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修公路

鲜亮的铅灰色延伸向远方，消失在视线尽头。周教站在刚修建完成的公路旁，欣赏自己与工友的劳动成果。当地人路过，对他喊道：“China， Great work！”

尼日利亚，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周教所在的公司在此承建了十余条公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截至2024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各国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的公路已达10万公里，长度“可以绕地球两圈半”。

这些连接起一座座村落与城市的交通网络，疏通了货物与人的流动路径，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极大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个别地区的地貌与面貌。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记得20年前第一次拜访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见闻。彼时，当地刚结束持续20余年的内战，放眼望去，只见几座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建筑，其余则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2017年，他再次抵达罗安达，看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宽敞明亮的市政大楼和博物馆拔地而起。

“简直可以称作非洲的新加坡。”唐晓阳感到惊奇。

无数堪称奇迹的壮举背后，宏大叙事的洪流中，来自中国的基建者在这些陌生的国度，留下了一段段酸甜苦辣的生命历程。

走出大山的路

埃塞俄比亚贡德尔北部山区，海拔3000余米，分布着峭壁、林坡、高原，云层在地平线之上流动，牛羊在草甸间漫步。2019年，董瑞大学刚毕业，第一次抵达此地，就被壮美绮丽的景色深深震撼了。

与壮美一体两面的，是路况的险峻。当地唯一一条公路修于1930年代，是意大利人入侵埃塞俄比亚留下的军事遗产。过去80余年，风吹日晒，路面早已不见水泥的痕迹，只有泥土和石块，坑洼而崎岖。

最险要的路段只有不到三米宽，且没有任何防护栏。雨季到来，路面湿滑，发生在这条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令无数人丧命。当地人筹资，在路旁立了一处简陋的流动教堂，当地司机但凡路过，都要特意停下来祈祷，祈愿神灵保佑一路平安。

董瑞与项目同事的工作目标，就是在这修建一条长达70公里的新公路。

“即使在国内的技术条件下，建设难度也是极大的。”董瑞说。公路海拔落差1800米，鉴于埃塞俄比亚的机械设备和技术限制，无法利用桥梁和隧道降低坡度，只能选择最传统的技术路径—盘山而下。

论建设难度，这个公路项目是埃塞俄比亚全境最高的，这也使它立项20余年迟迟没有落地。当地人告诉董瑞，在中国企业承建之前，葡萄牙和土耳其的工程公司曾经应标，“但报了个天价，根本修不起”。

直到中国人来了，以一个实惠的价格承揽下如此高难度的公路项目—董瑞说，这其中也有经营策略的考量：为了和埃塞俄比亚公路部门达成后续合作，公司决定，“先啃个硬骨头，展露下实力”。

清华大学唐晓阳从2006年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发展，发现中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欧美企业往往经营成本很高，价格比较昂贵，而对于中国企业，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发展阶段来讲，都与非洲国情相对更接近，“这种适应性，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唐晓阳反复向南风窗强调，中国企业的“低价”并非居高临下的“援助”，而是“在商言商的经贸合作”。这种经贸合作基于中国特色的“义利观”之上，“义”与“利”，相辅相成。

听说中国企业要修建这条公路，当地镇上一名颇具声望的东正教神父特意来营地拜访，感谢他们的工作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

后来董瑞才明白这“希望”指的是什么。当工程开始推进，他们几人带着一个驴队上山勘探选线，只靠双腿全线走下来，翻过这座大山需要整整六天。

而公路修通以后，这段路程预计只需两个小时。

神父说，当地村镇上，有的女孩嫁去了大山外边，因为路途太过遥远，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家。当地人都觉得，一旦历经千辛万苦地走出大山，就很难再回来了。无论对于当地人外出打工，还是外地游客前来观光，这座高峰都是巨大的物理阻碍，长久地把人们困在贫穷与闭塞之中。

公路就是这种希望：村落与外边的世界，终于要联通了。

效率困境

“效率”是许多中国企业的“制胜法宝”，也是中国人在基建领域屡创奇迹的秘诀。然而，在一个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完全不同的国度，对“效率”的不同态度却也常常引发中国企业与当地各方的分歧。

