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解这嬉笑下的悲欣

我们对作家陈建功的期待实在太久了，尽管时见其随笔短章，但他的小说却一直在许多读者的祈盼中。熟悉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读者，无不熟知和深爱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以及广获好评的中篇小说《鬈毛》《找乐》和《前科》等。至今，与小说界暌违近三十年的陈建功携长篇非虚构小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归来了。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是罕见的素朴与粗犷，却又以内敛与苍凉，抒写了属于一个荒诞时代的郁闷与探求。作家时而回望，时而沉浸，把十八岁至二十八岁的青春走窑生活、情感历程、心路沧桑，展示于我们面前。在作家笔下，我们读出了鲜活深刻的人物群像与个人面孔，时代变迁与社会缩影，人性写真与人生感喟。作家把这悲怆悲凉深沉地隐沉入其底层叙事里，那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风，那种含泪之笑的悲欣悲悯，那种从蓬蒿中生长的草根人间与山河沧桑，令人不断被震撼和感动。这部“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语录）的赤诚之作，如此扎实、真切和优秀，必将给当下文坛注入文学活力，为2025年的中国文学带来冲击和启迪。

初读《我们脏的时候》（《北京文学》2024年第6期），题目之刺眼，令人耳目震惊，更重重冲击着习惯于岁月静好的我们。急切翻开扉页，文前所引名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瞬间击中心灵，隐隐就觉出了沉郁与悲凉。倘若再深入读解其出处——“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须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 便豁然开悟，陈建功是要以个人化之笔触，展示沉甸甸的时代心象，追寻苍莽的历史回响，或沉潜或闪动于其文的嬉笑与哀伤、沉郁与犀利、自嘲与自省、反讽与悲怆，就不只属于陈建功本人了，这明明与所有曾经或多或少“脏”过的我们有关，与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有关。而今《花城》首发的，是《我们脏的时候》下部，为了更切合“结尾”陈建功所说“其实我是如此地爱他们”，以及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惨烈与遭遇心怀的悲悯、切肤疼痛的理解。再次修订时，他直接借用金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为这整部非虚构小说的书名，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在《花城》首刊。于此，我们不难体悟出陈建功创作的初衷，也已感受得到这一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分量。

法国作家萨特曾预言非虚构文学“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几十年过去，谁都毋庸置疑世界范围内的非虚构文本发展的速度惊人。尤其在当下中国，非虚构文体已经深入人心，好的令人共情共鸣的非虚构作品，很容易就在公共空间自由传播并成了一个个文学热点。当然，非虚构写作的文体特征、叙事特质和艺术风貌，还不断在写作者的探索与丰富中。可见，文体的边界是由作家与理论批评论家们共同完成的。而且，非虚构文体的可能，更多取决于作家在实践中的拓展。书写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矿工生活，这一愿望应在陈建功迎来命运的转机，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77级大学生后越发炽烈。艰苦的青春磨炼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深潜在骨髓里不变的矿工情缘，早已相互交融又永续向前地激荡陈建功的心扉数十年，甚至用什么形式予以表达，都已不重要了。他自称断断续续写了几年，就这样让一个个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脉络像南方的野生植物，自由生长又如芒刺在背。忽然他顿悟如此内容只能是个非虚构长篇小说，犹如美国J.D.万斯著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乡下人的悲歌》。之所以是非虚构，是因为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人事；之所以是小说，是因为不仅改了不少人物原型的名字，而且秉持了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描摹往事时不免于小说的虚实之道。然而，当我们读完作品，发现在这部作品中内核的血肉骨骼和精气神才是最打动读者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其笔下呈现的一切，都与现实和时代、与人的世界紧密契合，更与青年陈建功血肉相连。正如《“人模狗样”的日子开始了》一节所说：“不管非虚构写作者和研究者对这一文体有过何种定义，我只能秉持自己对这一文体的理解，去书写我的心路历程。”

于是，无论是“无悔”还是“有悔”，都不能释怀尘埃中青春的陈建功，在《我们脏的时候》的第1节，《“人模狗样”话当年》这一开篇，即展现了全书嬉谑自嘲的腔调。

作品共48节，《北京文学》发了上部24节，《花城》首先启用最终决定的书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叙事从第25节《“屎盆子”又被扣到头上》开始。

