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到帝国主义

“从十六世纪的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以每天五十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了数百年，最终覆盖了地球六分之一的大陆面积。”类似精确到天的扩张动态描述，无疑比静态的面积总数更能凸显“疯狂”“贪得无厌”的俄罗斯“民族性”。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晚清以来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丧于俄手的惨痛经历，似乎是对其民族性不容质疑的印证。然而，四百余年连续扩张背后所反映的所谓“民族性”，乃至国家统治逻辑，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我想，若本质主义的原则和理论能成为我们理解他者的不二法门，那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幸的是，自俄乌冲突以来，在如何理解、评价俄罗斯的问题上，我们的舆论界正在滑向简单粗暴的民族性分析框架，而学界又深陷各种疏于实证而以论代史的帝国研究范式，以致从民间到学界都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当是时也，施越《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下简称《征服史》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一书，从中亚这一俄罗斯研究中尚属薄弱的区域入手，以扎实的档案文献、严谨的考据推理，在混争中用实证主义历史学发出了理性的呼声。

今日俄国史研究有两个明显趋向，一是“政体中心论”，一是“脱胎于多元帝国论的俄帝国史”。前者关注点多集中在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问题，较少讨论“作为大型跨地域政权的俄国在不同时期如何处理央地关系、政教关系、族群关系等同样重要的‘宪制难题’”，后者则“是当前欧美学界关于欧亚地区族群、宗教和俄帝国的边疆统治、外交战略等研究的主流范式”（施越）。此二者同样是困扰中国同期转型问题的焦点议题，特别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新清史”，与“俄帝国史”可谓殊途同归。然而，这两种视角，都淡化了十八至十九世纪全球激荡变革时代，由经济基础变革所引起的边疆治理、族群关系及外交战略等上层建筑的震动——正是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传统帝国与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性质差别。只有避免了对研究对象本质化的解读，才能在动态中把握俄国史的脉络，为中俄近代史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既能观察俄国扩张性质变迁，又可比较中俄帝国发展异同的最佳场域非中亚莫属！施越敏感地捕捉到俄国征服中亚的过程，就是由全球语境和国际局势引发的俄国发展阶段质变的集中体现。因此，《征服史》一书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什么十八世纪中期俄国在草原地区北部修筑要塞线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正式侵吞草原腹地之间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停滞时期’”，就成为剖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抓手。

十八世纪初，影响中亚草原政治态势的主要力量是东部的准噶尔部和北部的俄罗斯，而准噶尔和清廷的关系则无须多言。哈萨克诸部的地位，与西域历史上夹在汉匈之间，哭诉“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的楼兰不仅情形相似，连两属的方式——质子、纳贡（税）、称臣却不服役不编户都千年未变。因此，当小玉兹汗阿布勒海尔因游牧民转场问题受困于已是沙俄属民的巴什基尔和乌拉尔哥萨克，还要提防将目光投向西部中亚草原的蒙古准噶尔部时，向俄国求助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有趣的是，阿拉伯文书写的鞑靼语原版哈萨克人呈俄皇信中的关键信息“向陛下寻求保护……希望得到陛下的庇护和帮助”在翻译成俄文后变成了“（哈萨克人希望）完全臣属于陛下”。这种因翻译和官员个人在沟通中产生的信息差（而非来自双方领袖的直接授意）最终影响到外交接触甚至国际关系走向的偶然事件，在彼时的东西方交流中并非孤例（参见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尽管后来俄方了解到阿布勒海尔汗并非如他声称一样可以代表哈萨克的中玉兹和小玉兹，但“俄方已经认定阿布勒海尔所寻求的是与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类似的臣属地位，……默认阿布勒海尔汗为哈萨克各部的代表。这一策略为后续俄国声称对所有哈萨克人享有宗主权奠定了基础”（41页）。

俄当局抓住了阿布勒海尔臣属带来的政治机会，应后者的请求开启奥伦堡远征、修筑要塞线等一系列介入草原的活动，并开始尝试建立草原统治体制。这种尝试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以册封（扶持）阿布勒海尔家族等少数哈萨克汗为主的羁縻统治—俄方并不希望向草原西路倾注更多军政资源，甚至直接拒绝阿布勒海尔之子弩喇丽希望俄方更深外交接触甚至国际关系走向的偶然事件，在彼时的东西方交流中并非孤例（参见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尽管后来俄方了解到阿布勒海尔汗并非如他声称一样可以代表哈萨克的中玉兹和小玉兹，但“俄方已经认定阿布勒海尔所寻求的是与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类似的臣属地位，……默认阿布勒海尔汗为哈萨克各部的代表。这一策略为后续俄国声称对所有哈萨克人享有宗主权奠定了基础”（41页）。俄当局抓住了阿布勒海尔臣属带来的政治机会，应后者的请求开启奥伦堡远征、修筑要塞线等一系列介入草原的活动，并开始尝试建立草原统治体制。这种尝试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以册封（扶持）阿布勒海尔家族等少数哈萨克汗为主的羁縻统治——俄方并不希望向草原西路倾注更多军政资源，甚至直接拒绝阿布勒海尔之子弩喇丽希望俄方更深一步介入草原事务的暗示（65页）。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波斯内乱，中亚南部的布哈拉和浩罕无力对抗俄国，清廷平定准部后无意介入草原西路事务，中亚草原已经没有可以牵制俄国影响力的势力。而俄国在欧洲参与瓜分波兰的战争及旷日持久的俄土（奥斯曼）战争，以及一七七三年爆发几乎动摇沙皇统治的普加乔夫起义，都使俄国重新考虑调整在草原西路的统治方式，尝试引入行政管理体制，嫁接俄国统治体制，将各部落首领转为俄当局发放薪资的官僚。至此，熟悉中国史的读者多少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册封笼络土著精英、调停氏族及地方冲突的羁縻政策从汉唐至明清都是中原王朝处理外边疆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十八世纪末在草原上进行的行政改革也无非是俄版的改土归流而已——其根本在于这一时期双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发生迭代差距，对外关系的理念、手段仍处在传统帝国处理外边疆交往的范围内。

