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樱桃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妈还会问：“吃饱饱了吗？”

她这话也许是问我的，也许是问我弟弟的。我十一岁了，她不应该这样和我说话了。我弟弟一岁多，她更有可能在问他。他还没有长牙，吃不了饭，只能吃钙奶饼干。把饼干泡软，他自己拿着吃，泡饼干的有时是水，有时是奶粉，有时是橘子汁。我点点头，弟弟也点点头。

她去上班了，走出屋子，走进院子，院门哗啦啦锁起来。

这时立君就从里屋走出来，收拾桌子。

我妈在她从不出来，她在我妈也不出现。立君和我妈就像太阳和月亮。

立君一边收拾茶几，一边从饼干袋里取出一片吃。

我弟弟指着杯子。

她说：“我不要蘸水，我又不是没有牙。你才吃那种东西呢，软塌塌的。”

我弟弟听到这三个字就笑起来，他特别爱听叠字，一听就笑，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

他一岁零九个月了，还什么都不会说，连唔唔的声音也很少发出，只会用手指着某样东西，可是他的意思立君全明白。

我妈说我六个月就会喊妈，两岁已能应付所有日常对话。我弟弟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妈是谁。他大概以为立君是他的妈。

我看看厨房里立君的背影，对他说：“你是傻的。”

他望着我，吃着指头。

“我家住城阳，就在青食二厂旁边，每天都能闻着钙奶饼干的味道吃饭。”立君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

厨房的位置，我记得，就是以前办公室的位置，那时我妈坐在里面数钱。她是出纳，从会计手里接过一把钱，用三根手指牢牢钳住，好像它们是要逃走的小动物。我妈往手上吐口唾沫，开始点钱，桌上明明有只红色的小圆盒，盒里有块圆形海绵，海绵里有水，可她只喜欢蘸唾沫。

立君是我家的远房亲戚，我舅妈老家的表妹，渔民的女儿，刚初中毕业，十六岁。我妈去上班的时候，她负责照看我和我弟弟。

立君从厨房出来，已经脱去外衣，只剩件白色的小背心，那时男人女人都穿那种背心。男人的肥，女人的瘦、短，立君的尤其瘦。我猜她也许是捡了她妹妹的。我猜她里面应该还有一件乳罩。

我妈从来不穿乳罩，所以我也没有。虽然我觉得现在应该穿了。我的同学周妮妮早就穿上了。

立君端着一盘橘子，外面有一层水珠，洗过了，她特别爱洗，什么都要洗一洗。她在上面咬一个口，剥掉皮，连白色的丝也一点点剥掉，塞进我弟弟嘴里。

晚上我妈吃橘子，我弟弟指着她，不让她吃。她没明白，还是往嘴里塞，我弟弟把橘子打掉。这时我就替我弟弟做翻译。

我妈说，弟弟被立君惯得不像样，没有谁家要先剥掉橘子的白丝丝才吃，那是入药的，对身体很好，必须吃。连我也跟着学坏了。我吃包子的时候，不停地张开嘴往外吐肥肉，这毛病也是立君惯的。

接下来就是大便时间，我弟弟每天吃完水果拉大便，这是一个固定的程序。立君抱着他走进院子，我趴在窗户上，看着她的背影隐入荒草。我弟弟两腿叉开，在她腰两侧荡来荡去，看上去就像她自己身上长出的器官。

等我自己去院子里上厕所，我就要特别小心脚底下，怕踩上我弟弟的屎。其实立君每次都往正东走，我往东南走，不是一路，所以我应该不会踩上我弟弟的屎，倒有可能踩上我自己的。我还知道她总带他去樱桃树底下，每天换一棵树，轮流着拉。在某棵树上，立君用塑料袋装着工具：小铲子、小扫帚、卫生纸等等。

我弟弟从来不在人前上厕所，立君说，她得把他全身的衣服脱光，把屁股那么大的一块地面弄干净，扫去落叶，铲除野草，整平浮土，他才肯屈尊纡贵地蹲下去。总之他排泄的仪式非常讲究，远超过我。从这方面看，他的智商是否正常仍是一个谜。

煤场是有公厕的，在院子最南头，需要走过荒草，那些草漫到我的大腿，走在里面像蹚进河水，偶尔有一条小蛇像河里的鱼一样，快速游过脚面。我们都不去那里上。那是个老朽的公厕，屋顶和墙上的红砖都已旁逸斜出，可它迟迟不肯塌下去。一棵老石榴贴着男厕的围墙生长。那是棵歪脖树，被春季的大风刮断过，没有死，就那样把它的上半截靠在房顶上，继续长。暑假是它成熟的季节，果子越结越多，可是无人采摘，除了鸟群。等到我开学以后，它们就会像忍耐不住的心那样崩裂开来，一些籽像子弹一样弹射到地上，直到深秋，或者初冬的第一场雪，所有的果子都落了，破碎腐烂。