内心的大悲欣，谁解

心怀几十年的悲欣，小说家陈建功激活了自己对非虚构和自传体小说的想象，以当下的观照与过去的再现相交织，灵动鲜活地将读者引入他的“人世间”，结构全书48节。哪怕没读过《北京文学》上部的24节，从《花城》第25节开始阅读，也能感受到迷人的叙事魅力。因为故事处处是入口，从任何一节、任何一段开始，都随时可以进入悲喜相悦的阅读境界——去回望历史现场那些毛茸茸的细节，你会慨叹那些喜剧里深藏着何等的悲辛，而那些悲剧里又深藏着何等的戏谑。作家找到了诉说特殊年代历史的绝妙“腔调”，它以艺术形象溢出和胀破了观念的历史，铭记了我们正在遗忘的过去。作者在书写中每每叩问人物与自我追问，而且笔下的人物一一对应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自我回望中厘清自己的文学之路，在自嘲反讽中反省特殊时代的激情与荒诞。这种历史书写的锋利，主体介入和渗透的历史书写，便有了文学史家和近乎历史学家的眼光。尤其开篇“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的点题，与结尾“我是如此地爱他们，欣赏他们。即便是书中提及的、曾对我有所伤害的个别人，我也早已原谅，并对他们曾经的局限抱以深切的同情，因为那年月，我也如此可悲地被局限着”这样深情的独白，是以个体的叙事抵达历史，抵达人道与慈悲，也彰显了作者追溯并记述个人成长关联民族历史的创作旨归。他将自己十八岁至二十八岁，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那些破碎的、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时光一点点拼合起来，那段被屏蔽掉的身体内外都被脏污的生活，以及一个个人物被时代巨轮席卷的命运轨迹，像拼图一样，越来越完整，便有了充满美学力量的48节《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丹凤眼》及《飘逝的花头巾》的书写中，我们看到北京大学的学生陈建功对文学正典的致敬；而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我们却惊喜看到老年陈建功已把《辘轳把儿胡同9号》《皇城根》《鬈毛》的“京味”推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陈建功融会了自己从矿井、胡同、书房所有的生活与艺术滋养，汲取民间文艺活力，并浸透社会学、民俗学的关照，以充满生命力的、接地气的，甚至时而“粗俗”的民间口语，书写这矿山、胡同的俚俗万象，其中绘声绘色的描摹、嬉笑怒骂的神气，几可令人感知一股“艺术叛徒”的胆气。不难读出，这位作家不仅经历过精神的涅槃，也磨炼出阅历沧桑的豁达，而且也找到了艺术地“重铸一个世界”的出口。

在此书上部我们看到，陈建功八岁初到北京对说话腔调的隔阂与自卑，从不会说普通话的孤独少年，到中小学、矿山、恋爱的北京胡同，步步深入北京文化的“本味”，尤其《当年是女友，后来是妻子》一节，不仅令我们恍悟南方北海人陈建功何以“京味”，何以如此与作为编辑家的妻子隋老师恩爱一辈子。他青葱岁月最温馨的日子是在胡同里的女友家中欢喜度过的，经年日久的浸染，使他融入“老北京”的日常与节庆。那种或夸饰或平和的京腔京韵和北京的文化性格就一点一滴化入他几十年的岁月，并深深烙入他的骨髓，使他笔下的北京，有了皇城根下的声威、升斗小民的心事、要里要面儿的找乐儿、耗财买脸的硬撑……在他的笔下，风俗民情、文化生态生动传神，烟火人间一地鸡毛又有滋有味，乃至胡同里闾的深处都呈现着生机与活力。读者常常在哑然失笑中会意陈建功作品中那份变中有常的北京文化特质。无论时代如何更替，与赫赫于庙堂的北京大礼相对应，那些深潜于七拐八弯胡同人家的老规矩，依然代代相传。至今，胡同的京韵京腔，邻里街坊的客客气气，公园廊子里提笼架鸟老人的闲散，大妈们结伴去郊外赶集的喧闹，那份人间烟火气息是不能不令人产生扎根于北京文化的归属感的。不难想象，老北京风俗和日常如何温暖和熏染了这个来自南方并曾经居住在高校大院的青年。八岁才被父母接来又入住大学校园的陈建功，初入北京即陷入知识分子家庭氛围，当然会奋不顾身扑向热气腾腾、温暖如春的老北京日常生活，使北京文化在不动声色之中、潜移默化之际，温暖着他，自觉化入、认同与神往，可见北京文化的同化力量。为此，我们也找到了陈建功写作腔调的人生来路。

是的，在《慎终追远的膜拜》一节里，我们看到《当年是女友，后来是妻子》之家的人间烟火如何铸就了他京味小说的底色。我曾经一直纳闷着，高校大院的孩子为何如此京味，读之豁然开朗：“父亲回北海接我们全家到北京团圆时，我们姐弟两个，无论是与父亲还是母亲，似乎未曾有过亲昵和嬉闹……过去我以为，其他人家都和我家一样：白天，爸妈上班，我们上学；晚上回来，各自在自己的桌前看书，写作业……在北京，我家缺乏那种因血脉亲情而焕发的活力……而女友她们家那个小院儿，似乎天天都那么热闹。”

