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政治哲学与中国政治

在大力倡导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政治哲学领域似乎是一块“孤岛”，多数研究者仍在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脉络中开展研究。原因无非有两点。其一，政治哲学是一门抽象化程度极高的基础性学科，自然具有超越特定情境的普遍主义色彩。其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自霍布斯开始，已发展约四百年，深厚的根基使研究者另起炉灶的难度极大。孙国东的《阐释政治哲学：政治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中国逻辑》是直面以上挑战，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基于阐释学（特别是“公共阐释”）的认识论，作者不仅循序渐进地提出三种解决不同类型问题的研究方法，还身体力行地通过具体研究展现了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

为什么需要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作者提供了两点理由。其一是外在、功能性的——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是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要求。作者并不否认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需要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但他否认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径可以满足这一要求。他坚持认为，中国学术话语并不能仅仅是“具有民族性的知识生产”，还需要“为其添加世界性的元素”，因为唯有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话语才能具有“跨文化的话语影响力”。美国的学术话语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正是在于众多学者的学理提炼使得“知识生产具有了超越特定社会情境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色彩，进而成为一种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承载和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话语生产活动”。有鉴于此，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也需要通过学理提炼使其超越中国情境而具有普遍主义的色彩，政治哲学话语的建构则是其中最为基础性的部分。其二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是发展中国政治秩序的需要。作者提倡一种“‘民主社会学’的思想立场与理论视野”，通过分析现代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将作为共同价值的民主从西方政治话语中剥离，“为中国基于现代转型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约束条件之间的‘反思性平衡’……提供认知前提”。作者的“民主社会学”暗藏了三种认识：（一）中国的政治秩序有继续发展的需要；（二）这种秩序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秩序；（三）民主的政治秩序并不是西方话语下的民主。因此，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最为根本的目的即发展中国式民主政治秩序，而其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外在功能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政治秩序的副产品。

在《阐释政治哲学》的第一章，作者谦逊地表示，阐释政治哲学“这一理论模式的根本关怀……是为那种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原理／话语的建构，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然而，《阐释政治哲学》并不局限于“清理地基”，作者在完成清理工作后迅速进入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建构工作之中。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需要具备三大功能：面对西方的对话- 抗辩功能，面对现状的阐释- 范导功能与面对历史的阐释- 反思功能。与之相对的是三种具体研究方法：思想史重构、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 历史分析相结合、历史政治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三种功能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对话- 抗辩功能扮演着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建构“清理地基”的角色，阐释- 范导功能与阐释- 反思功能则直接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分别对应了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与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工作。其中，两种话语建构功能分别旨在实现“现代性价值／范畴的政治展开与转型中国的实践约束条件之间的反思性平衡”与“中国性价值／范畴的历史延展与现代性精神的正当性限制之间的反思性平衡”。

具体而言，“清理地基”任务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观念“土地”上已有不少阻碍话语建构的障碍需要得到清理。在作者看来，主要的阻碍是在国际学术界占据霸权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然而，由于西方的学术霸权话语并不是权力直接生产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学理提炼套上了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外壳的地方性知识，文化民族主义式的抗辩并不能有效地完成清理工作。作者支持的抗辩模式需以“现代政治哲学话语本身的理论——特别是其认知性潜力”来实现。与之对应的具体研究方法，即为所谓的思想史重构。这种方法将对那些被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笼罩的现代性价值／范畴“进行政治哲学考辨，获致一个超越于自由主义话语的理论视野”。在此过程中，被自由主义话语压制的知识得到挖掘，并释放了通过对话抗辩自由主义话语的可能。作者主要对两组政治概念进行思想史重构：作为综合性价值的“政治发展”与作为现代性范畴的“国家- 社会关系”。对前者的思想史重构抗辩了将政治发展等同于西式民主转型的自由主义话语，对后者的思想史重构则抵御了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反对国家”的范式。选择这两组概念源于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因为二者分别对应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秩序建构的社会条件。

