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证

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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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是存在的形式，是意识、感性和理性的某种证明。不论形态大小隐显，不论渊源高低贵贱，生命，或者只是活着，本身即是存在的证明——证明某种客观现实，证明观念、理性，抑或各种可能。而如果有文字留下，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记录，就能让存在更加确凿。如果有了诗歌的记录，那就非同小可——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如同从青铜递进为金银，从初级的结绳记事到“天雨粟，鬼夜哭”文字出世，从茹毛饮血到纵酒赋诗，从通俗故事到典雅美文。

任何生命情态最终都会死亡，会消失，从有形到无形，从有感到无感，直到化为虚幻的五蕴皆空。如何证明曾经的生命意识与形态，曾经的感性与理性，曾经存在的有意义和无意义？口耳相传，道听途说，实物、文字、书籍、图画、照片、录音，都可以是一种证明。在中国的文化理念里，历来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说法，“实”就是与听闻、精神相对应的形象、实有、实物。如果说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形式，那么，诗歌即是文史证明中顶级的存在。古今中外，无数典籍里都能看到这样的书写——“有史为证”（具体表现就是文字证明，各种体例的“有字为证”“有文为证”），以及“有人为证”“有物为证”等。到了“有诗为证”或“以诗为证”，就将证明推至了某种至极。

所有文体中，诗歌具有简洁、超拔的特质。激情充沛，一言九鼎，易于说唱，方便传布。如果将其视为文字表达的最高形式，那么，“有诗为证”即为最具说服力的存在证明。由此深入，一种特别的现象耐人寻思，即诗歌的表达不只在文字，而文体的演进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志和顺序。

超越了普通文字，诗歌的出现可能比其他文体更早。比较中西最早的文学创作，诗歌远远早于戏剧、小说等文体。比如，今天被学界认为最早的诗，是来自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诗中记述的一些故事，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流传于苏美尔人中间，历经上千年口头传唱，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19世纪—前16世纪）才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几代学者曾经对这些最早刻于泥板上的文本进行研究解读，从破译出的两千余行诗中，大体还原其故事风貌，发现内容与《圣经》有诸多相似，比如，吉尔伽美什在寻找长生草过程中遇到了一对夫妇，这是大洪水后仅存的人类，并进入神的序列。这被认为是挪亚方舟故事的美索不达米亚版本。有学者因此推论，《圣经》的很多故事来源很可能就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而这些诗的记述，在《圣经》撰写前的一千年就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流传了。后来的古希腊史诗，中国的《诗经》，等等，都是早于其他文体的文学表达。如果说某些观念将诗歌视为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那么，这最高的可能同时是最早的。如同神的名言——我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而从文体的演进看，其过程也并非从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

除了文字呈现的诗歌，还有非文字的物质表达：建筑、绘画、装饰、器皿、工艺品。观察这些非文字的凝固立体的诗，可将诗的历史进一步向前推。出入历史博物馆，看考古、发掘类的专展、书籍、影像，甚至新闻图片，常常能深切体味到来自先人的遥远诗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探访坐落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那些蔚为大观的古蜀人的文物，让人瞠目结舌，且不说纹饰精美的尊鼎，超越人形的纵目面具，造型各异的飞禽走兽，单说那一株株青铜神树，婀娜多姿的枝杈，纵横栖居的众鸟，简直就是精妙绝伦的交响诗。当时自己也曾诗兴大发，写了多首以铭记，描绘与古老诗神的不期而遇，赞美穿越时空的诗意回响。