约翰·达尔文提出的“欧亚革命”是指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在欧亚大陆上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互相交织的革命性变化。此后，“俄国所面临的内外条件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大相径庭。在地缘政治层面，俄国向亚洲内陆地区的扩张与英国在南亚和东亚的扩张呈现竞争与模仿。在经济层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俄国本土的纺织工业逐渐兴起，枪械、火炮、交通和通信技术也在西欧影响下发展。在文化层面，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俄国贵族和军官确认了‘欧洲人’的身份，吸纳了启蒙思潮的一系列观念”（76页）。在此背景下，俄国于一八二二年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强行规定草原东路的管理体制。“实际上，该条例以要塞军力为后盾，以草场划分和边界管控分隔各游牧氏族，以俄国法律压缩传统游牧社会习惯法的适用范围，以商贸、文教和社会服务吸引游牧人弃牧从农，最终消解游牧生产方式所蕴含的军事潜能。在部分吸纳草原游牧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基础上，该条例为俄国深度介入和改造草原地区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为后续对中亚南部农耕区大规模用兵奠定了政治和军事基础。”（79 页）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草原西路执行的一八二四年《奥伦堡吉尔吉斯人条例》（苏联民族识别划界之前，哈萨克人多被称为吉尔吉斯人，而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喀喇吉尔吉斯）则延续了十八世纪末的沙俄初次中亚草原体制改革的思路，实际上是对既有部落和氏族权力格局的认可（111页）。无论在文本还是实践上，东西两路差别都甚大。

显然，这一阶段俄国试图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根本领域改造哈萨克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维持边疆稳定、保证商路畅通以及扩张影响力的传统诉求。其对中亚草原的统治开始由传统帝国向近代殖民主义转变。然而，囿于俄国自身资本主义改革尚未完成，无法在技术上突破东西两路自然环境差异导致的统一政策的障碍，且包括要塞线合围在内的军事绝对优势还不成熟，因此，这一阶段俄国在草原地区的统治既没有完成体制上的统一，在实际效果上也存在较大差别。

在一八六一年的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及英俄的大博弈的加持下——前者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 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所谓的“文明秩序”的理念成为俄国一八六八年中亚统治政策再度转变的指导思想。该理念下的种族优越感使得俄军难以容忍在“亚洲人”面前的军事失败，因而其向中亚南部的推进以急速和血腥著称，传统帝国处理边疆问题的复杂程式与内涵越发罕见。粗暴的军事征服背后，是生产力水平代际差距下，资本主义对中亚传统农牧社会以“文明”之名的蔑视——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马列对沙俄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控诉方可对号入座。至此，俄国完成了帝国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区域研究的主要传统，即欧洲东方学、俄苏民族学和历史学以及欧美区域研究对于中亚的认知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对中国与中亚历史关系的成见。做好中国特色和本位的中亚研究，既要突破西方的欧洲中心论，又要避免延续俄语学界研究的强大惯性，还要避免陷入中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叙事逻辑，这无疑是极大的挑战。本书“通过实践来尝试回应国别区域是写作中的‘诸神之争’的问题”（即传统信仰为科学所祛魅之后，现代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难以完全调和的价值观冲突，251页）。通过沙俄草原征服的数百年历史，映照的是俄帝国的古今之变，却也回应了近年来关于清廷经略西域的性质之争，对中俄关系史、中俄边疆史的比较研究等敏感问题都提供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思考。

坦率地说，近年来的国内区域国别学热并没有提升历史学界对中亚历史，特别是中亚近现代史的学术热度——后者实际上属于“欧洲史”之下的俄国史范畴，而非“亚洲史”。然而，受种种原因影响，中国的俄国史研究面临较多困难，中亚近代史就更无人问津了。作为施越的第一本专著，该选题自述有两方面考虑：第一，建构中亚近代史的自主知识体系，须从整理文献体系和既有史观入手；第二，建构中亚近代史的自主知识体系，还需根据内部次区域历史脉络的特点循序渐进。最终的目标是提振中国中亚史研究的学术氛围，推动对中亚全域的研究。中亚近现代史文献繁杂而分散，所涉语种较多且语法差别极大，研究门槛颇高。为此，书中导言部分详细开列了相关档案等一手资料的信息、馆藏及出版情况，并对本书所涉的多语种史料文献的内容和意义逐一评述，使得《征服史》一书对相关研究者更多了一层按图索骥的工具意义，可谓善莫大焉。

（《俄罗斯草原征服史：从奥伦堡到塔什干》，施越著，东方出版中心二0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