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带领的安定民团改编时间考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谢子长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中，附有《谢子长年谱》，该年谱认为，谢子长带领安定民团改编为石谦部队第12连的时间在1926年春。笔者参观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时，发现在有关谢子长的展示内容中，也写明谢子长于1926年春带领安定民团受编为石谦部第12连，谢子长就任该连连长。不过，结合一手文件及相关资料来看，“1926年春”这一时间是不准确的，正确的时间应在1924年底或1925年初。

首先需要指出，《文集》收录的部分回忆文章可能被人为地改动了一些时间点。比如，《文集》收录了白超然的一篇回忆文章《子长在北京》，其中有这样一段话：“1924年暑假，我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9月，和我一起从南开考入北大的黄平（安康人，后半年赴苏联留学），介绍我加入共产党。这年后半年，谢子长从山西太原来到北京……我和白志诚介绍他参加共产党，得到了北京地委的批准。”[1]子长文史资料第4辑《子长陵资料》（2）收录了白超然的《忆谢子长在北京的革命活动》，文章内容与《文集》收录的《子长在北京》完全一样，只不过“1924年暑假”在该篇回忆文章中写的是“1925年暑假”。[2]可见，《文集》和《子长陵资料》（2）必然有一方改动了原本的时间点。白超然在《关于谢子长入党情况给张锋的信》中明确提到：“子长同志在北京入党时间，经我再三回忆，确系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冬天。”[3]据此可以推断，应该是《文集》改动了时间点。学界目前较为公认的一点是，谢子长1925年下半年在京入党，《文集》所给的“1924年后半年”这个时间明显错误。

在“谢子长将安定民团改编为石谦部队第12连”的时间点上，《文集》收录的多篇回忆文章，彼此之间也存在冲突。贺晋年和吴岱峰共同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1925年冬谢子长在京入党以后，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又回到陕北，为了以合法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谢子长在安定办了民团，之后又将民团编入石谦团成立12连。”但吴岱峰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却说：“1924年春，子长在安定县创办了民团……1925年春，安定民团被编为石谦团12连，子长任连长……1925年冬谢子长再次奔赴北京……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谢子长在北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贺晋年和吴岱峰的共同回忆文章中说改编时间为“1925年冬之后”，吴岱峰的个人回忆文章中却说改编时间为“1925年春”，前后相互抵牾。据后文考证来看，吴岱峰个人回忆文章所说的改编时间比较符合真实情况。

《文集》中还有雷恩钧的回忆文章中说：“1926年初，就像我这样被子长叫去的共八人，都是念过几天书的20岁左右的穷苦青年学生……三个月以后我们八人和另外的两人共十人被子长派到瓦窑堡，到陕北军阀井岳秀所属石谦团李象九连里去当兵……到1926年春天，子长带领的安定县民团也被石谦收编为一个连，子长任连长。”但雷恩钧在1959年的谈话记录却称：“1924年冬，石的部队中就有了党员，1925年初成立了支部。我是由谢子长同志介绍到李象九的补充班当兵的，时间是1925年初，（该排驻瓦窑堡）我1925年3月入党和阎红彦等，当时组织给我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否离开家庭；一个是有无为革命斗争甚致[至]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我们都坚决提出了保证。当年4月李象九的补充排就编成了补充连。我入党后记得支部负责人是史唯然（1925年由榆林中学来的，因为史在榆中时已和李象九认识）。”[4]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集》收录的文章中，雷恩钧说自己是1926年初之后去李象九连当兵，但在1959年的谈话记录中，雷却称在1925年初就到李象九连当兵了。结合李象九的回忆文章和党团内部的一手文件来看，1959年谈话记录中的时间更为可信。

