了。然而我清楚,我欠西平的,甚至有时候自己会愧怍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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