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时代全球公司治理政策的变革与挑战

随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2.0时代正式开启。对于特朗普未来的执政团队，有人用以下两个特点来加以概括：其一是“少壮派”。特朗普的主要内阁成员，除了两位六十岁以上，其他多是“八0后”，最年轻的还不到四十岁，白宫新闻秘书甚至只有二十七岁。其二是“非主流”。特朗普主要内阁成员的行为理念与美国传统政治建制理念普遍悖反。例如提名的卫生部长反对疫苗并认为疫苗是政府深层利益集团和医疗利益集团的阴谋，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多次批评联合国是“反犹太主义的粪坑”，等等。不难理解，特朗普以上述方式组建新内阁，目的就是打破原来的利益结构，破除原来的思想体系，确保内阁的执行力。

以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为例。该机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政府部门，“将在政府之外运作”，从领导到雇员“零薪酬”，并在完成使命后于二0二六年七月解散。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和韦克·拉马斯瓦米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成功的企业家。对此，马斯克的解释是：“我们不是政客，而是企业家。我们的团队也不是来走过场的——不是写写报告、剪剪彩，而是要实打实地削减成本，解决问题。”组织上的“超然独立”很好地契合了制度变革成功的一项重要经验，那就是一项改革由外部力量推动相对更容易获得成功。

不仅如此，政府效率部还将借助数字时代的信息沟通技术和方式，做到最大程度的透明和公开。美国当地时间二0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开通社交平台账户，承诺该部所有行动都将在网络上发布。政府效率部未来还将公开设立排行榜，由公众直接投票评选出“最疯狂的滥用纳税人钱财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有望在美国社会已经形成的既有法治轨道下有序推进。而特朗普本人之所以能够在时隔四年之后重返白宫，也恰恰在于有效利用了这些既有法治轨道下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特朗普执政团队重要成员之一的马斯克曾经说过：“要么提高政府效率，要么美国破产。事情就是这样。”随着特朗普完成组阁和二0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宣示就职，一场全球社会变革的暴风雨正在扑面而来。一如当年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主导美国和英国的改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改革的触动，相信特朗普这次主导的美国改革同样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改革形成新的触动。那么，在全球公司治理政策上，随着特朗普2.0时代的开启，未来将迎来哪些重大调整和变革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不管不顾全面覆盖的ESG运动到理性务实因地制宜发展ESG。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是主张企业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公司治理的日常决策环节的概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ESG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演化为波及每一家企业治理实践的一项全球运动。

然而，特朗普一直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只是一场骗局。他反对有关化石能源的种种危言耸听，声称上台后第一天就要“不断钻井挖石油”。外界普遍预期他上台后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Paris Accord），将批准新的化石燃料基础建设和开发许可，甚至可能向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开放受保护的联邦土地。特朗普提名前共和党籍众议员、“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李·泽尔丁（Lee Zeldin）出任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署长。泽尔丁在社交平台X 上公开表示：“我们将恢复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重振我们的汽车工业，让美国重新获得就业机会。”泽尔丁的上述言论让很多人表示：“泽尔丁更像工业部长，而非环保署长。”

ESG发展出现的困境不仅仅是对环境保护概念的不同理解，还在于ESG 以极“左”思潮固有的社会工程方式裹挟企业，忽视了市场经济奉行的专业化分工原则，使企业陷入“既要又要各种要”的艰难平衡中。

在公司治理领域中存在诸多流派。既存在以布莱尔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流派，该流派强调“经理人广泛任务”和“利益相关者控制权分享”，主张公司需要兼顾和平衡股东与客户、供货商、债权人、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也存在认为“股东是公司治理权威”的股东导向的流派，该流派强调法律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发展的根本。而股东之所以是公司治理的权威，在于在所有利益相关者中，只有受益顺序排在最后的股东投入的资本能够为所做出的错误决策承担责任。“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由于资本的稀缺、资本的贪婪，甚至资本的邪恶（被污名化），仅仅是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有权做出决策的一方的责任与权力得到了很好的匹配，道德风险倾向最小。因而，在股东导向的流派看来，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下，保护处于信息弱势的中小股东的权益。

在本质上，ESG正是“强调兼顾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利益相关者论的升级版。那么，为什么我们说ESG本质上依然是“利益相关者论”？原因在于，在宣传口号上，无论利益相关者论还是ESG运动，都以超越企业利润追求、建设人类美好生活为初衷进行宏大叙事，政治上的正确使得相关倡议极易在社会上赢得广泛的支持；在社会动员上，无论是利益相关者论还是ESG运动，在各种机构和组织或自觉参与，或被动裹挟下，最终形成对企业行为的强大外部社会舆论压力，道德绑架的色彩日渐浓烈；在实际推行中，无论利益相关者论还是ESG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使企业陷入“既要又要还要更要的各种要”下的多目标冲突决策的艰难平衡中；从实施后果看，无论利益相关者论还是ESG运动都事与愿违地带来各种公司治理成本，动摇了一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使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充满挑战。

之所以说ESG是升级的利益相关者论，原因在于，ESG以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宏大叙事所描述的“全人类抽象的利益”，代替之前利益相关者论主张的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具体的利益；ESG不再强调控制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享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而是主张将环境保护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嵌入现有由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机制。去掉了责任和权力无法匹配的员工和客户等之后，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ESG似乎与每个人都有关系，由此变成每个人都没有理由，进而不敢反对的“政治正确”。

