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做官与读书如何两全

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一体：官做得有声有色了就可安逸地读读书，书读得有所获了就可以做做官。

当书还刻在青铜器上时，读书只是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春秋时期，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平民才有机会读书，所谓“学在四夷”。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书成了平民做官进入上流社会的通道。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了天下书生的梦想。

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读书人在古代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在乡间，家有秀才，其地位就会高于别家；在官场，书香门第同样是引以为傲的事。

古代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十分普遍。

一是习惯使然。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在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

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三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

上马杀“贼”，下马读书

古代官员分文官和武官，文武官员却互相瞧不起。

五代后汉时，双方曾大吵一架。这边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利剑，安用毛锥？”“毛锥”就是用来记账收税的毛笔。那边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武官认为文官“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但统治者当然明白这是片面的理解，连元初耶律楚材都主张“守成者必用儒臣”，优礼儒士。

事实上，绝大多数武将出生入死之际，也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重视谋士，如称帝前的刘邦、刘备等。有的武将本身就是文官，如辛弃疾、陆游等；也有不少文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特别是唐朝和宋朝年间；还有的武将酷爱读书，如关羽灯下读《春秋》，曹操本身就是诗人，武人狄青就是接受范仲淹的建议读兵法终成一代名将。

赵匡胤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数车，一查，发现其实是数千卷书籍。

周世宗说：“你一个武将，应该多想想坚甲利兵，带这么多书干什么？”

赵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些书随时观看，就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啊。”

明清两代的督抚本身还兼军职，负有战守之任。王阳明一代大儒，先后带兵平定了多次叛乱；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身边将领如罗泽南、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多是读书人，他们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湘军悍将曾国荃的志愿就是“百战归来再读书”。

拜师交友，读书悟道

《论语》云：“学也，禄在其中矣。”

多读点书，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既是儒家要义，也是为政需要。官员读书旨在增加学识，开阔心胸，提高施政水平。

北宋寇準被罢免丞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準以东道主身份接待他，临别时低声问张咏：“何以教準？”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準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汉书》阅读，读至“然光不学亡术”，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可见即使官居高位，长期不读书不学习贻误国事，害人害己。

古人可读书籍有限，为了弥补不足，士大夫之间还重视拜师访友，以广见识，以开心智，逐渐形成各自的师友圈，或书信往来，论书问学，或借假日相邀而聚，以文会友，品评文章，交流心得，互相启发，相互促进。

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如曾国藩在京城时到处拜师学习，交友访学，寻求读书良法。后来曾国藩做了官，身边也聚集大批门生好友，其中李鸿章曾说：“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

著书讲学，化民成俗

古代官员仕宦一生，最终往往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予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而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

读书也是“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

一是在著书作文方面勤勉，成为做官和作文两方面的典范。汉唐以来大小官员中，身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就有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为一身。古代官员大多能咏诗言志，赋词遣情，并将其融会于从政实践中，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

二是在讲学方面不遗余力。唐宋官员每到一地，都乐于收门生，建书院。宋代书院之发达，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明清继承这一传统，讲学之风更盛。清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官员们终于从虚骄的梦中惊醒，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谈新法成为官场新常态。著书讲学，在官员们看来也是儒家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为官者应正官风、倡士风、教民风，化民成俗，开悟民众。

（摘自《历史只露半边脸》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