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尊严之路

一九四一年底，茨威格完成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他与他的第二位夫人伊丽莎白·绿蒂穿戴整齐地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死于昨日世界》的作者李静睿指出，与其他犹太人相比，很难说茨威格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苦难：他出生于巨富之家，一直沉浸在文学和艺术的志趣之中；他从未佩戴过代表犹太人耻辱身份的黄色大卫星，更不用提被送往集中营，人生远远未到绝境。那么，茨威格为什么要自杀？

他的遗作《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提供了答案。“‘一战’之后，法语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belle époque，美好年代，专指一九00年到一九一四年这十四年，这就是茨威格念兹在兹的昨日世界，那个时候他相信站在面前的是人类文明必然前进的二十世纪。”然而，当希特勒征服欧洲后，那些他以为会万古长存的优雅秩序一去不复返。法西斯的战争理论和政治家的宣传，使战争狂热迅速席卷欧洲，“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 在德国，在被奴役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里”，茨威格的书“被希特勒命令禁止发行”。四十年来他在国际上所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已经被一只拳头击得粉碎”，“被消灭得如此彻底”。他沉痛地发现：“欧洲正在由于自己的疯狂而濒临死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种绝望是他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重要原因。

然而， 茨威格之死， 不仅仅是殉他理想的熠熠生辉的欧洲文化，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尊严被践踏的恐惧。“在最近十年里来说，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小小的领事馆女官员要比结识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更为重要。”这是茨威格不能忍受的。秘密警察进入他家搜查军火使他感觉到“莫大的侮辱与耻辱”。“大学教授被迫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寺庙；人们被狂叫怒吼的年轻人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大街上无辜的人们被当成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走，并命令他们打扫冲锋队营房的厕所。”这些人格的羞辱、尊严的践踏使他恐惧。他深深意识到，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这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人们不断地遭遇这些环节”。他悲愤地说：“我，作为一个出生于自由时代不愿意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都如同犯人额头上的一个烙印；每次盘问和每次检查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而我们却清楚地意识到，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茨威格绝望了。他终于决定：“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李静睿写道：“在他死去的一九四二年，奥斯维辛已经建造出第二个毒气室，操作一次可以屠杀一万两千人，焚尸炉每天焚烧八千具尸体，茨威格的同胞们坐着火车走向死亡。” 茨威格并不知道将发生的这一切，但是，他不失尊严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免于后来无法想象的人格和肉体的践踏和侮辱。李静睿因此说：“作为茨威格的读者，我并不纠结于他的死亡，他幸运地死于昨日世界。”这是《死于昨日世界》的点睛之笔。

茨威格在他的遗言中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史铁生说：“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重要。”茨威格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今日世界”，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是维护自己的个人自由。李静睿不仅在《死于昨日世界》中记录了奥地利的茨威格之死，也同时记录下茨威格之死的中文版：“比如陈梦家在一九六六年上吊自杀前说：‘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再比如早在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前留下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 义无再辱。’后人对王国维的死有各种猜测，有人说他为清亡殉葬，有人说因为被罗振玉逼债，在我看来，他和茨威格一样，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向昨日世界告别。颐和园园丁曾说，‘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王国维死得从容，茨威格亦如是。”字里行间充满她对这些以死维护个人尊严的知识分子的敬意。