“清理地基”的工作为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在“政治发展”与“国家- 社会关系”的中国化中，二者均是作者所谓之“构成性价值”，而中国性则是“范导性情境”。作者认为在通过思想史重构挖掘出被自由主义主流话语压制的知识后，可以获得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普适性”的理论视野。而中国化的实质，即是在这种新视野下探索现代性价值在中国情境中生成的具体方式。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即为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 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通过整合社会学对共通性和历史学对差别性的洞察，把握了政治秩序的社会- 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建构政治哲学。在“政治发展”的中国化中，范导性情境是作者所谓之“中- 西时代”的当代中国历史时期。作者在此基础上阐发了“马克思- 孔子范式”这一关涉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的规范性视野。在“国家- 社会关系”的中国化中，范导性情境是政党- 国家的政治架构。作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基于公意型政党的“辐辏性整合”的国家- 社会关系模式。

而在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工作中，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分别作为构成性情境与范导性价值的贤能政治与身份美德。前者对应着中国的轴心文明遗产，“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从而具有了构成性的特质。后者则是与中国式家庭紧密相连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关系，是规约中国市民社会实现形态的价值型情境。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是其在“现代性精神”的规范下得以重新形塑的过程。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即是历史政治学研究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这种方法整合了历史政治学对中国历史延续性的把握与社会- 政治理论分析对政治价值依托社会结构的重视。在贤能政治的现代阐释中，作者从现代性“历史终结论”的病理学逻辑入手，并基于现代性精神的正当性限制（道德普遍主义、社会正义和个人自主）与中国式贤能政治的运行逻辑（德必称位、位必称禄和社会教化）之间的反思性平衡建构了符合现代条件的贤能政治——内倾型的贤能政治。在身份美德的现代阐释中，作者基于现代市民社会的构成性规范（公民性），将身份美德视为公民性的文化范导，通过二者的反思性平衡将身份美德转进为符合现代性精神的中国性价值——获得家庭支持的公民性。

《阐释政治哲学》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出了值得向往的方向。兼具现代性与中国性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不但极具学理价值，还以介入观念市场的方式推动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作者的思想抱负体现在他不仅渴望在学术层面贡献新知识，还试图使政治哲学的知识生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沉溺于抽象观念世界的当代政治哲学回归传统政治哲学强调的现实关怀。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封闭于某种固定的形式，而是秉持公共阐释的精神为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可能方向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学术取径。

不过，由于议题的复杂性及开创性，作者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尝试仍然有两点缺憾。首先，在通过思想史重构清理话语建构的“地基”时，作者忽略了其背后的“错位”可能。思想史重构的逻辑是这样的：（一）现代性价值／范畴被西方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话语）笼罩；（二）这些现代性价值／范畴进入中国后，其普遍主义面目之下的自由主义内涵被无条件接纳；（三）思想史重构即是挖掘被自由主义话语压制的知识并对话抗辩自由主义话语的尝试。然而，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西方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不断变化，甚至呈现出天壤之别。以美国为例，新政时代（一九三0至一九六0）的主流是支持大政府、福利、再分配的意识形态，而新自由主义时代（一九八0至二00八）的主流是支持小政府、个人自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不考虑具体的时代背景，将自由主义直接等同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难免有错位发生。此外，现代性价值／范畴在西方受到某种话语的笼罩并不等于其进入中国后依然被笼罩。如果以为中国政治哲学话语建构“清理地基”为目的，更值得关注的可能不是现代性价值／范畴本身在当下西方语境中受到何种话语的笼罩，而是其在中国语境中接收-传播的过程中、在中国学界的解读下，会受到何种话语的笼罩。由于接收-传播的过程不同，在不同的现代性价值／范畴中，对话-抗辩的对象可能也是完全不同的。

《阐释政治哲学》更值得商榷之处出现在作者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尝试中。尽管作者强调这种话语的建构需要推进中国性与现代性的反思性平衡，但他的论述中暗含了现代性相对中国性的优先地位——现代性对中国性的约束是绝对的，中国性对现代性的约束是相对的。这种优先地位将对作者的政治哲学话语建构提出一些要求，但作者的论述并没有很好地满足它们。

