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拓荒者冈田英树先生

真正让人的世界变成天涯咫尺的，不是高铁快艇飞船，是微信。

二0二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那时我还在斯坦福大学附近客居。随意浏览中，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研究会群冷不丁跳出一条韩国圆光大学金在湧教授发来的信息：

刚得到消息，冈田英树老师去世了。

早在二00五年，金在湧邀集三国四地有志者，在韩国举办了首届殖民主义与文学论坛。难能可贵的是，凭他的一己之力，论坛一办就是十年。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三国四地接着轮流举办论坛的后续十年。冈田英树教授就是这个论坛的灵魂人物之一。

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有静待后续。三天后，终于等来了确切消息。借用冈田友人的话：诚挚祈祷先生灵魂安息。

其实，对于冈田的病况，东京都立大学大久保明男教授早有预感。二0二一年岁末，他收到冈田的最后一个邮件。里面说，夏末觉得身体有些不适，秋后就医时确诊，已错过了实施手术的良机，准备做保守治疗，并要求他不要不远三百七十公里来探望。但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大久保仍深感震惊与伤悲，不敢相信。这是因为，学术不光是材料、观点和方法，也是有人情味的，有温度的。冈田不仅终身笔耕不辍，卓然一家，而且慷慨大方，诚心诚意帮助后学、支持同行。其扎实的学问、谦和的处世，有口皆碑。

有道是，多年的师生、同行成战友。真挚的师生情，共同奋斗的战友意，从冈田病逝后各方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我与冈田的相识相知，始于一通中文书信。他在一九九五年的来信中提到有意将我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译成日文，并询问我的意见。此后，他还至少寄来过两篇未曾正式发表的中文打印稿，及时解决了我已无计可施的一些史实悬疑。而我们得以相见，是在通信的多年之后了。

二00八年八月，在爱知大学名古屋车道校区举办的“帝国主义与文学——殖民地·沦陷区·‘满洲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王德威（哈佛大学）、廖炳惠（台湾清华大学）和黄英哲（爱知大学）筹备了多年，是一场在东亚殖民与文学研究史上具有整合、拓展意义的大型会议。我被安排在了第三场“帝国主义与文学Ⅱ”，很荣幸，冈田是这一场的三位68评议员之一，我们共同参与了会议结束前的“综合讨论”环节。

这次研讨会的效应立竿见影。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很快设计了一个“课程树”：二0〇九至二〇一〇学期，我讲华北（北京）沦陷区；二0一0至二0一一学期，冈田讲东北。是凑巧也是缘分，第二年，我收到了台湾清华大学的聘书，在台湾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各开一门课。这样，我们就得以时不时在新竹或者台北相聚。

现在想来，二0一八年二月的韩国之行，是我和冈田的最后一面。

我们分别从京都和北京出发去参加会议。那时，一寸多厚的《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出版不久。在仁川机场等候的闲聊中冈田提到了这本书，并再次感慨道：“我们日本人很难找到这么多材料。还有就是你提出的四个维度方法，我还得慢慢消化。”我不禁想起北大陈平原在担任主任时曾说，在国际层面评估我们中文系的水平时，不应该对标海外的汉学（中国学），而是要与他们研究本国（在地）语言文学的院系相比（大意）。这里面有无法变更的结构性原因。

海外汉学在在地知识结构中的体量不大。就说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吧，通常归在区域研究或比较文学学科，大多设一两个教职，需要顾及语言、文学、文化（ 影视） 的方方面面。而在中国的众多学术机构里，每个细分领域都有多人专攻。不过，由于不同的传统和语境间的差别，这并不影响海外也会形成优长项目，甚至举世瞩目的专家，比如冈田。

冈田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后来专注于“满洲国”、北京和台湾文学，主攻中国学学科里的中国区域文学研究。他发表了大量论著，特别是前期代表作《伪满洲国文学》（二000；中文译本，二00一），带来了新的材料、视角和观点，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参照。尔后，他又持续不懈地对“满洲国”作家及其周边做广泛深入的拓展，力图展现更为完整的历史场景。他厘清了东北、华北以及以大阪为纽带的日据区华人文坛的关键人物、梅娘的丈夫柳龙光（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的履历（冈田英树：《〈白兰之歌〉原作·影画·翻译（未定稿）》，一九九八）；他全面发掘和评价了曾活跃在日本、“满洲国”和北京沦陷期文坛的王度（林时民、杜白雨、姜衍、王介人、吕奇、李民，一九一八至二0一四），做了全面的发掘和评价；他从文学观念和政治配合度这两个方面，对大连、新京（伪满首都）两个日系作家群之间的差异做了深入比较，他使我进一步相信，两地体制不同对文学、文化的影响，应该纳入到相关的研究之中。

此外，冈田注意到了中国学者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直言不讳。在收录于山田敬三、吕元明主编《中日战争与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概况》中他强调，东北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忽视留在东北、在日本统治下继续从事活动的作家”，其相关论著多出自流亡国统区和参加中共革命的东北作家笔下；他指出，要对沦陷期的旧作重刊时出现的“随处可见的擅自修改”以及“出据并未全部记明”的情形加以小心；他“不能接受”全盘否定论，认为：“沦陷时期的文学，是人的伟大与卑小、勇气与怯懦、抵抗与屈辱等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不是舍弃‘卑小、怯懦、屈辱’，而是深入地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思考异民族统治的现实——沦陷时期文学研究，是检验研究者的人的观点的场所，是打破历来善恶二元论的绝好的实验地。”

总之，冈田学术的突出特点是，事实发掘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他的文本细读侧重政治、历史细节，审美的面向不是重点。这样，文本细读与事实发掘相叠加，从而能够全方位、多侧面地聚焦历史现场，使得他所揭示的人物、事件乃至时间、地点等，证据链完整，因而可信度就高。

这些并非无足轻重。因为日据区文学是中国非常时期的特殊文学，梳理出完整的发展脉络，做出政治定性，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前提，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在这个方面，冈田的学术成果具有为同行所高度认可的开疆拓土、披荆斩棘之功。

我引申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相关论点，将文学研究中的“同时代人”，扩展为“历史同时代人”。这样，“同时代”就大幅度溢出了物理量层面上的“时间”概念，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融入了投身当下、干预生活的社会内容：思维可以超前，但历史是和当下息息相关的。只有贴近现实、参与社会进程的有追求的人，才是“历史同时代人”。冈田就是我们的“历史同时代人”。

谨以此短文，深切悼念远行的冈田英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