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再回首，雄姿英发陈延年

20世纪20年代，广州，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兴起，国内大量需要优秀干部。

1924年7月，陈延年与彭述之、汪泽凯、郑超麟等一行10余人，从莫斯科出发回国，不久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区委组织部部长，开始全面主持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与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一样，中共广东区委不仅同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地方区委，而且领导着广东、福建、广西、海南四省区党的工作。

作为国民党的大本营，广东不仅是国共合作的前沿阵地，历来是国共两党矛盾、斗争的第一线，而且也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意见分歧最大、最多的地区，但在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两年多中，在组织、宣传、制度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探索，党的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创造出多个全党“之最”。

首先，组织建设成效显著，中共广东区委一举成为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

党的力量来自党的组织。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亦称两广区执委）成立，周恩来任委员长（即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陈延年任组织部部长兼秘书。中共四大后，陈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中共四大方针指引下，此后两年多时间内，中共广东区执委在组织发动群众运动、大力推进国民革命的同时，在各地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建立海陆丰、汕头、西江、惠州、琼崖、北江、四邑、南陆共8个地方执委会，以及中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书记谭平山）、中共省港罢工党团（书记邓中夏）和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聂荣臻、熊雄）等。

此外，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广西、闽南、云南等地建立党组织，并领导这些地区党的组织，还在香港、南洋发展党员，是大革命时期全国辖区最广、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心。

位于广州的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展示了一组数据，清晰地记录着广东全省党员数量的变化：从1922年6月到1927年4月，广东党组织党员人数从32人，发展到几百人、上千人，再到9027人，成为占全国党员总数约1/6的地方党组织。

其次，制度建设卓有成效，最早开始建章立制，为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是建立了党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陈延年接任书记的1924年冬就成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后称军事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比1926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要早一年多，开启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先河。

二是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纪律监察机构。1925年上半年，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监察机构，比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早了整整两年，也为中共五大成立全党性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在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周恩来不仅建立了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作为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而且推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建设，为党掌握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是创新了党对广东地区革命斗争集体领导的体制机制。为加强组织领导，陈延年接任书记后，立即成立区委主席团（常委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广东区委成立了由恽代英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党团，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度和饶竞雄组成，每周开会两次，区委集体领导体制进一步得到健全。

总之，陈延年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在国共党内合作、矛盾错综复杂的第一线，切实开启了党的自身建设，书写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的社会革命、两大革命齐头并进共同推进的光辉篇章。

再次，高度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创办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亲自撰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广东，陈延年不忘利用自己曾经办过刊物的经验，通过办党刊来发动群众、教育党员。在陈延年任职期间，广东区委出版过两种党刊：一是由陈延年审稿、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太雷主编，于1926年2月7日创刊，公开发行的《人民周刊》；一是由陈延年亲自主编，1926年9月28日创刊的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

《人民周刊》是广东党组织的第一本机关刊物，前后共出版50期，每期销量“达二万余份”，是大革命后期广东颇为畅销的刊物之一。陈独秀、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阮啸仙、恽代英，都曾在这里发表文章。《人民周刊》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态度鲜明，作为广东省委机关刊的红色起点，办刊思想一直延续至今。

在为《我们的生活》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陈延年写道：“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中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从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广东党部过去虽然做了不少的革命斗争，多少也得了一点苦的经验，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客观事实的表现，革命潮流的高涨，往往超过我们党的主观力量。”

最后，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工农领袖群星璀璨，创造出多项“之最”。

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大革命时期广东不仅建立了党在全国的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还领导了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

农民运动方面，1925年5月，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农运大王”彭湃指导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在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全省各地农民运动空前高涨，一年内成立66个县级农会，会员达62万人。

工人运动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广东区委成功领导了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总数多达25万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在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产生空前的影响。

更为难得的是，在广东工农运动中，也培养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工农领袖人才。工人运动领袖有杨殷、苏兆征、林伟民、罗登贤等，农民运动领袖有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等。一大批“广东同志”得以迅速成长，与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并肩作战，在南粤大地点燃起党领导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如火如荼。

此外，陈延年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也有建树。在广东工作其间，陈延年经常身着工人服饰与人力车夫同劳动，被工人称为“老陈”，甚至被香港媒体讥讽为“共产党的干部当车夫”，他却视此为人民立场的光荣体现。

陈延年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赢得了党内同志的高度评价。

在陈延年牺牲多年后，毛泽东发出由衷的惋惜：“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都能看出他不同寻常的一面。”周恩来评价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也很推崇陈延年，称“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1926年底，鲁迅从厦门大学前来中山大学任教，陈延年曾与他会面，相谈甚欢，被鲁迅亲切地称为“老仁侄”。

1927年3月，国内形势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北伐战争凯歌高奏，中国革命的中心已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武汉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二是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开始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挥舞起反革命的屠刀，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按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要求，陈延年率广东区委代表团离开了回国后一直工作的广东，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为开辟新路，磨炼意志，陈延年与罗易一起走陆路翻越五岭进入湖南，经衡阳、长沙、岳阳，于4月2日抵达武汉，与乘轮船经上海赶来武汉的鲍罗廷汇合。

1927年4月10日，汉口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派遣陈延年前往上海，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明知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大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陈延年仍以坚定不移的党性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当晚就毅然决然地登上轮船顺江而下“逆行”上海。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次日凌晨，陈延年一行即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秘密进入上海。4月18日，就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的当日，陈延年接任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世炎奉命留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而罗亦农则与李立三、聂荣臻、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去了武汉。在蒋介石下达的所谓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中，197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赫然在列，但悬赏通缉的仅有3位：陈独秀、周恩来、陈延年各3万、2.5万和4万元，由此可见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眼中陈延年的重要性。

6月26日下午，刚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开完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首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因遭叛徒束炳澍出卖而与省委多位领导不幸被捕。据《申报》报道，抓捕现场，“双方扭打，以致精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陈延年等被关押在上海枫林桥畔北伐军司令部看守所，而根本没有押往属于非军方性质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在狱中，当叛徒戴盆天指认了陈延年后，蒋介石随即下达了“立决”电令。6月29日夜至30日晨，陈延年被国民党第26军秘密押上刑场。当刽子手举起屠刀喝令他跪下时，陈延年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结果遭到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一顿乱刀砍死，年仅29岁，成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首位牺牲的中共五大中央委员。

陈延年不幸牺牲，令人想起他自己说过的铮铮誓言。1925年8月，曾经资助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遇害，党内有些同志心生畏惧之情，陈延年却慨然表示：“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

后人忆念先烈，想起陈延年时，莫不掩涕而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