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的真相

早起是鲁照宁坚持多年的习惯。这样一来，他得以避开整个纽约苏醒后拥挤的街道和喧嚣的噪声，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办公室，高效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时间意味着金钱。2004年至今，为了搜寻南京大屠杀及日军侵华的史料铁证，鲁照宁花费不菲。他必须常年加班，“几乎是把自己‘卖’给公司”，才能维持保障生活和搜集证据的开销。

时间也关联着真相。在全世界搜集证据，与其他竞拍者竞争，归根结底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他担心历史资料像戈壁滩上的岩石，会随着时间之风的侵蚀日益磨损，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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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的史料展陈中，有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头颅抽烟照”：一名中国男子的头颅被卡在铁丝和木头做成的护栏之中，他的面部遍布累累伤痕和斑斑血迹，嘴中则被塞进了一根香烟。

这张原本刊登于美国《生活周刊》的照片，成为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证据之一。它的搜集和捐赠者，正是鲁照宁。

2000年，鲁照宁读完了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此时，他离开家乡南京已有20年，比他在那里生活的时间还要多4年——离乡时年纪尚小，他对家乡的历史所知不深。

这次阅读就像一座桥梁，让鲁照宁与家乡重新连接。后来，他去纪念馆参观，更深刻地认识了家乡曾经遭受的苦难。得知日本政府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当时纪念馆里展出的实物比较少，我觉得应该利用自己在海外的便利条件，寻找更多有价值的史料。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去寻找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鲁照宁说。

从那以后，鲁照宁每天都要用2～4小时上网“打捞”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发现有价值的物证便参与竞拍。遇到出差、旅行等不方便用电脑的时候，他就用手机浏览、搜索。其他的空余时间，他则用来研读相关历史书籍与论文。

随着“打捞”的不断深入，鲁照宁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西方媒体进行过大量的报道。

2007年，鲁照宁在卢森堡的网站上偶然检索到一本《生活周刊》。杂志的出版日期是1938年1月10日，也就是南京沦陷后第28天。点开杂志介绍，他看到一篇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以及“头颅抽烟照”等4张配图。

在惊惧和悲伤中，鲁照宁几乎下意识地做出判断：“这张照片很珍贵！”当时他专注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已近5年，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在他浏览过的众多照片中，没有哪一张如此直观和令人震撼。他当机立断买下杂志，将其捐赠给纪念馆。

2016年，鲁照宁在一名比利时收藏家手中发现了“头颅抽烟照”的原版存档照片。他花费重金，终于在多名竞拍者中胜出。第二年适逢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他特意在纪念日前夕回到南京，把它和另外600多件文物史料郑重交到纪念馆的专家手上。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鲁照宁还有另一个大收获——一套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印的《日本侵华战争日记》半年刊。《密勒氏评论报》由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汤姆斯·密勒创办，1923年改名为《中国每周评论》。整套《日本侵华战争日记》共5本，完整记录了从1937年7月到1939年12月每一天发生的日军暴行。由于拍卖者所在的地区跟纽约有时差，竞拍结束时间是纽约的午夜，鲁照宁干脆标了一个“封顶价”1000.01美元。第二天凌晨4点多他醒来一看，成功了！加上税款、运费，这套杂志的收购成本约合9000元人民币。但他说，这样的“一掷千金”是值得的。

2023年，鲁照宁又捐赠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旧金山纪事报》等多种美国报纸。

前两份报纸转载了日本报纸中关于日本军官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报道。“来自上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少尉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25岁的野田毅和26岁的向井敏明，把赌注押在了这件事上，并一直在努力赢得赌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发布于1937年12月6日。

《旧金山纪事报》则记录了美国记者在南京看到的悲惨景象：“我刚刚登上‘瓦胡’号炮舰，我是自从日军进攻南京以来第一批离开的外国人，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看到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江堤前被无情地处决，那里的尸体已经堆积没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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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中有公开报道，也有私人见闻——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包括一些欧美外交官，记录或秘密拍摄了日军的暴行。他们的所见所闻，让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更加立体。