诗歌是人类文明的原始基因。

即使文字尚未出现，或未及推广、不尽成熟，诗歌（或确切说，诗的本质与意境）就以物的原初形式出现了。它们伴随着人类成长，换言之，人类的文明进程，从未离开过诗情诗意。所谓“诗意的栖居”并非始自今人，而是从未谋面的先祖。那些来自原始社会或黑暗时代的符号、器皿、造型、花纹，从简单写意的涂抹描画，到语焉不详的文字标志，都在传达着先祖们的审美，其终极指向，充满美学与诗学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早期的“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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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文体的渊源，思忖诗歌的证明，实际就是探寻和思考人类的来龙与去脉。很多年前，我曾在某篇专栏文章中论及诗意在写作和影像中的作用，用了这样的标题——《诗意是最好的春药》。看似是即兴有感，实为多年的琢磨。每当我试图分析某部成功作品的内在驱动力，都会发现，它们都殊途同归地指向——诗意。或直或曲，或隐或显，无出其右。由此，想到世间所有的创意——包括艺术创作、科技的发现与发明，都意味着除旧布新、打破常规，意味着对固有传统的叛逆。敛抑或飞扬，脚踏实地或异想天开，其核心精神天然与诗意相关。换句话说，诗意思维，就是张扬、创新、开拓思维。

人们追根寻源、皓首穷经，探险揭秘、考古挖掘，研究已知和未知、已出土未出土的形形色色，都是在推演和证明着文明存在的程度，曾经与现在的对应。人类的前世今生，或清晰或模糊，或可信或存疑，说到底，就是不断证明和被证明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完成的推考史。证据不断叠加、不断刷新，近前的替代了旧有的。可能镂刻于各种建筑，可能制作于祭祀物品，或描述于甲骨、绢帛，最便于解读的依然是文字，是著述，是史的纪实、诗的旁注。

而所有伟大的著述，本质上都是诗篇。如鲁迅评价《史记》所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是韵文、不是诗歌，却被连在一起类比，称其为“离骚”，都是诗篇本质的确认，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可见，某些非诗体著述的特殊价值，总与其内在的诗性相关。

从前，我看到先圣孔子的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以为只是特指《诗经》，特指其所处的春秋战国或先秦中国。经历越多，感受越深，越有切肤之感。其实，诗意之于任何时代，任何情感，都是灵动高级的呈现。不仅于史学、于文学，所有领域莫不如是。且不说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或“唐宋八大家”， 或元曲、明清小说，以及“四大”或更多“大”的古典名著。各门类的著述典籍，无不与诗意、诗情相呼应，诸子百家的哲学、治国方略，神话奇书《山海经》，农工集成《天工开物》，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郦道元的《水经注》，司马迁的《史记》，张岱的《夜航船》，都凭借其深层次的诗意，而“经久永流传”。所有伟大的言说与著述，可能不是诗歌的形态，不是按照诗行划分，但其内核或意境肯定有着诗的成色与内涵。

如果说，情与欲是人类的潜意识，那么，诗意就是相向而行的和声。没有诗意，不可能有伟大的著作，不可能有《红楼梦》，或“四大”乃至“百大”，放诸四海的所有文艺名著。没有诗意，甚至连情色阅读也难以完成。被誉为“天下第一淫书”的《金瓶梅》，其形形色色的男女欢情，无不由诗情画意牵引，诗篇点缀于各个章节，诗意渗透于人物的日常。如同必备的春药，随时可取，随处可见，拿得起，放得下，直指烟火人间。

诗意与诗篇，让《金瓶梅》从形而下见形而上，于龌龊中显现纯情，尘俗中透出风雅。

诗意是著述的“春药”，其功效，不仅是刺激、诱发、唤醒，同时，也是遮蔽、掩护，欲扬先抑。

无数的人有这样的体会：直接或过度的煽情往往适得其反，最高级的张扬是隐忍。越是含蓄、抑制，欲说还休，越可能具有魅惑、爆发的后力。那些直白卖劲的煽情，会滋生掣肘的反作用，让人如坐针毡。即使当下一时有所触动，过后也顿觉空落乏味，了无意趣。

