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年馍

过年时，我家的年馍分为三种：一是纯小麦面粉蒸出来的年馍，主要用来招待客人。二是小麦面粉混合着玉米面蒸出来的年馍，口感沙沙楞楞的，也挺好吃。三是把红薯放在大锅里烀熟，扒去皮后放进笸箩里揉碎，再掺和玉米面蒸出来的年馍，供自家人过年食用，我们戏称之为“带底的窝窝头”。

大年初二，家里通常会来拜年的客人。天刚亮，母亲就提醒祖母早一点儿起床，免得让客人笑话。祖母忙不迭地穿上棉袄棉裤，慌里慌张地倒干净地铺下面的尿罐，洗好手、脸，端坐在那里等候来拜年的客人。母亲是很要面子的人，尽管祖母已穿戴整齐，母亲还是要过来抻抻祖母的衣襟，侍弄一番。

舅家的表姐那时二十四五岁，脚穿半高跟皮鞋，身材修长，漫长脸，齐耳短发，看上去干净、利索。她那时在镇供销社糕点部上班，过年时尤其忙，只能瞅空儿来我家拜年，来时总是手提两盒贴着鲜红标签的糕点。

表姐过来拜年，我家格外喜庆，祖母无论如何也要让表姐到她的小泥巴房子里坐上一会儿，还一直握着表姐细长的手指，问她多大了，找着婆家没有。

“还没有，您给我介绍一个呗。”表姐很大方，咯咯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祖母一脸认真：“我介绍的，恐怕你看不上。”

祖母嘴上说着怕表姐看不上，却一会儿说起李木匠在部队当兵的儿子，一会儿又说到老支书在县委上班的儿子，啰啰唆唆给表姐介绍了一大堆婆家。母亲说祖母是“闲磨牙”，祖母不情愿了：“姑娘这么漂亮，我愿意磨牙。”表姐要给祖母拜年，被祖母拒绝了。让这样标致的姑娘给自己下跪，祖母心疼。

临走时，表姐说来拜年没给祖母买什么像样的礼物，随即从整洁的衣兜里掏出两块钱给祖母。祖母收下那两张崭新的人民币，把表姐挂在嘴上念叨了一年。

二孬表叔一家是最晚来我家拜年的一拨客人。

太外婆仅有我祖母这一个女儿，二孬表叔是我祖母叔伯兄弟家的儿子。二孬表叔串亲拜完了岳父母、七大妗子八大姨，突然想起还有一位近亲姑姑。二孬表叔头戴黑绒线编织的帽子，这种软塌塌的线帽很暖和，帽身拉下来，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两个孔，露出一双眼睛，其余部分可以遮盖住整张脸。农村人称之为“猴帽”。戴着“猴帽”的二孬表叔身穿油腻腻的大氅，大氅没有毛领，也没有纽扣，一走一忽闪。他那个十来岁胖墩墩的儿子拽着他的大氅踢踢跶跶跟着跑。

二孬表叔一直在东山坡上放羊，他戏说自己是“东洋留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直跟牛羊打交道的二孬表叔竟然对上海、广州的事情特别清楚，甚至把越南战场上美国大兵吃牛肉罐头爱放虚屁这样的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祖母对她这位娘家侄子极尽挖苦：“什么事情都让俺家二孬撞上了。”

二孬表叔抽着烟，点着头默认。

过罢正月初十，我家的白面年馍已不多了，没想到，二孬表叔与他的儿子出奇地能吃。二孬表叔掰开年馍塞进嘴里，打个滚儿就咽下去了，一会儿的工夫，饭筐里的七八个年馍就被吃得一个不剩。母亲一脸难为情地问吃好了没有，二孬表叔抹着嘴巴说：“将就着吧，反正家离得也不太远，勒紧裤腰带就到了。”二孬表叔这么一说，母亲颜面有些挂不住了，祖母有些赌气地说：“别，别将就着。管饭管饱，把红薯馒头端上来。”二孬表叔倒是一团和气，说他这辈子就跟红薯有缘，有红薯馒头吃着，给个县长都不干。

戴着“猴帽”的二孬表叔居然说“给个县长都不干”，母亲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祖母一本正经地数落他：“二孬都富在嘴上了。”

正月十六过后，我家的饭食换成了红薯面窝窝头。晚上，祖母喊我到她的小房子里去。小房子的土坯墙上挖了一个灯窝，煤油灯漾着昏黄的暖光。祖母打开柜橱，我一看，哎呀，柜橱里整齐地码放着一盒盒糕点。祖母很细心，糕点全都用红线儿系着记号，以便分辨是哪家送来的。祖母抽出二孬表叔拜年的糕点，解开草纸经儿，禁不住骂了一句：“二孬个孬种。”

二孬表叔的糕点是玉米面掺着烀熟的红薯油炸出的年糕，没有馅料，焦黄焦黄的，祖母主要是骂二孬表叔亏了“糕点”的名堂。祖母又取出表姐送来的糕点。表姐的糕点很别致，雪白扁圆的面团上有食用色素点出来的梅花，还有刀压出的“米”字型花纹，哈密瓜馅料隐约可见。这种糕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开口笑。

后来，舅家的表姐随军去了部队，再后来听说她改行做了一名教师，我们好多年都没见到面。二孬表叔那个胖墩墩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上班，曾经“东洋留学”的二孬表叔谋得了一个看大门的差事。二孬表叔每年照样来我家拜年，好几次我和父亲都说请二孬表叔下馆子，二孬表叔却说还是在家里吃饭有年味儿。席间，我给远方的表姐打电话拜年，表姐说：“我还是做着二十年前的梦，梦着二十年前的过年。”

表姐差点儿把我的眼泪给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