除了理论争论，推进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也使ESG运动受到普遍质疑。其一，ESG 创造价值的谎言被戳穿。ESG运动的鼓吹者试图建立一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将树立良好的企业公众形象，以此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由此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回报的实现机制链条。然而，莱昂内利（Sinja Leonelli）、穆恩（Maximilian Muhn）、劳特（Thomas Rauter）和萨兰（Gurpal Sran）四位学者在一项有两万四千多名受访者参与的实验调查中发现，企业的ESG 信息披露对客户的消费行为影响微不足道（参见Leonel l i，Muhn，Rauter and Sran 于二0二四年的工作论文“How do consumers use firm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https： ／／ssrn.com／abst ract=4687694）。基金业大量的ESG 投资“未能产生显著的Alpha”。由于压根儿不赚钱，美国哈特福德基金（Hart ford Funds）、太平洋金融（Pacific Financial）等大量投资机构直接删除基金名称中ESG的字样。

其二，ESG引发公司治理成本问题。如果把ESG投资仅仅理解为一项不赚钱的公益活动，企业也许尚可接受。然而，问题在于，在ESG评级和强制半强制信息披露政策的压力下，一家公司不得不在并非主业和核心竞争力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投入大量的资本和精力，导致公司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治理成本不断攀升。例如，ESG评级和信息披露的一项政策倾向是鼓励在董事会中成立与ESG有关的专业委员会。截至二0二四年六月，我国共有三百零六家A 股上市公司在董事会改组和新设ESG相关委员会。至于这些委员会的设置和引入是否会产生公司治理成本，却并没有人去真正关心。

其三，ESG成为“治理陷阱”。ESG运动在公益愿景的伪装下正在演变为一项治理陷阱，使很多企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一段时期以来，在经济学界充斥着诸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各种“陷阱”概念。所谓“陷阱”一方面饰以扑朔迷离的伪装，具有诱惑力和迷惑性；另一方面，一旦猎物陷入其中，则难以摆脱，直至力竭身死。这里的“治理陷阱”指的是，以超越企业利润追求的各种宏大叙事为噱头，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宣传倡导形成的外部压力下，半强制甚至强制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嵌入公司已有的内部治理机制，使公司陷入治理成本持续攀升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二0二三年三月倒闭、被接管的美国硅谷银行就是掉入ESG治理陷阱，最终导致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很多人可能知道硅谷银行是一家致力于为硅谷高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服务的银行，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硅谷银行其实还是一家ESG业绩十分突出的标杆企业。硅谷银行围绕ESG成立各种组织和机构，并按照各种纷繁复杂的口径编制发布ESG报告，成为包括美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很多媒体和公众眼中“最负责任的公司”。如果硅谷银行把投入ESG的大量资本、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如何做好资产负债久期管理和压力测试，硅谷银行还会像今天一样倒闭并被接管吗？

其四，ESG产生“激励扭曲”。在ESG外部评级和监管信息披露的压力下，“洗绿”和“漂绿”等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泛滥，类似德意志银行的投资部门DWS Investment  Management Americas 的“洗绿”案件层出不穷。一项原本敦促企业从事保护环境和社会责任履行的公益政策却把一些企业“逼良为娼”，不得不引起相关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反思。

在接受ESG倡议，推行ESG过程中遭遇“谎言戳穿”“治理成本”“治理陷阱”和“激励扭曲”等种种不幸后，企业开始纷纷觉醒，在北美和欧洲的企业中出现了一种“反ESG”的公司治理实践新动向。可口可乐公司在二0一九年还是为利益相关者论背书的“商业圆桌会议”发起的《公司的目的》宣言的积极签署者，直到 二0二二年，该企业所发布报告仍以 “业务与ESG”为题。而到了二0二三年，在类似的报告中已经不再出现ESG字样。

在一家评级机构将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环保得不能再环保”的特斯拉从一个主要的ESG 指数中移除之后，马斯克称“ESG是一个骗局”，宣称它已成为“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的武器”；二0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华尔街日报》以“保守派有了新的战斗口号：打倒ESG”为题报道了这场试图“反ESG”（Ant i-ESG）的政治战争；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里奥（Leonard  Leo）表示“ESG运动正在污染我们的文化”；《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卡特（Chip Cutte）指出，“ESG在美国企业界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而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泰德（Gillian Tedd）认为：“ESG这一概念实际上可能被完全弃用。”随着特朗普2.0时代的开启，相信ESG 政策全面调整的窗口已经开启。

上述来自ESG发源地的政策调整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重新认识ESG。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鼓励的那样，企业家应该“拼命地赚钱，拼命地节省成本，然后拼命地捐赠”。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在于通过创造利润、缴纳税收，甚至做公益捐赠，来帮助政府筹集更多的资金，完成政府公共品的提供，让政府集中社会资源，以更专业有效的方式应对全球变暖（即使存在）、疫情泛滥、地缘冲突等社会发展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不是无差别地越俎代（政府的）庖，不专业地插手自己并不熟悉的环境保护等问题。

概括而言，ESG不应被社会舆论道德绑架、被监管和资本牵引驱使，而应该成为与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自觉自愿的理性行为；ESG应该是一家企业根据长期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目标的平衡自行做出的选择，即使我们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应该强调“量力而行”，不要使其成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