此道理似可延宕开去。古代的情色言说中，有“虫二”之典，说的是风花雪月的最高境界，隐喻真正的风流是不着一字，尽在其中，所谓——风月无边。以风流倜傥而闻名的墨客骚人均是此中高手，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永、唐寅、张岱等，俱是风月场常客，其艳词丽句断不会直露廉价，而是含情脉脉，节制含蓄，意蕴悠长。最重要的是，不可须臾或缺的诗情画意。在那不以情色为耻的封建时代，嫖妓与恋童也都接近或准接近风雅之事。若将典雅诗意的《红楼梦》视为精神春药，沉迷感官的《金瓶梅》，则接近于沉浮欲海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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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文化史上，“以诗为证”“有诗为证”已渗透血脉。很难想象，没有《诗经》，没有唐诗宋词，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曹雪芹……中华文明该如何编织、架构、成形。孔子言及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其“诗”之所指，亦可从具体的《诗经》，延伸至宽泛的诗。孔子将“不学诗”放在首位，且与生活中的说话形成递进关系，可见诗的基础性和基本性，事关生存的必须、前提与常态。诗是境界的生成，个性的塑造，人格的完善，是一切的疏解与释放。当孔子的学生问其如何处世时，先生指出的唯一道路就是“学诗”，因为诗的精髓是“无邪”，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说并非泛泛，更非虚言。事实上，若仔细推敲考量，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生活习俗、人情关系，乃至物象与情绪的关联，几乎都有诗的潜移默化。

诗是安身立命的道路，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通向一切的开始与终结。如同博大精深的“道”， 既是“初”也是“终”。在《道德经》中，老子这样描述“道”的神奇与永在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就像无形的飘带纵横交错于天地之间，无所傍依，无坚不摧，独立而永久地存在着，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其改变与销毁。先贤们认为，道是无处不在的。庄子《知北游》中明确表示，所谓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即使在人不愿言及的形而下的“屎溺”中，道也是存在着的。

诗，亦何尝不是如此？

诗塑造人，也塑造着人的塑造。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多是以诗来确定核心思想与精神，在叙述中多以诗起以诗终，其自由度如诗神般飞扬，或作者自填，或人物虚拟，或名家引述，且穿越古今、挥洒自如。如《三国演义》以杨慎的《临江仙》开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豪迈、雄浑、达观、洒脱，总括了那个乱世时代群雄并起的波澜壮阔。《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及明清的其他重要小说均是如此。将诗歌运用于叙事的集大成者，当数《红楼梦》，这部长篇巨著内穿插了一百多首诗，开场题旨、刻画人物、描绘梦境、预示情节、总结故事、臧否时政、笑谈人生，多是以诗切入或收尾。作者洞悉人性命理，“金陵十二钗”的人物判词均为诗体。第五回中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堪称全书之眼，也是作文与做人关系的总括。书中各种生活体悟，多是借人物或情节融入的诗和联语，如“此开卷第一回也”中即出现的针针见血的《好了歌》与注，借助跛足道人的说唱和甄士隐的解说，道尽世态人情的悲凉与荒唐，残酷而通透。即使看似随便出现的对联，也往往极具深意，如第二回中贾雨村偶经智通寺所见：“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含蓄阐释了贪婪人性与毁灭绝境的必然联系，言简意深，悲天悯人。说《红楼梦》是百科全书，仅凭其灿如繁星的诗词、对联即可见一斑。

我想特别说说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他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小说的范本，也是诗歌叙事的范本，不仅每篇多有“以诗为证”，更将证明运用到出神入化。《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讲述江南才子李宏荡舟游览，见秋江亭墙壁有首《西江月》，概括了酒、色、财、气四件的短处：“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财多招忌损人苗，气是无烟火药。四件将来合就，相当不久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李生看罢，笑其句句皆有偏见，当下磨墨在背后和了一首，反其道而行之：“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颀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李生写罢，正要再抚一曲，忽然有阵风而至，神思迷离间，李生闻听环佩之声，少顷，有身着黄、红、白、黑四个美女自外而入，向李生深道万福致谢。原来，这四美人恰是酒色财气的代表，感念李生仗义执言，特来拜谢并争相以身相许。于是，四人为争李生之宠，各自作诗颂扬所代表的佳妙之处，每出一首，即遭另外三位反击，有分析、有结论，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各有道理，嬉笑怒骂，煞是好看。李生方寸大乱，没了主意，最后从梦中醒来。全篇以象征酒色财气的四美人以诗激辩，多角度审视论证各自长短，恍如古代版擂台大辩论，引入思考而妙趣益智。如此才气横溢的奇文佳作，在世界文坛也堪称空前绝后，亦为中国古典文学“以诗为证”中的短篇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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