董瑞说：“中国人崇尚实用主义，热衷创新。而当地工程学的知识更新还停留在三四十年前，当地人更愿意遵循已有的规范和经验。”

比如公路的排水系统，中国工程师根据实际状况，设计了一种成本更优、性价比更高的工程结构，却在与对方协商方案变更时遭遇重重阻力。对方不愿接受的理由是：“惯常经验不是这样的。”

后来，又经过漫长的测算推演、邀请第三方工程师交叉验证，对方才勉强同意。然而等到下一次，中国团队再次提交类似方案，对方又会要求重新计算。

这种“固执”常常让中国团队“着急、崩溃”。相对而言，中国工程团队胆子大、执行力强，“不管对不对，先做了再说，错了再改”，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当地团队则更保守、谨慎，“不希望出错，也不奢求有突破”。

董瑞说，他们附近有个公路项目，因为中国团队与当地工程师的设计理念无法调和，致使项目搁置了七年之久。

不止是工程师，中国管理者与基层工人的冲突往往也是围绕“效率”展开。国内工程项目机械化程度高、工人专业性强，而埃塞俄比亚“一个班组不到20个人，真正会干活的只有两三个，其余人都是零工。很多人干十天就受不了了，要辞职，拿了工资以后，过段时间又来入职”。

而在中国企业眼里，最基本的“不允许迟到早退”的规则，当地工人也很难遵守。

唐晓阳说，中国企业普遍对效率和纪律性有强烈的认同感，这的确与很多国家存在文化差异。

他曾经在文章中列举过一组数据：2014年，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87个中国制造厂共雇佣非洲员工1.5万人、中国员工688人，其中56%的中国管理人员认为，非洲员工“无纪律”“不守时”。

回溯40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迎来第一波欧美、日本投资者，当时的中国工人也曾常常被对方指责“吃惯了大锅饭，懒散、效率低下”。严苛、守时的效率文化，是近几十年来伴随着迅猛的工业化进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成为主流的。

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尚且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效率”还并非社会观念的主流。唐晓阳提醒，人们需要理解这种差异，为了避免冲突激化，“不要把原先国内的管理经验直接移植去非洲的文化环境”。

擦肩而过的危险

2017年，周教英语系本科毕业，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一家中资私营企业做商务，负责供水项目开工前期的筹备工作。

项目规模约2亿美元，其中85%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肯尼亚提供贷款，剩余15%则由当地政府预付。

4年过去，这15%的预付款还是迟迟不见踪影。受挫成了周教在肯尼亚驻外工作经年累月的日常，他说：“当地管理制度并不健全，政府部门关系错综复杂，其中还涉及贪污腐败、朝令夕改，特别阻碍进度。”

开工遥遥无期，2021年，周教跳槽去尼日利亚，负责几个公路项目的商务开发。

更艰巨的挑战接踵而来。

尽管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但该国南部和北部分属两大部族，北部豪萨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南部则以基督教为主。执政党经常在南部和北部之间轮换，因此，在民族凝聚力、国家认同感甚至政治法律的一致性上，都存在巨大的割裂。唐晓阳在过往采访中介绍：“特别是北部，还有恐怖组织活跃，治安水平较差。”

在尼日利亚期间，周教曾数次与致命险情擦肩而过。

第一个项目所在的城市，一伙匪徒挟持100余名学校学生，向家属索要高额赎金。第二个营地外几公里的医院，总统前来剪彩，遭遇了爆炸袭击，伤三人、死亡一人。

安全起见，周教与同事每天只在项目现场和营地往返。公司给每名中国员工配备了2至3名士兵或警察，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周教的一位室友大学毕业仅三个月，就在尼日利亚首都附近被藏在附近草丛中的匪徒劫走了。负责他安保的一名警察被开枪打死，另外两名见状夺路而逃。

中国员工个个配备安保，匪徒却依然冒险劫持，因为中国企业比起当地人更有能力且有意愿支付赎金。公司为赎回周教的室友，被迫向匪徒支付了几百万人民币。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还面临着政局不稳的风险，这对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设、甚至员工生命安全，都构成了极大风险。