于青年陈建功，世界为他打开了多扇窗，他很快欢喜融入，直到成名后的自我叩问：“有一次陡然问自己：你是喜欢这里的热热闹闹，还是喜欢人民大学院里那宁静的独处……在那‘四合院’里，我确实能感到一种传统的温情和愉悦，可是也感到落伍于时代的郁闷。在那‘高层建筑’里，我也确实能感到一种开创的活力和充实，可是也感到被冷冰冰的水泥墙挤在写字台前的孤独。幸好在我看来，两难、矛盾、纠缠不清，也可以成为文学的魅力所在。”

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标本，有着慎终追远的膜拜，有着一种深植于心的传承，更有着北京文化的同化力量，也有了今天陈建功将二者融会而得京味叙事。用作者的描述是：“混迹于北京的胡同里闾，应从1973年开始，这就是10年后陆续写出《辘轳把儿胡同9号》《鬈毛》《放生》等所谓‘新京味小说’准备期。”

一部大书，却自嘲为“人模狗样”话当年，谁解

这种以粗粝的非正典的叙事方式抵达正典，除了上述作者的文化基因之外，也是当下文学泛化与蔓延的一个新现象。商品时代大众文化的滥觞与民间文化的糅合，使得王朔们、赵本山、相声、刀郎、游戏、脱口秀、微短剧等盛行于世，内在的精神风尚和逻辑，我们可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其实，这也是现实不断地同历史对话的过程，所谓的“高大上”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无处发泄的情绪，便缠绕到民间文艺的自嘲自乐中，大众不约而同迷上民间文艺传统，一如被分配到京西矿山的青年陈建功，“渐渐沉迷于把搜集到的俚词俗谚写进我的小说。比如听过的一首民谣《十二郎》”。其实，《十二郎》在的不同地域有不同版本，“京西”版是母亲对十二个儿子的期盼，江苏则是“一个姑娘找了十二个情郎的梦想。在安徽，那《十二郎》，竟然是一个已嫁作商人妇的怨艾”。这样寄托民间理想的地缘文化开启了陈建功对文艺的想象，还有老北京乡村的“地秧歌儿”民俗，千军台和庄户村幡会等。于是，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前科》里秦有光母亲唱的《十二郎》，那份悲戚与无奈至今记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何尝不是陈建功文学版的北京说唱？只不过他的创作更有美学自觉，生动传神中，其艺术世界越发渗透着某种所谓大俗大雅的基调。知识分子家庭熏染的色彩、煤矿生活磨砺的粗犷、“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的幸运、北大精神滋养的独立与宽容，还不可忘记曾有北京人艺和电影学院艺术家的熏陶，作家浩然、草明等前辈的加持等等，足见其情感准备与文化来路之丰沛，怎不令我们的文学同道羡慕与钦佩？

除了系统的高等教育之外，陈建功的草根文化、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脉的自觉，还来自他兼容并包的学习态度。在他《和于是之们啜酒闲聊的日子》，我们知道彼时的北京人艺已经走在话剧领域的前沿。这就使陈建功最近距离地切入京味文化和顶级艺术，熟知“传统”的保留剧目，知道表演导演领域焦菊隐对斯坦尼体系的内化与创新，以及林兆华对戏曲美学的吸收与开拓，还接触了于是之等对“心象说”等演剧理论的整理与实践。何其幸运，也何其及时，陈建功把握了这些人文机缘，他已经在社会熔炉锻造太久太久了，他求知的心田如干渴的田野，瞬间生长葱翠的知识与百科。于是，他的小说开始脱胎于北大时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从话剧处女作《良心》，蜕变为颇具“京华风俗戏”腔调的《皇城根》（合作）、《鬈毛》，承接着民间文脉和大众文化的活力，酣畅淋漓地白描和演绎着皇城根下胡同人家的时代之变与人心之变，还有不变的年节与老规矩。我们也明白了这种文学与戏剧的“同气连枝”的人文格局，以及“大文学观”的文化视野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今天不是也成为热点吗？莫言、刘恒、潘军、刘心武等名家们纷纷创作戏剧，我们又重新进入剧场，观剧热潮此起彼伏，“作家、作品与剧团”的互动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性的漫溢或者蔓延常态。回顾四十年前，陈建功就已经把戏曲元素融入自己的小说创作，在京味话剧影响文学生态的当时，就以鲜活的笔触描绘北京百姓的现实人生。《皇城根》《鬈毛》《前科》不仅深层蕴含着“老北京”的文化情结与怀旧意味，更生动记录了时代变迁的人心与人生，并形成了个性独具的文学风格和叙事腔调，北大学生时期创作的剧作《良心》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更是，生动精彩、厚重鲜活，宝刀不仅未老，还十分锋利。可见，一位优秀作家的美学趣味和叙事腔调，很难一言以蔽之，或可说，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美学特征，都难以逃脱其直白和浅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