得知其中一些知名人士的日记、书信被保存在耶鲁大学，鲁照宁数次前往查找、扫描或复印，并把600多件复印资料全部捐给纪念馆。

一次，他找到一个英文信封，寄件人是德国西门子公司，收件地址上则写着“小粉桥1号”。看到这里，鲁照宁脑中的弦立即绷紧了：小粉桥1号，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拉贝的地址！

在南京的至暗时刻，这位德国人与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最多时容纳了25万名避难的中国人。

多年“打捞”的经历，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已经内化成鲁照宁的一种直觉。“这是很珍贵的信封。”在一场激烈的竞拍“拉锯战”之后，鲁照宁拍下了它。

除了拉贝，还有一个信封的主人令鲁照宁念念不忘：美国人詹姆斯·麦卡伦。

1937年日军逼近南京时，麦卡伦44岁。因金陵大学医院的大部分人员撤离，本应回国休假的他毅然留下担任行政主管，后来又参与设立南京安全区。

麦卡伦不仅为安全区难民奔走，还积极发声，试图让外界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悲惨真相。在致家人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估计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许多。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者，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他的信至今被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成为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可靠凭证之一。

在鲁照宁看来，媒体报道也好，个人见闻也好，这些史料客观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作为证据就更有说服力。“他们当时是出于人道主义去做这些事情，没有政治或私利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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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刊、书籍、照片到海报、光盘、衣物，鲁照宁已向全国各地抗战相关纪念馆无偿捐赠近3000件（套）史料，其涵盖的主题也从最初的南京大屠杀扩展到慰安妇、抗日航空英烈等。根据纪念馆2017年披露的数据，这些史料中的164件（套）为国家珍贵文物，60多件（套）为国家一级文物。

对于这些评定细节，鲁照宁没太关注。在他看来，把史料捐赠给纪念馆后，自己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研究工作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同样地，他不愿意提起搜集过程中的花费和辛酸，似乎一强调这些，就伤害了他的纯粹和初心。对于那些比较珍贵的史料，他只会笼统地用“天价”来概括。为了多赚取一些加班费来维持收支平衡，他每天一般要工作10～12个小时，最长达到16个小时。日常生活中，他开普通的车，有时穿几块钱一件的衣服。

历史太沉重，有时他会不自觉地坠入那些描述里。即将崩溃流泪时，他不想让家人担心，就赶紧躲进家里的地下室，等调整好情绪后再出来。一开始，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为何如此执着。对此，他的回答是：“总要有人来做，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每次去南京，鲁照宁都要携带3个行李箱。箱子里只有极少的贴身衣物和洗漱用品，其他空间都留给宝贵的文物和史料。至于出席正式的捐赠场合要穿的西服等衣物，他放在南京的老同学家里，免得带来带去，占用行李箱的空间。

有一年，由于航空公司的暴力托运，摔坏了一张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黑胶唱片。从那以后，鲁照宁就成了“打包大师”，易碎品都要用纸板和泡沫包好，同时确保它们不会来回滑动；行李箱的外层也要全部缠上塑料膜，以防下雨时书报之类的纸质史料浸水。

每次出行短则一周、长则半个月，鲁照宁得把一年的假期攒起来用。时间长了，美国的同事看他时不时要“消失”一阵，也会好奇地问他去了哪儿。他跟这些美国同事讲南京大屠杀，讲日军侵华的罪行。因为美国经历了“珍珠港事件”，大部分同事对“二战”有一定的了解，但南京大屠杀还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听完鲁照宁的讲述，和他关系要好的同事会拍着他的肩膀连连称赞：“你真了不起！”

2024年12月的南京之行，鲁照宁又捐赠了一批新的史料。未来，他还想去纪念馆做志愿者。令他高兴的是，2024年5月他退休了，终于不用再攒假期，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去搜集证据。

“遗忘就是第二次杀戮，只要我还活着，打捞历史的脚步就不会停下。我要通过我的努力，把南京大屠杀的铁证摆在大家面前。历史应该被公平地对待。”鲁照宁说。

（乔 岳摘自《环球人物》202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