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社会保障三十年：全覆盖与新分割
李雪曹雅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水平一般使用覆盖面和具体的福利利益两个维度。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全覆盖已经基本实现，主要矛盾转变为福利利益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均。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围绕城乡二元分割、单位分割而展开的，那么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则围绕人与市场的关系、人在市场中的部门而提供差异化的社会支持。原有的城乡分割大大削弱，单位分割则伴随单位制的瓦解不复存在。
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例，尽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金额仍高于新农合，但二者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从2010年到2020年，二者报销金额之差从5109.47元降低到1726.04元，报销比例的差距也从近15个百分点降低到10个百分点。另外，十年来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报销比例均上升了5个百分点，体现了医保对参保人就医支持力度的增大。医保报销比例与起付线、封顶线、药品类别有关，其中起付线和封顶线之间、甲类药品的全部和乙类药品的大部分支出属于医保报销范围。
在社会保障城乡差异逐渐弥合的同时，新的分割结构逐渐产生。我国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稳增长、促就业这一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鼓励劳动力尽可能就业。与之相匹配的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享有包括医疗、养老、生育、工伤、失业保险在内的职工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即“五险一金”）；而没有参加就业的城乡居民只拥有医疗、养老两项居民保险，且保障水平显著低于职工保险。以养老保险为例，2010年退休职工领取的养老保险金的均值为11176.99元，是居民养老保险金（5810.08元）的2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差距并未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而降低，反而随着年份的推移而增加：到2020年，职工与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差别已经扩大到7.28倍。
而分析表明，在所有就业者中，参与职工保险的不足一半。2010—2020年，在所有非农工作的劳动力中，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占70%～80%，其中仅有50%～60%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在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中，仅有约60%～70%的人拥有职工保险。以所有非农就业人口为基数，则仅有约19.8%～46.1%的劳动者拥有职工保险。考虑到我国已实现社会保险全覆盖，事实上有超过一半的就业者是由居民保险覆盖的，而他们本应享有保障水平更高的职工保险。
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机制研究
张媛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冯锐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2期
在库普曼斯等学者所提出的“话语机会结构”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我们结合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中标签话语行动的研究语境，探索了37起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机制。结论如下：第一，“媒介支持”和“事件性质”中的“非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单变量中的充分性条件影响标签话语行动的生成与扩散，事件关联性、事件影响力、主体构成、行动者参与度、话语框架和叙事模式等6个变量，以组态形式影响标签话语行动结果。
第二，网络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呈现出三种生成机制，分别是事故灾难事件中的互助救援型行动机制、道德隐私事件中的媒体主导型行动机制和社会安全事件中的抗争动员型行动机制。其中互助救援机制阐释了网民通过网络互动行为进行灾后救援的过程；媒体主导机制代表着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语评价能够引导网民在事件中的行动导向，并且助力行动成功；抗争动员机制则指出，在高影响力事件中，行动者的“抗争性”叙事模式有助于推动事件进入公共议程。各组态路径背后的文化逻辑包括两种：一是数字志愿精神与道德逻辑，在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灾难事件中，话语行动者在扶危济困的传统道德逻辑之下表现出了意义趋同、交往趋同和道德趋同，共同构筑起灾后应急的信息自救空间，形成了关于非正常事件的意义阐释，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机制，有助于应对灾难中的道德失序。二是媒介互动和情感动员逻辑，公众在热点事件的召唤之下现身于舆论前台并主动发挥力量，道德震撼、义愤和共情想象成为其共同行动的情感来源，由此催生了抗争性的话语行动。
第三，公共事件中标签话语行动的条件变量及组态路径，明显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同一类型事件和行动的形成机制表现出了差异性。通过对标签话语行动进行时间切分和动态分析发现，媒介支持、叙事模式和话语框架条件变量对于标签话语行动成功与否所产生的影响正日渐深入。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尝试提出“行动性话语空间”这一概念，以描述中国网民事件观念的转向过程，在行动性话语空间之中，“事件”作为打破现有社会秩序和规范的“奇变”，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再仅仅止于言说，行动重新调整了事件在人们认知架构中的位置。人们开始感受到：事件意味着真正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秩序层面，也发生于社会结构层面。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以应对这种未知后果。
特朗普正让美国官僚系统回归“近亲繁殖”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凤凰新闻》译者侯逸超龙雨
美国公务员制度基本上履行了政府的所有职能。美国政府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主导，这些经济学家们从资源的角度来思考政府问题，但即使是这些经济学家现在也已经意识到，政府需要能力，某些公共服务和资源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专业公务员逐渐被边缘化，大量政治亲信被任命到关键岗位。现代政府的根本特征是不带个人倾向化，即平等地为公民提供服务。这与世袭制或赞助制形成鲜明对比。在世袭制或赞助制中，政客基本上是利用政治权力来奖励盟友。特朗普一直试图将现有的制度推回到世袭制度。这种世袭化实际上降低了美国政府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和公平行事的能力。
“行政令治国”的模式可能导致权力无限扩张，形成“人治”惯性。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统治的本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的。其不断增长的原因是，作为这些政策的源头的国会本身功能失调。特朗普的团队非常没有耐心。他们甚至不想等到他们控制的国会通过他们想要的议案。他们想绕过立法机关，试图直接在白宫完成所有流程。DOGE的合法性争议暴露了特朗普对立法权的蔑视，这种模式可能被后续总统效仿，进一步削弱民主程序。
当行政权力无限扩张、专业官僚体系被政治忠诚取代，所谓“历史的终结”或许会被权力世袭的幽灵重新打破。面对这一深刻危机，美国是否能找到平衡权力与效率的新路径？这不仅是对特朗普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整个自由民主制度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