作者对现代性优先地位的暗示体现在他对“特色”与“底色”的区别上。他明确指出，中国性是“作为‘情境’（contexts）”存在的特色， “作为‘价值’（values）和‘规范’（norms）”出现的现代性则是底色。作者通过引入构成性（constitutive）与范导性（regulative）两组概念，并将其与价值和情境相结合，形成了两种关系：现代性作为“构成性价值”，中国性作为“范导性情境”；现代性作为“范导性规范”，中国性作为“构成性情境”。尽管作者承认，作为“构成性情境”的中国性可以以价值（如贤能政治、政治统一等）的方式存在，但他否认中国性价值可以成为与现代性价值类似的构成性价值。二者的区别在于，具有构成性的现代性价值并不需要现代转进，但中国性价值有必要进行现代转进。作者的解释是，与现代性相比，中国性可以是价值，但不可以是规范。二者均具有约束力，但前者的约束力是相对的，后者的约束力则是绝对的。作为构成性情境的中国性价值与范畴“并不能豁免于现代性精神的检验和范导”。与之相反，现代性价值是一种规范性价值（normative  value），其自身的规范性使其可豁免于他者的检验。

因此，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与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工作均需要更精确地把握现代规范性价值。在此，思想史重构的意义更为凸显。重构不仅能获致一种超越单一意识形态的理论视野，还可以逼近乃至揭示某种现代性价值的本原，从而发掘现代性价值／范畴中国化工作的对象。以政治发展为例，思想史重构不仅应该厘清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政治发展多元理解，更需要从多种政治发展的价值观（conceptions of values）提炼出一种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政治发展的基本特质，从而为政治发展的中国化奠定基础。然而，作者对“政治发展”的思想史重构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他梳理了多种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出“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两大发展方向，但他并没有论证政治发展理论自身演化特征与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政治发展的关系：为什么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演化特征足以成为具有强约束力的现代规范性价值？这将会进一步影响到作者推进政治发展中国化的工作。他试图通过秉持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基于多元现代性的视角，获致超越自由主义政治发展话语的“历史终结”视野。他认为，在当下的“中- 西时代”，中国迥异于西方主流现代性模式的两大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可以形成超越“康德-黑格尔范式”的“马克思- 孔子范式”。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 孔子范式”为何优于“康德-黑格尔范式”（作者在这一点上已经做了详尽的论述），而在于“马克思-孔子”是否与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政治发展相符。但是，由于思想史重构未能澄清作为规范性价值的政治发展，“马克思-孔子范式”能否称为中国化的现代性价值也是令人怀疑的。

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在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工作中。这项工作要求首先以“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给予中国性价值／范畴正当性限制，随后在现代性的“问题性”中把握中国性价值／范畴所带来的超越空间。因此，最关键的一步即是确定相关现代性基本精神的内涵。在“贤能政治”的现代阐释中，作者认为至少有三种现代性精神对其构成了正当性限制：道德普遍主义、社会正义和个人自主。然而，他并没有试图提炼三种现代性精神的普遍性内核。换言之，如何确保作者理解的三种现代性精神不是套上普遍性外壳的某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真正超越特殊情境的普遍精神，仍是未竟课题。道德普遍主义、社会正义和个人自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均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以社会正义为例，自由至上主义、自由平等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其的理解大不相同，而不同理解与贤能政治“位必称禄”的关系则有天壤之别。例如，作者提到的沃尔泽式分配正义的确对“位必称禄”形成了限制，但基于等级的保守主义式社会正义可能反而会对“位必称禄”的分配赞许有加。如果没有超越已有意识形态阵营的理论视野探寻真正具有普遍规范性的社会正义，推进贤能政治的现代阐释工作将失去可靠的规范性依据。

尽管有以上缺憾，《阐释政治哲学》仍不失为一部可以进入中国学术史的作品。在中国语境中建构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之难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缺乏。《阐释政治哲学》在研究方法层面的深刻反思与研究方法实践上的勇敢尝试，无疑为今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正如慈继伟在评价作者的《公共法哲学》一书时指出的，作者的努力是一种“霍布斯式的开创性努力”。与《公共法哲学》相比，《阐释政治哲学》更凸显“授人以渔”，不仅为这项开创性工作提供了“工具箱”，还建造了可以继续发明其他工具的“工具台”。在这些工具的基础上，相信更多建构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的作品会逐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