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的人类尊严 著译者言

二0二0年春夏，应三联中读邀请，我在线上做了一门三十多讲的音频课程《思想剧变中的日本》。这是个仓促上马的操作，不仅课程内容此前没有正面涉及过、有些部分缺少相应积累，而且录音课程这种形式，对于我这个“机器盲”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尝试。适逢新冠大流行，外面的世界突然变得深浅莫测，就连录音课程，也不能如同从前那样由编辑坐在我的对面操作设备，我只管信口开河地讲下去了；由于疫情的关系，录音必须由我独立完成。我需要一边讲一边留意面前的手机，这种方式让我最初十分不适应。

也许正是疫情帮了忙。在社会活动大量减少，人们大多足不出户的时候，有了充裕的时间，最适合做一些过去没有精力做的挑战性工作。其实真正的挑战还不在于我笨拙地操作手机，而在于我需要“深入浅出”地讲述那些有张力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地讲述，却不失掉讨论的深度，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虽然撰写学术著作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但是学术写作毕竟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内思考和讨论，它面对的主要是相应的知识传统，拟想读者也是学术圈内的同行；而面向一般听众的学术性讲座，不仅需要面对已有的知识传统，还要面对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且是千人千面的生活经验。事实上，那些完全不从事学术工作的读者和听众，其中不乏眼光锐利思维敏捷者，他们常常比学院里的书呆子更有头脑。这本书并不是所谓“普及读物”，我希望它可以呈现一些关键的思想课题，可以与那些有头脑有思想的“非专业”读者共享。所以，开始着手之后，我发现，这真是一件需要下大力气的工作。

我选择了六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思想人物，其中五位是日本人：鹤见俊辅、加藤周一、丸山真男、竹内好、上原专禄；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诺曼。他出生于日本并在此度过少年时期，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仅在日本战败后作为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成员进驻日本，以此为契机推动日本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且作为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在日本史领域留下了名著。诺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候，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一九五七年任加拿大驻埃及大使时，不幸自杀身亡。他的死在日本舆论界引起波澜，也让我讲座中的其他五位日本思想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震撼。可以说，诺曼之死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日本思想界在战后的时代剧变中潜在的思想流向，以诺曼开头设计这个讲座，有利于引出立体的问题群。

不过最初的创作冲动并非这些设计，而是一种更近于直觉的心愿。它来源于二十多年前我对诺曼和鹤见俊辅的有限阅读。

记得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我偶然地读了诺曼的《历史随想》。我对欧洲古典学毫无造诣，但那个时候这组随笔却激发了我强烈的兴趣。尤其是那篇《克里俄的面孔》，让我突然在身体感觉上接近了“历史感”这个神秘的东西。诺曼开篇谈到了亚历山大斩断戈迪乌斯绳结的故事：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的时候，在神庙看到了著名的戈迪乌斯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复杂的绳结，谁就会建立辉煌的伟业。亚历山大于是抽刀劈开了这个无人能解的复杂绳结。后人把这个传说视为另辟蹊径、化繁为简的典范，而诺曼却说：亚历山大干的这件事儿，恐怕不像后世著作家们吹捧的那么漂亮。其实，这有点像是做一道高难度代数题时直接翻到习题集末尾查找答案一样。代数题的本质就存在于解题的过程之中，预先知道了答案，那还有什么趣味可言，更何况这种方式也不会促进学习的进步。

在阅读这篇随笔的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诺曼五十年代末的悲剧。但是很快，我读到了另一篇谈到这个悲剧的评论，即鹤见俊辅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于是，这两位在日本战败之后思想重建时期发生过相当影响的人物，通过诺曼自杀事件，在我的内心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预示了什么，我当时毫无所知，不过一旦某种关联性成立了，它就会慢慢发酵，在某一个时机，它就有可能转为思考的结构。

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几乎完全放下了这两位人物，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两篇文字，总是在我的研究遇到瓶颈的时候从内心深处浮起。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也在不断面对思想史中的戈迪乌斯绳结吧！

我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时期，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到六十年代中期。之所以选择这个阶段，是因为这是日本现代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而且与中国现当代历史密切相关。根据思想史的通例，历史转折期正是思想家辈出的时期，会产生充满内在紧张的思想成果。当然，这个转折的脉络可以曲折地追踪到此前的另一个转折期，即明治维新前后，那也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把不同的历史转折期勾连起来讨论，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课题，只可惜，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同时穿透两个或者更多的历史转折期，从中谨慎地提炼出经得住学术检验的历史脉络，需要下长期的功夫，我只能先从战后时期的日本思想史着手。