2021年，埃塞俄比亚爆发内战，那条通向大山之外的公路，在第三年被迫停工。

就在董瑞身边，一名曾经在公路上工作的当地年轻人，二十出头，在内战爆发前夕应召入伍。半年以后，董瑞在工地上听闻他在战场阵亡的消息。军队没有抚恤金，伙伴在工地给他的家人组织了一次募捐。

战争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社会面貌。董瑞觉得十分恍惚，战争爆发之前，当地人会在已经修好的路段放羊，人们走在宽敞干净的公路上，看着地貌一天天变化，一切欣欣向荣。

但忽然之间，年轻人放下生产工具，拿起了枪。紧接着，噩耗一个个传来。当地人拖家带口，丢下牲口和房屋，躲进大山避难。

2021年秋天，董瑞和同事从埃塞俄比亚撤离，留下了营地、机械和这条完成了一大半的公路。

后来，他看见当地人传来的照片，几枚哑弹击穿了办公室的屋顶，撞在他们曾经反复踏足的地板上，一片死寂。

“吃好喝好不想家”

逼近边境地区的营地缺水、缺电，网络经常故障，更难挨的是疟疾肆虐。曾经，短短一个半月之内，周教感染了两次疟疾。

第二次感染，他高烧了一天一夜，感觉自己“要交代在那里”。

就连蔬菜都需要驱车700公里进城购买，阳光太烈，绿叶菜很难保鲜，很长一段时间，餐桌上永远是胡萝卜、西兰花、花菜。

后来渐渐安定下来，同事在营区空地开辟了一片小小的、绿油油的菜园，种下几排黄瓜、白萝卜和上海青。自此，他们的餐桌上终于有了绿意，也多了几丝家乡的味道。

条件如此艰苦，为什么去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周教的回答只有几个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尼日利亚，工资和各项补贴加起来，年薪在三四十万。工地包吃包住，发放生活用品，当地物资贫瘠，也没有额外花销，薪水基本都能转化为他的个人存款。

最早他心想，在外几年吃些苦头，一次性把钱赚够回国，“然后再也不出来了”。过了几年他发现，“钱是永远赚不够的”。

董瑞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期间与女友分手。彼时，女友决定在上海定居，劝他回国，董瑞很犹豫。尽管埃塞俄比亚条件艰苦，但自己学的是传统工科，又是土木类，国内建筑工程行业日渐落寞，“大的行业锁死了”，留给个人的发展机会微乎其微。

“如果我学的是计算机、人工智能，我毫不犹豫立刻回国。”他说。

在海外，基建还是风口。据兴业证券研报，截至2024年9月，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42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5%。

离开埃塞俄比亚以后，董瑞去了印度尼西亚，在一个高速公路项目负责商务开发。驻外工作的报酬始终具有诱惑力，他举了个例子：印度尼西亚公路现场的中国工长个个月薪1.6万至1.8万元左右，而在国内，同个工种，月薪普遍只有8000至10000。

工作的稳定性也有保障。在海外，一个工程项目动辄持续四五年，甚至长达七八年。而以国内的施工效率，工人们“这个月有活干，下个月就不一定了”。

周教从尼日利亚去了孟加拉国。理由是孟加拉国离中国近，飞一趟广州只需3小时。他今年30岁，希望组建家庭。此前他常驻非洲，一年半回一次家，亲人朋友尝试给他介绍过女朋友，因为面临长期异地，都没了下文。

“个体其实很渺小，但路是自己选的。”周教说。

在海外积累的工作经验与国内岗位的需求难以适配，很难在国内找到待遇相近的工作，而周教也习惯了在海外包吃包住、无需通勤的工作环境，“除了没有生活，其他都不错”。

他还没想好未来会在哪里。他计划去肯尼亚或东南亚国家再工作几年，或许会留在当地，或许会积累些经验资源回国发展，关键是“实现事业与生活的平衡”。

无论如何，最难挨的就是对亲人无法弥补的亏欠和思念。为了生活而奔波，家乡竟然变得如此遥远。董瑞记得在海外营地的员工聚餐场合，每次都会有人举杯劝慰：“吃好喝好，不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