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画幅相机与早期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尽管有技术上的革新，但格拉菲快拍相机的操作仍然需要很多步骤。每一次曝光，摄影师都要更换新的底片夹、重置闪光灯、扳动快门、瞄准画面、重新对焦、调整光圈，然后在正确的时机按下快门。如果画面处于运动状态，所有步骤就要求迅速完成，一旦摄影师在重新设置相机参数的时候有更好的画面出现，他就可能因为慢了一秒钟而失去机会。

格拉菲快拍相机体形硕大而笨拙，还配备了一个巨大的闪光盘，工作时会从台灯般大小的闪光灯泡中反射出晃眼的光线。很多新闻摄影师在报道过程中制造出喷薄而出的亮光，会让拍摄对象大吃一惊，有时甚至会把他们吓坏。摄影师也经常在匆忙更换刚烧坏但还没冷却下来的灯泡时伤到手指，有时候灯泡还会爆炸，更是添乱。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使用格拉菲快拍相机的摄影师还是拍出了很多好照片。大多早期的普利策奖得主都是凭借他们那些简洁而令人惊叹的单幅照片获奖的，这些照片甚至在外形和构图上跟海报类似。总的来说，这些照片是摄影师精确计算的结果，为了获得一张好照片，他们必须计算已拍的照片数量和几秒后会出现更佳画面的概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节制地使用格拉菲快拍相机显得比任何时期都重要。举个例子，由于（胶片）供给问题，乔·罗森塔尔在报道硫磺岛战役的过程中，拍照时需十分坚定果断，数星期只曝光65次；他那张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竖起美国国旗的照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照片。弗兰克·诺埃尔在救生艇上拍摄的印度海难失事船员的照片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拍摄时他甚至不知道他和他的胶片是否能够幸存下来。厄尔·邦克在拍摄英雄归来的那张照片时，他必须判断哪个时刻最为动人。

学会预测被摄对象的运动趋势，使用格拉菲快拍相机的摄影师才能节省他们的拍摄次数，等待最佳时机。一旦错过关键时机，摄影师就会高喊：“再来一张！”这句话太常听见了，以至于很喜欢摄影师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在向前来参观的官员介绍其白宫摄影师团队时，说他们是“再来一张俱乐部”。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更小巧灵活的35毫米相机就已经出现，并在欧洲逐渐普及开来。因为在欧洲，摄影师倾向于更加私密的摄影方式。美国的新闻摄影师则总体上还是坚持使用大块头的格拉菲快拍相机，他们认为格拉菲快拍相机的大尺寸胶片可以拍出质量更好、更清晰的照片，从而印在报纸上效果也会更好。他们早期的评估并没有错，早期的35毫米胶片拍出的照片常常是模糊的，颗粒粗糙，而且在暗房处理时要非常小心，大画幅相机更适合用来拍日报上需要的那种氛围喧闹的照片。因此，4×5大画幅相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有这些人都在桥上这些破损的大梁上爬行，”德斯弗说，“他们在桥上、上面、下面，进进出出，只是勉强逃离冰冷的海水。”亲眼目睹这样的悲惨事件一定是非常可怕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摄影师开始使用较小画幅的相机。首先是禄来福来（Rolleiflex）和禄来可得（Rolleicord）相机，这两种机型用的是可以装12张胶片的载片盒，拍摄出2.25英寸×2.25英寸的底片。这种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既可以在腰平处，也可以在眼平处取景。这种胶卷照相机流行了几年，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新闻摄影师都转向使用35毫米相机了。

小画幅照相机最开始是被摄影师拿来拍私人照片的，在旷野上拍自己和朋友。当他们积累了经验，生产胶片和镜头的生产商也改进了技术品质后，他们才逐渐把小画幅相机用到职业摄影中来。长尾靖拍摄的“山口二矢刺杀浅沼稻次郎”的照片获得1961年度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这是最后一次获普利策奖的格拉菲快拍相机摄影作品。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些用小画幅相机拍摄的照片得过普利策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