战后日本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当属五十年代。那个时候，在冷战的铁幕两侧，世界正在悄然地发生重组。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那一代日本思想家正处在思想的鼎盛时期。不能不承认，思想史人物只有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才能有效保持思想的内在张力，才把握得住缠绕成一团的戈迪乌斯绳结，并拒绝快刀斩乱麻的诱惑。

五十年代的日本，面临着一个巨大而难解的绳结。象征着文明和自由的美国，以及由它主导的盟国军队，占领和操控了野蛮的法西斯日本。这个过程的确在日本社会内部推动了打破东亚霸主幻觉、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也把日本这个国家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日本的进步思想家面对的难题在于，他们无法以亚历山大的方式挥刀斩断一团乱麻的现实。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世界为日本输入了文明之风，让日本人可以毫无忌惮地说出“自由”“平等”这类过去不能明言的词语，至少为进步知识界的工作扫清了表层障碍；导入美式民主制度的结果，也为劳动者阶层争取自己的权益提供了合法性。这一切社会进步的要素，确实得益于西方世界的优秀价值观所提供的契机。

但是，契机只不过是契机，它能否有效地激发现实效应，却不取决于契机本身，而依赖于抓住契机进行创造的各种努力。这也正是战后那一代日本思想家为自己确定的课题。他们逐渐意识到，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美国及其意识形态不再是日本进步人士的盟友和依靠，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打破了美国独占文明的幻觉。但是因此全盘否定来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那些本该属于人类的优秀价值观，却是愚蠢和脱离实际的。日本思想家需要两面作战：一方面揭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利用来自西方的优秀价值观改造日本。

毫无疑问，这个巨大的戈迪乌斯绳结，要求他们在充满霸权的西方历史中提炼精良的思想工具，同时拒绝让这些思想工具拥有霸权性格；要求他们在曾经给自己带来深刻创伤的本土同时代史中进行尖锐的批判，同时植根于本土的思想风土，对其进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美国、西欧还是本土日本，都不可能成为实体性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分解，必须被鞭辟入里地分析，然后才有可能重新组合成新的思想结构。而构成这个新结构的各种要素，已经不可能再回收到原有的国别单位中去了。不言而喻，以国别为单位，仅仅依靠正、负两种判断，无法完成这样的思想任务。

鹤见俊辅《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里，有一句话最为传神地描述了这个戈迪乌斯绳结——美国具有一种奇妙的性格：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

在民主主义被绝对化为正面价值的时代里，“民主”这个原本在政治学里仅仅作为一种制度程序的范畴，被赋予了与“自由”“平等”同样不可质疑的价值含义。问题的麻烦在于，尽管民主的价值化与冷战中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但是在刚刚从极权状态中挣脱出来的日本社会，把民主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加以倡导却仍然有其必要性。战后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用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进行启蒙的，但是他们也无法回避鹤见提出的这个难题：假如民主主义真的是一种正面价值，那么，当它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时候，该如何维护这种价值呢？

通行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思维方式，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几乎不假思考地把民主视为西方阵营的特权性独占品，并在将其价值化之后再作为打人的大棒砸向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意义上，鹤见不仅仅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脱离实际的空洞性，更推动人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古典自由主义的课题意识，直视这些重要的课题如何在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代里变得面目全非的过程。

诺曼在日本乃至国际上的外交活动，诺曼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应该视为他对古典自由主义课题的思考与实践。甚至诺曼的自杀本身，也只有在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浸润的程度上，才可能得到理解。正是自由主义在它方兴未艾的古典时期，才最诚实地直面了它的戈迪乌斯绳结：它为人类社会设计了以说服和争论为和谐基础的理想方案，却没有可能直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机制中去。自由主义于是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它不能直接实现自身，必须通过结盟，才能在现实中找到实现的可能性。在诺曼事件中，鹤见俊辅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无法简化的复杂局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结盟，还是与资本主义结盟，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连带，还是与右翼资产阶级结合，这一切都不是自明的。

在冷战意识形态抽象化、新自由主义笼罩了思想市场的当下，理解诺曼与鹤见面对的戈迪乌斯绳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时代风气，越来越像当年诺曼评论亚历山大刀劈戈迪乌斯绳结时的那个比喻：面对一道高难度的代数题，不去耐心地解题，而是翻到习题集末尾直接找到答案。我们不能不思考诺曼的质疑：这样的方式，还有什么思想进步可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首半个多世纪之前这六位思想人物的精神历程，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有所教益的。他们虽然思想取向不尽相同，所在领域、工作方式也并不一致，但是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作为复杂的问题对待，绝不以亚历山大的方式快刀斩乱麻。