我妈说石榴不能吃，它们是从屎里长出来的。就算她不说，我们也不会吃。就算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走进过那个公厕。

我一直趴在窗户上，等到立君的身影再次出现。她双手交叉，托住两瓣开裆裤里露出的光屁股。而我弟弟耷拉着头趴在立君胸前，昏昏欲睡。

这又是一个固定的程序，我弟弟要午休了。大便烦琐的程序似乎耗尽了他的力气，接下来，他至少要睡上两个钟头。

我妈说，这不像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家的人没有这样儿的，他肯定随了他父亲。

我问，他的父亲是谁？

我妈又说，他以前不这样，是因为立君才变成这样。

我妈忘了，他以前也这样。在他还需要把屎把尿的年纪，他得由大人抱着走进卧室，关紧门窗，拉上窗帘，排进一只清洗得一尘不染的白桶中。

我妈记性很差，尤其是煤场倒闭，她换了另一份工作之后。她说是因为工作太忙太累，睡眠太少的缘故。

紧靠南院墙那排杨树间，传来蝉鸣刺耳的高音，热气一浪一浪，好像一只手不断地拍我，我也昏昏欲睡，在长椅上躺下来，枕着自己的胳膊。

我迷迷糊糊记起前些年，放了学，从镇上的中心小学走过来，走到煤场，我妈还没下班，她的同事也都没下班，就在这个房间里，来自全镇的农民挨挨挤挤，手里举着钞票，争先恐后地将头和胳膊伸进窗口，叫道，王出纳，你先收我的钱，给，收我的，先给我开单子，我先来的。那个窗口后面，就是现在我家的厨房。外屋两条长椅油漆剥落，溜光水滑，都是被农民们的屁股磨出来的。想到这里我悚然一惊，猛地抬起身子。

空荡荡的屋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丝声响，一只合页脱落柜门下垂的文件柜，用作碗橱；一只锈迹斑斑的保险柜，我妈原来下了班，和小付会计对好账，信用社已经关门，她便把当天收的钱全锁进保险柜；一张单人木床摆在东北角；两只化肥桶倒扣过来，担起一块木板，摆在两条长椅中间当作餐桌和茶几——立君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把它打翻了。

空气闷热得像一场梦。我甚至分辨不清自己是不是真醒了。

我弟弟睡下了。有时他能轻易进入睡眠，也能轻易地醒来。更多的时候他需要经历长久的折腾才睡去，再经历长久的折腾，才能彻底清醒。

立君像一道白色幻影，在正午黏稠厚重的空气里，从里屋走进外屋。年老的破门像一个浑身上下无处不疼的老妪，还没等有人碰到她，便哎哟哎哟地鬼叫起来。

那间小屋本来是宿舍，煤场职工在那值夜班，从周一到周日，本地职工每人轮值一夜。我妈还是称它为宿舍——让你弟弟去宿舍；宿舍里有卫生带；宿舍后面是老崔家的茅厕，能不臭吗——就好像煤场还在，没有倒闭、解散，就好像她还是那个出纳，每天都加班，我还是放了学来找她。只是不再有顾客。

我故意不去看立君，虽然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每天下午她从里屋出来，就像从一个吸走一切的机器里出来，变得溜光水滑，像一只被剥去外壳，连肉也被剥去，只剩下珍珠的河蚌。用一切这个词不够确切，其实她还穿着内裤。

等她转过身去，我的视线才能移过来对准她。她的内裤紧贴屁股，边缘镶有窄窄的蕾丝边，看上去远比我妈用服装厂里带回来的碎布，连夜踏着缝纫机做的那些精致得多。那些与其叫内裤，不如说是有三个洞的口袋，两边的洞大小不一，上边的洞要么太大，在腰上堆出麻花，要么太小，勒得直犯恶心，而且没锁边，脱落得很快。自从立君来了以后，我夜里睡觉再也没脱过裤子。