李象九是直接促成谢子长民团改编的关键人物。据李象九回忆：“部队在瓦窑堡驻扎期间，我联络安定县保安团长谢子长同志率部来与石谦团汇合。石谦团长接纳后，改编为第12连，谢子长同志任连长。”[5]李象九连何时在瓦窑堡驻扎，有一手文件可提供直接证明。1925年3月团陕北地委向团中央报告说：“现望瑶堡得同志五人，由李向[象]九组织支部。”[6]1925年12月13日团绥德地委在书面报告中说：“望瑶堡同志，原都是军人，现在分成两连，大部分调往宜川去了。”[7]1926年1月17日团绥德地委又汇报说：“望瑶堡支部，都是些军人，现在连支部都移往宜川去了，望瑶堡只留一个同志（排长王有才），他们在望时，都很能与学生民众接近……7月间，又与该地成立天足会，倡办农民协会……现在同志们大部分都到了宜川。”[8]根据一手文件，我们可以明确得知，至少在1925年12月13日以前，李象九连就由瓦窑堡换防到了宜川。因此，谢子长带领安定民团改编为石谦部队第12连的时间，应该在1925年12月13日以前。同时，根据一手文件，《文集》中雷恩钧说“1926年初”到李象九连里当兵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因为李象九连早在1925年底就换防到了宜川，1927年初李象九升为营长后又驻防清涧，再未去瓦窑堡。雷恩钧在1959年谈话记录中所说的时间才是可信的。

除了前文提及的《文集》中的白超然回忆文章存在人为的时间改动，《文集》收录的白应奎回忆文章也有同样问题。白应奎从谢子长领导安定民团到清涧起义爆发，一直跟随在谢子长左右。《子长陵资料》（2）收录了白应奎的《清涧起义前后的谢子长同志》，其中有一段话为：“1924年冬，民团改编为石谦团3营12连，子长任连长……谢的民团改编后，就开到清涧……住到1925年的四、五月份，部队奉命南下，去打黄龙山的土匪姜海清、段茂功……6月，我们又包围了澄县……澄县围了两个来月没打开，部队开到岐山、凤翔一带去打麻老九……到了岐山，麻老九已被苟章保消灭。我们住在阴家铺，一直住到第二年二、三月才离开。”[9]但在《文集》中，“1924年冬”变成了“1926年初”，“1925年的四、五月份”中的“1925年”被删去。

如果按照《文集》“1926年初”的说法，直到“第二年二、三月”即1927年2、3月，谢子长连都没有到过宜川。然而根据当事人回忆，1926年谢子长连曾与李象九连在宜川汇合，李瑞阳回忆说：“在这半年（1926年上半年）……不久，又从外县调到宜川几个连，其中有谢子长连。李象九和我进城去看他们时遇见了阎揆要同志。揆要是随子长来的。”[10]阎揆要回忆说：“我是1926年由延安第四中呼延震东（共产党员），以共进社的关系（呼延和我、李象九、谢子长都是共进社社员）介绍到石谦部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当时石谦是一个团长，李象九和谢子长均在石团当连长，他们都是党员”。[11]可以确定的是，李瑞阳回忆的时间线基本属实，他说自己是“1925年寒假离开绥德……第二年春初，李象九派人来三原接我，我由白水经过黄龙到宜川”。这些都能在一手文件中得到直接证明。团绥德地委1926年1月17日向团中央报告说：“下学期李致煦同志来否还未定，大概靠不上，如再没有得力的指导员，诸事进行非常困难”。王懋廷在1926年2月26日给林育南的信中说：“绥德的环境本来很好，多数学生都倾向我们，学校也不压迫。但我走了以后，因为田伯英（英文教员）、李致煦（图画教员）互闹意见……现在田已离开绥德，我并且写信给学校叫李致煦也离开，另派人去整顿。”耿炳光1926年6月18日的报告中提到：“宜川有特支（中学一），同学十一人；大学特支二，同学二十一人，全是军人……现由连长李象九与李致煦（第四师范教员）二同学负指导之责。”[12]据此可见，《文集》中的“1926年初”明显是错误的。