录制这个课程的几个月里，我跟随着六位人生经历、思想脉络、课题意识并不相同的思想人物，体验了六段各具特色的生命历程。逐渐地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之后，他们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的不仅是我的思绪，也牵动着我的情感。我在不知不觉间共享了他们的苦闷、烦恼乃至痛苦、绝望，这也拉近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在那些连小区的院子都难以走出去的日子里，与这六位人物的对话让我拥有了“突围”的感受。

在录制课程的时候，由于上线时间是确定的，我无法信马由缰地一直阅读下去，而且课程中有些史料当时难以立刻找到，所以不得不止步于浅尝辄止的程度。但是，每一个单元的录制都帮助我发现一个不同的思想空间，而每一个空间都有深远的纵深。不能不承认，最吸引我的有两位，一位是鹤见俊辅，一位是上原专禄。他们身后都有一个不可小觑的思维世界，在匆促上阵之时，我无法真正进入，而在录制结束之后，我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握他们思维世界的全貌。

虚怀若谷的鹤见俊辅是我个人接触比较多的前辈学者，但是我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有效的路径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从轮廓上看，他反对体制化学术，对大众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评价，他投身于社会实际运动，对改变惰性的知识状况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一切都可圈可点，但是我依稀觉得自己还是无法有效进入他的精神世界。直到这次为了准备课程进一步地系统阅读时，我才了解到，鹤见一生思想形成的时期，是他未成年时远渡重洋在哈佛大学苦读的那些年头，借用竹内好的比喻：在哈佛死啃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鹤见，在那几年里形成了自己一生的“黑洞”。要了解鹤见，就需要对实用主义哲学下功夫，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在鹤见研究上不得其门而入了。

与此相对，上原专禄是我一向敬而远之的大学者，我一直不自信自己有能力、有精力研究这位德国中世纪经济史专家，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有日莲教信仰的宗教思想家，所以，在过往的日子里，我只从他的著作中选择了与自己兴趣直接相关的几本，并没有购读他的全部著作，也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写作与上原相关的文字。在录制课程时，我首先在手头有限的资料里获得了他人生的素描，不料想随着他在我眼前活起来，原有的畏惧感不知不觉地被冲淡了。我不再惧怕上原处理的那些专业性极强的经济史问题，开始从文字中接近他本人，试图理解他人生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帮助我把上原生平相辅相成的两件重大的事情——他通过德国中世纪经济史研究把欧洲文明相对化的努力与他的日莲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思考，从而初步打造出我的“上原世界史意象”。

课程录制结束之后，我开始了艰难的“补课”。在完成其他更紧急的写作任务的空隙，我开始阅读当年为鹤见提供思想营养的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的部分著作，阅读上原专禄那些我未及充分阅读的著述。我写作了关于鹤见的短篇评论，写作了关于上原的长篇论文，这些阶段性的读书笔记促使我产生了进一步充实文字稿的欲望。本书在尽可能节制的前提下，对五年前录音整理稿的相关部分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特别想要得到读者谅解的，是我对上原专禄部分的大篇幅补充。为尽可能与其他各章篇幅保持接近，我删掉了录音课中原有的上原对尼赫鲁访华事件和美国传媒对此反应的评论的部分，也大幅度删节了对上原主编的《日本国民的世界史》的完整介绍，并对其他各节也尽量进行了压缩，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节新的内容，它们是围绕着上原夫人的不幸病故展开的。在录制课程时，我尚未读到上原的《生者·死者》，因此对上原夫人离世过程的痛苦与绝望无从把握。在阅读了这部分文字之后，上原精神世界中的“日莲”问题，由日莲激发出来的与亡妻的“回向”问题，由回向的精神历程转化而来的把死难的牺牲者导引到历史审判者位置上的问题，突然以鲜活的姿态呈现了出来。

我这才意识到，在这个讲座中唯一与诺曼毫无交集的上原，却以回向的方式为诺曼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而隐藏在各种问题背后的深层主题，也在这个祭奠中浮现：本书面对的，是生命与死亡所蕴含的人类尊严问题。于是，我决定改变课程播出时的顺序，把上原的部分放到最后。至此，我才感觉到这部书稿获得了比较合适的结构形式，它可以告一段落了。

（《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剧变中的日本》，孙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