只有窗户底下的缝纫机和木箱子是新添置的，在那些占据此处几十年的煤场老家具面前，显得羞涩而呆笨，带有一种无法融入集体的边缘感。

立君在拧吊扇开关。她又忘了它是坏的。

“我得想办法修一修。”立君说。

“我妈不让。”我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掀动我的舌头嘴唇帮我说话。

我妈很怕吊扇。她怕很多东西。

她说吊扇会削掉我弟弟的头，也会削掉我的头。虽然它们很高，安在高高的三角形的房梁上。每当盛夏，这间大厅里人头攒动，农民们的汗衫和头巾散发出浓重的汗臭，两只吊扇被拧到最高挡，咯吱咯吱疯狂扭动，连接的铁杆脆弱地摇晃着，看上去马上就会从黑漆漆的房梁上掉下来，掉到人们头顶，削碎那些形形色色的脑袋。

“有可能就是你妈弄坏的。”立君说。

她不是没有道理，它们是在我们搬进来之后才坏掉的。之前的那些年，这两台年迈过时的电器一直在超龄工作。

立君走进院子，用鞋刷把落满草叶和鸟粪的水泥池子刷上一遍又一遍，然后她像只鸬鹚一样单腿站立，一只脚伸进水流，弯下腰去，搓洗脚趾、脚后跟和脚底板。洗完脚她用手撩水，再依次清洗剩下的所有部位，最后洗头发。

我看看她，再瞟瞟院门。

那是两道又高又阔的铁栅栏门，透过半人宽的缝隙从街上看过来，院里的情形一览无余。可是在这样炎热的中午，柏油路的反光耀得人头晕，街上空无一人。

即便真有人路过，他也不过是睡魔驱使之下的行尸走肉，脸上现出呆滞而迷醉的微笑，目视前方，四肢如木偶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动前行。大概率是镇西头那所初中的孩子，唇上刚刚冒出浅棕色的毛发，从闷热的家中走出来，走上同样闷热的大街，将要走进更加闷热的教室，他根本看不见路上有什么，也看不见我家院中白晃晃的影子，那影子同日光一样耀眼，近乎隐身。这条路他走了九年，仅凭腿脚的惯性就能顺利抵达，他想他甚至可以边走边睡。

立君仍在没完没了地洗。她周身滴着水，发着光，两条完整的微型彩虹出现在腰身一侧，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山野女神，身后便是她昼夜栖身的茂密丛林，只在每个正午下到山脚的泉水边沐浴。她同野兽、鸟类厮混在一起，赤身露体，吃草籽和野果，她自己同样亦正亦邪，亦神亦兽……那妖神对我施展起催眠术，于是我的上下眼皮结束长久的战争，完全和解了，我忘记了这排椅上曾留下农民们屁股的臭气，彻底投入它的怀抱，脸贴着它光滑的木料。在我跌入午休的深渊之前，最后映入视线的是立君腋下漆黑的腋毛，像两丛清晨的野草，沾满露珠。

在梦里，我看见我妈和她的同事正趴在缝纫机上，一下一下点着头，她们的头几乎垂到面料上，头发几乎纫到机针里去，参与两片衣料的缝合。缝纫机自顾自跑着，哒哒哒的声音如同助兴的催眠曲，衣料上的线迹混乱不堪，已完全失去束缚，拥有了自由的生命力。

整个镇子好似中了魔法，除了人，连猪、狗、猫、鸟、树、野草都睡了，草叶无精打采地垂落着，蝉在梦魇中发出有气无力的鸣叫。

那又长又深的午休，几乎同死亡本身一样强大、致命、无边无际。等我们再度醒来，仿佛一生早已过完。

而到了夜晚，太阳落下舞台，暑热退去时，人们又将不合时宜地清醒，理智重新主宰世界，他们跃跃欲试，要在暑热不在场的黑暗中短暂狂欢。

煤场倒闭以后，我、我妈和我弟弟被人从原来的房子里赶出来。那是一套有一间北屋、两间南屋，中间带院子的房子，我们在里面住了十一年，那也是煤场的财产。我妈的前经理焦子杰说，这套房子我们三个住着太大了，应该再找个小点儿的。

我妈在煤场做了十五年出纳，下了岗的她像一只被骤然拍晕的苍蝇一样茫然无措，四处乱撞，尝试各种活计，甚至在韩国人开的狗粮场里试吃狗粮。她吃了三天，每天都带回来一沓袋子，袋子上印着一只狗的上半身，那狗毛很长，咧着嘴，像在笑。

我妈会从她工作的地方带回各种东西。

她在煤场的时候，我们家有单据、信封、信纸、订书针、复印纸和化肥袋子。她说这些小东西大家都往家带，谁如果不带会很吃亏。她说领导还能往家带煤和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