“1926年初”存在问题，“1924年冬”则能说得通。白应奎提到的部队南下打段茂功、包围澄县等情况，可在《澄城文史资料》中得到印证：“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廿日，由榆林南下的杨虎城围攻县城的镇嵩军麻振武部姜海清、段憨功……杨虎城围城至七月。”[13]杨虎城1922年夏因在关中军事失利，被迫向陕北转移，暂附于井岳秀。1924年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委任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1924年冬，应胡景翼要求，杨虎城率部南下关中，杨麾下就有井岳秀派去支援的队伍，而且井岳秀之后也对杨多有增援。杨南下后，先后攻打直系吴新田、刘镇华的镇嵩军。[14]综上所述，《文集》很可能人为将白应奎回忆的“1924年冬”改为“1926年初”。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呼延震西，《文集》和《子长陵资料》（2）收录了他的同一篇文章，且内容及时间完全一致。文中说：“石谦……升任团长之后，于1924年9月间批准李象九任第1营第3连连长。但这只是个空名，实际上连一个班的兵员也没有……李象九把我要去任1排长。接着石谦从谢子长的安定县保安团拨来一个班（班长是雷恩俊），自此搭起了连队的架子……另一支主力是谢子长带领的第五连[15]，第5连是李象九向石谦推荐将谢子长带的安定县保安团改编的。1924年初石向井岳秀上报，委任谢为连长，委任状下来后，石让我由绥德到安定交给谢子长的……3连从1924年秋组建到1925年夏一直驻在瓦窑堡……1925年春谢子长连组建后不久。石谦奉命去攻打驻澄县的镇嵩军，将该连带走。石谦打澄县回来后仍驻延安，谢子长又回到瓦窑堡，我连由瓦窑堡开往宜川。”[16]

根据呼延震西的文章可知，他于1925年初亲自将改编的委任状交给了谢子长，并且他提及的“1925年春谢子长连组建后不久。石谦奉命去攻打驻澄县的镇嵩军，将该连带走”，也与前文中白应奎回忆的“部队南下打段茂功、包围澄县”等情况相呼应。

虽然回忆文章存在着时间错误或者彼此矛盾之处，但通过一手文件，我们能确定一些关键事件及时间，还可以判断哪些文章的时间点是真实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被改动的。在“谢子长带领安定民团改编为石谦团第12连”的具体时间上，本文根据一手文件，结合相关回忆资料，最终可以确定这一时间点在1924年底或1925年初，而非1926年春。本文希望，通过考证能够纠正相关书籍及纪念馆中的时间错误。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关键的历史时间出现错误，会对历史的还原和具体情境的再现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系2023级研究生。）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3页。

[2]子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子长文史资料》第4辑《子长陵资料》（2），1991年，第83—84页。

[3]《谢子长研究》2022年总第2期，第22—23页。原载《西北星火——西北革命史研究文集》，张锋著，中国国际出版社，2022年。

[4]《雷恩钧回忆》（节录）（1959年7月8日访雷恩钧谈话记录整理），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55、目录号2、案卷号1173。

[5]李象九：《清涧起义前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通讯》（内部刊物）1983年第1期，第21页。

[6]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1年内部出版，第223页。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1992年内部出版，第17页。

[8]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1年内部出版，第312页。

[9]子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子长文史资料》第4辑《子长陵资料》（2），1991年，第101页。

[10]李瑞阳：《在宜川石谦军队的建党活动》（1959年7月初稿，1982年11月、12月补充、改写），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7期（1982年12月10日），第35页。

[11]阎揆要：《忆清涧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 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17页。

[1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1年内部出版，第314页、第323页、第344—345页。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澄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澄城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内部出版，第24页。

[1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9卷《人物专辑》（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4—86页、第92页；崔月德：《陕北民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162页。

[15]此处的“第5连”没有问题，“第12连”应该是石谦虚张声势的策略。据白应奎回忆，“6旅原来共七个连，1、2、5、6、7连原来就没有”。换言之，“第5连”是实际序列，“第12连”是名义序列。参见子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子长文史资料》第4辑《子长陵资料》（2），1991年，第101页。

[16]呼延震西：《清涧起义漫忆》，子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子长文史资料》第4辑《子长陵资料》（2），1991年，第71—73页。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