通往尊严的道路并不只有茨威格之死这一种。在李静睿看来，以自己的理念与“这个该死的世界、自己该死的人生对抗”者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从种种文学作品中努力发掘这样的描写：约翰·威廉斯写有一部小说《斯通纳》，整本书最激烈的情节，是斯通纳竭尽所能，制止一个他认为不合格的研究生进入英国文学专业，他为此得罪系主任，在之后二十年中饱受欺凌（当然大学内的欺凌也就是上不了自己想上的课，课程表被安排得乱七八糟等等，这些看起来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在和朋友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坚持时，斯通纳说：“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李静睿评论道：“斯通纳，一个屁用没有的英国文学教师，挥出了手中从未开刃的剑。他还是失败了，那个学生被顺利录取，斯通纳又退身到自己糟得不能再糟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他自己知道，他曾经拔出过那把剑，这让他的人生有所不同。”一九一0年托尔斯泰去世，他的译作《哈吉穆拉特》在他身后面世。鞑靼人哈吉穆拉特本是高加索伊斯兰教领袖沙米尔的副手，“因为战功赫赫，沙米尔疑心渐增，扣押其家人为人质，一八五一年底哈吉穆拉特投诚沙皇，冀望俄国以俘虏交换其家人，并允诺到时会帮助俄国击败沙米尔，但他渐渐发现俄国人不过让其在等待中虚耗时光，一八五二年四月，他痛下决心逃跑，最终被俄国追兵砍下头颅。托尔斯泰在故事开始前写了一段引言，描写顽强的牛蒡花。‘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当哈吉穆拉特发现沙皇的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时，他感到了侮辱，决定逃亡，并付出了死亡的代价。李静睿评论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哈吉穆拉特》，但是以后再想起‘英雄’这个词，我注定会想到哈吉穆拉特那场孤注一掷的逃亡，在牛蒡花中被割下的头颅，他用失败，去换取永恒。”李静睿还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早就预见到“即将开始的革命寻求的是奴役与复仇，而非自由与正义”。因此，他“坚定地对水晶宫说‘不’”而选择了地下室，“终生都在抵抗那诱惑他离开自由的撒旦，即使自由意味着痛苦，意味着一条失去安全屏障的漫漫长路”。此外还有加缪，他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李静睿评论说：“加缪唯一毫不动摇的，是西西弗式的希望，这种希望不基于命运，不基于上帝，只基于人的反抗，人的自由。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对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对，但在《鼠疫》中，里厄医生已经明白在强大的瘟疫面前，所有的手段可能都毫无用处，然而‘必须做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生命从来荒谬，邪恶永如瘟疫”，命运“在于迫害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互动”。反抗或许无济于事，正如斯通纳反抗后“又退身到自己糟得不能再糟的日常生活之中”，哈吉穆拉特最后在牛蒡花丛中被砍下头颅。但是，“反抗不是为了胜利，反抗代表恐惧并未吞噬一切，自我依然存在且闪动微光”。

“制度残酷地碾过个体，看起来毫无可能逃身而去，然而永远有一些自由之地难以剥夺。”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经历过无数次罗马尼亚情报部门的审问，“每次被秘密警察叫去审问，她总是穿上新衣服，精心化好妆，因为‘尽管他们努力制造恐惧，我还有能力整理仪容’。而在审问过程中，她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些小诗，然后在心里默念，仿佛从丝绸衬里中读出。她会观察审问她的人，甚至构思诗句。心里想的是‘他们自认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曾经写下《边城》的沈从文，在不同的国度以相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凌宇在《沈从文传》中说：“他几乎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几十年来遭遇的损害与屈辱。当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在他面前，人们常常惋惜他不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失踪’，在第二、三次文代会上，连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认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但他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获得了另外的自由和荣誉。和以死与命运抗争的茨威格不同，沈从文崇尚“水”的哲学。他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 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忱洋溢。”这是沈从文为自己构建的内在世界，是一个任何外在都无法入侵的世界。在他身上，“苦难留下烙印，却并不掌控人生”。

在《死于昨日世界》的序言中，李静睿说：“这本书断续写了五六年，出版前有两个待选书名，一个是《死于昨日世界》， 一个是《总而言之不醒》，都是书中篇目的名字，分别写茨威格和沈从文。”“两人的命运显而易见不同，却又有一种奇异映照，他们分别展示了两种通往尊严的路径。”“我也是在修订书稿时才发现，这十几万字中涉及的人，大都摇摆于平静和尊严之间。”李静睿说：“我渴望平静，也渴望尊严。”并把自己列入书中描画的人物名单之后：“沈从文、茨威格、哈吉穆拉特、米沃什、加缪、马内阿、肖斯塔科维奇……我。”冯天瑜先生的女公子冯可耘评论说：“李静睿对于生死的两重表述，她列举的这两个人，显示出她对人性极深的感悟和洞察。”她最后在《死于昨日世界》与《总而言之不醒》两个书名中选择了前者。

《死于昨日世界》是一部极有警示性的著作。李静睿自问：“人生常常太长了，长到会被际遇不断地鞭打人性，我经得起种种考验吗？未必。”“但我毕竟读过这些书，又留下了这些阅读的印记，知道别的人在相似境遇中如何做出选择，知道这些选择哪些通往尊严，哪些徒留悔恨。”看到她的这一段话， 我不禁想起邓之诚，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占领北平，此时的邓之诚“念明清之际，先民处境，有同于我者，不识何以应变，乃取其诗时时观之，钦其节操，忧患中赖以自壮焉”。他的意思正和李静睿相通，即在阅读前贤的著作中，“知道别的人在相似境遇中如何做出选择，知道这些选择哪些通往尊严，哪些徒留悔恨”。“战胜自我奴性与软弱”，这正是读书的不朽意义。

（《死于昨日世界》，李静睿著，上海三联书店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