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 秋

父亲又一次进城来看我，是在晚秋的一天。

那一年夏天特别霸道，已是秋风渐凉的季节，太阳仍炙热如火。

父亲每次来，我都非常紧张。父亲贪酒，又特别爱虚荣，三杯小酒下肚，便大手一挥说：“走，找我儿子去。”

父亲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来了就让我给人家贷款。他以为儿子是财神爷，笔尖一画就是大把大把的钞票。他哪里知道，银行有制度，不是谁拍拍胸脯，就可以随便把钱拿走的！因为这事，我没少为难，也得罪了不少乡亲。

没想到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父亲笑眯眯推开我办公室的门，我便立马起身，朝他身后望。结果没有人，他一个人来的。他突然一个人来，让我感到了另一种紧张。头天才给老家打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来了，我以为家里有什么事。

我沏了茶，让了烟，问他什么事。

也许是年岁大了，脾气变好了，父亲仍笑眯眯地坐在那里，说：“你忙你的，一会儿再说。”

不明不白的，哪有心思工作啊？便催问他究竟什么事。父亲这才说，他是来拿书的。

昨天给家里打电话，闲聊时我说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父亲兴奋地说：“好啊，好啊，赶紧拿给我看。”

除了酒，父亲另一样爱好就是文学。

父亲有文化，当过教师，在公社当过宣传干事，可全因为酒，最后回家当了个农民。

父亲当教师的时候，喝醉了酒，晃进了女厕所，背上了一个“流氓”的骂名，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

被撵回家后，父亲不甘心，就写写画画，骑着那辆哗啦作响的自行车，将拼凑来的所谓新闻稿，送到公社广播站。每当大喇叭里要播出他的新闻稿，父亲便站在村头，逢人便说：“注意听吧，一会儿播我的报道。”

父亲的文字功底好，还真被人发现了。公社正缺一名“笔杆子”，父亲被书记喊去，当了名宣传干事。那是父亲最风光的两年，书记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让他把自己的事迹记录下来，写成文字，送到县里去。父亲梳着偏分头，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金色笔帽的钢笔，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提包，每到村口便叮叮当当地按车铃，也不管有人没人。即便村头那棵老柳树上只拴着一头牛，牛旁是几只啄食的鸡，父亲照样把车铃按得叮当响。

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在公社干了不到两年，又被撵回了家，还是因为酒。

一次，父亲去县里送稿件，恰好公社会计请假，书记便让他把全公社职员的工资领回来，谁想父亲因为喝醉了酒，钱被偷了个精光。

据说当时书记正准备将父亲纳入正式编制呢，结果大好前程全毁在了酒上。听母亲说，父亲回家后狠狠地扇了自己两耳光，发誓再也不喝酒了。那时候我小，没有记忆，反正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常常是醉醺醺的样子。父亲醉酒后有一个特殊的偏好——逗蚂蚁。父亲拿一根干树枝，一戳，一戳，戳树干上的蚂蚁，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你爬，你爬，你朝上爬。”

因为这件事，父亲再写什么，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电台，都不再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父亲颓废了一些日子，又开始饮酒。父亲不甘寂寞，转而开始写小说。他夜以继日、挥汗如雨地写，终于在县里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

老家人有上街聚堆吃饭的习惯。父亲发表小说后兴奋得不行，端来饭菜的同时，也拿来了那本刊物：“你们听听我写的小说哈。”父亲顾不上吃饭，便埋头读他的小说。

人家吃饭时都想聊聊东地的庄稼、西地的菜，谁有心思听他的什么狗屁小说？父亲读完小说一抬头，除了远处树上拴着的一头牛，一个人影也不见了。

也许是父亲的遗传吧，我后来也稀里糊涂地开始了文学创作。头天给老家打电话，父亲听说我出版了小说集，让我立即拿给他看。我说过几天回家时就带回去，谁想他竟然这么心急，第二天就专门搭车过来了。

下班后，我先回家拿了书，然后带父亲去饭馆。刚进饭馆，父亲就跟老板要笔。我问他要笔干啥，父亲把笔塞到我手里，嘿嘿笑着说：“签个名。”嗬，哪有儿子给父亲送书还签名的？父亲见我不肯签，满脸的失落。

酒是不可少的。也许是上了岁数，酒量不行了，父亲没喝多少便醉意迷蒙了。担心他的安全，我没让他再喝，让他去我办公室歇歇再走。父亲不，说书拿到了，就走。看看还有时间，我陪他步行去车站，顺路聊聊家里的事，也让他醒醒酒。

也许是天太热，也许是喝了酒，也许是上了岁数，父亲的脚板和地面难分难舍，走得很缓慢。一摇一晃地走到车站，父亲仍未醒酒，我便给他买了瓶绿茶，让他歇歇，醒醒酒再走。

父亲突然将我的书举在面前说：“你当多大的官我都不稀罕，就稀罕你写小说。官谁都能当，作家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印象中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表扬我。我扭过脸去，没让他看到我眼窝里的泪水。

也许是那时候就有症状而被我忽视了，父亲第二年的深秋，便突发脑出血去世了。

操办完父亲的后事，清理他的遗物时，蓦然在他枕头下面发现了我的那本小说集。翻开扉页，看到上面居然有三行字。第一行是：父亲大人训正。落款是我的名字和日期。

一看便知，是父亲的笔迹。

眼前蓦然浮现出他举着我的书，到处炫耀的情景，我再也控制不住滚烫的泪水。

[责任编辑 周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