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苏区(不包括陕甘边)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作者: 李铁轮

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我没有看到。据我所知,有关方面人士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我在1933—1935年参加了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为了全面地真实地反映史实,有责任反映我所知道的情况,并谈出我的看法,供党史编辑者参考、研究。

陕北苏区的历史从何时叙起

陕北党的历史应该远溯到1924年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1925年在榆林中学先后建立了党的特支。陕北工农红军活动的历史,可以远溯到1927年谢子长、阎红彦同志领导清涧兵变,第一次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红旗;1931年晋西游击队到陕北活动;1932年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成立,后来改编为第1支队。这些红军游击队都因没有建立好根据地,而未取得胜利发展。陕北工农革命根据地——陕北苏区(不包括陕甘边苏区,下同)的建立,是从1933年开始的。到1934年冬,陕北苏区,除神府苏区外,已有14个县连成一片,并建设成为比较巩固比较健全的革命根据地。

从有关同志了解,1933年6月陕北特委在高祁家洼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发展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游击第1支队,建立游击第2、第3支队,开辟安定地区、绥清边、神府边的游击根据地。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创造苏区的第一个关键性的会议,是创造苏区的开始。会议后陕北游击战争有了较快的发展。第1支队在安定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7月,在绥清边成立第2支队。9月,又把2支队的枪调给神府,建立了神府特务队,后来改为第3支队,开展抗捐税、抗租债、打土豪的斗争。但不幸的是,1支队在战争中受挫,政委、队长先后牺牲。11月陕北特委派往1支队任政委的毕维舟同志因内奸告密,被捕牺牲。同时被捕牺牲的有王兆卿、高禄孝等6同志,使陕北特委工作受到巨大损失。第1支队因无坚强领导,偃旗息鼓,人员解散,枪支也埋了。幸好,特委的领导及各地党组织没有因为这次袭击而影响开展工作。绥清边又恢复了第2支队,神府第3支队仍在积极活动,到1933年底,绥清边和神府边开始有了少数村庄的游击根据地。

北平会议和南洼会议

1933年12月11日(广暴纪念日),我接到少共河北省委的通知,拿着“关系”去北平西城平安公寓鲁笨同志寓处,参加了陕北党、团特委几个委员的联席会议。会议是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人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从陕北到北平的党、团特委委员常学恭、崔逢运、鲁笨同志以及新派去陕北的郭洪涛同志和我。会上由常、崔、鲁等同志汇报了陕北工作情况,北方代表派的会议主持人李华生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除纵谈国际国内形势外,对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充分的估计。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抗捐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根据地。对陕北特委的工作,除指出成绩外,也有所批评,例如认为安定1支队埋枪,2支队改为特委特务队后并入3支队是代表富农利益。犯了所谓富农路线,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忽视城市工人运动与抗日斗争等错误。由于当时与会人受认识水平和时间限制,对这些问题未充分展开讨论。李华生同志还宣布北方代表决定:中共陕北特委的组成人员:书记崔田夫同志,组织部长郭洪涛同志,宣传部长马明方同志,还有两个委员张达志和高长久同志。少共陕北特委的组成人员:书记马文瑞同志,组织部长崔田民同志,宣传部长由我担任,还有两个委员,刘光显同志及小杨(由关中调去,后来没有消息了)。还宣布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两个特派员,谢子长同志为军事特派员,杨璞为政治特派员,均已离平去陕北。常学恭、崔逢运、鲁笨3同志留下,另行分配工作。

12月下旬,郭洪涛同志和我来到陕北佳县,与张达志同志接上关系。

1934年1月,由崔田夫同志召集了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是在佳县南洼村一个偏僻窑洞里秘密举行的。参加人有:党特委书记崔田夫同志,组织部长郭洪涛同志,宣传部长马明方同志,农运委员张达志同志,工运委员高长久同志,团特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和我(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崔田民同志因整顿安定1支队工作缺席。

会议由郭洪涛同志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各委员分别汇报了各自分工范围内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对北方代表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对北方代表的批评,没有提出异议。但对陕北革命形势、工作情况、党团组织问题、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发展游击队武装问题,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部署。会议夜以继日地进行了六七天,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开好会议的任务。

会后,各个委员分工负责往各地巡视。当时工作范围还很小,只有佳、吴、绥、清、安定、神、府几个县有党、团组织。建立区委的有安定西区、清涧东区、绥德南区、佳县南区和吴堡北区。吴堡南区有一个中心支部。建立县委的有神府县委。在三边驻扎的白军里有一个党的支部。特委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各委员分工到各个地区巡视,定期集会,共同研究解决问题,部署工作,然后再分散到各地巡视,负责处理问题,再定期集会。党与团的组织及活动方式都是完全秘密的。游击队当时只有神府3支队积极活动,1、2支队正在恢复中。每个支队有的有几支枪,有的有十几只枪。力量小,根据地也是秘密的。

根据会议决定,郭洪涛、高长久同志和我分工在佳、吴一带开展工作,在郭洪涛同志的策划下,依靠当地党的组织,争取到几个土匪,利用其枪支,建立了一个小武装队伍。因是土匪改编,没有给予红军游击队的番号,称作抗日义勇军(只有短枪两支),以马佩勋同志为政委,薛俊山为队长。郭洪涛同志与木头峪党支部书记刘子义同志谋划,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夜袭木头峪民团,在马佩勋同志指挥下,全缴民团所有的6条枪,擒杀了为群众所痛恨的团总张东皎。这次行动不仅夺取了敌人全部枪械,武装了革命群众,而且改变了义勇军的内部成分。由于党团员及革命群众参加而改善了素质,提高了革命斗志。特委就把这一武装力量正式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仍以马佩勋同志为政委,薛俊山为队长,活动于佳、吴、绥、米一带,普遍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次行动正发生在年终腊月,官府催款、催粮正紧急的时候,由于杀了团总,催款、讨租、讨债都不敢行动了,使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松一口气,不仅贫苦农民人人称快,就是有些财产的富裕中农也是暗中赞扬。因为催税、提款的委员,衙役不敢来了,客观上对他们有利。贫苦劳动群众想“随红军”的多了。这次行动也使敌人大为惊慌失措,有些豪绅地主恐慌动摇,逐渐暗中和我党联系,作两面讨好的表现。此后,佳、吴、绥、米地带依靠佳县南区及吴堡北区,党、团组织又找到过去失掉关系的一些党员,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建立了米东、佳县、吴堡3个县委,从而在群众中燃起了革命火焰,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红军游击队第4支队成立之前,在绥清地区崔田民、白雪山等同志恢复了第2支队,白雪山同志任队长,王怀德同志任政委。崔田民同志派人去安定取出1支队埋下的枪支回来,配合2支队于腊八节(1934年1月22日)发动群众进行了抗粮款捐税的斗争,在解家沟杀死9个半催款衙役,扩大了革命声威,在清涧县委领导下,少数村庄群众公开组织起来成为游击根据地。之后,白雪山、王怀德同志带队护送谢子长同志回到安定地区,正式恢复了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任命谢绍安同志任队长。安定地区的游击战争又很快活跃起来。

木头峪战斗后,过完春节(1934年2月14日为旧历元旦)郭洪涛同志去清涧巡视工作,他同县委一起研究,决定调4支队到清涧,配合绥清2支队及有组织的群众武装、赤卫队数百人,在马佩勋同志指挥下,攻打了店子沟民团,缴枪十数支,拔除了这一白色据点。3月间,又成立了绥德第5支队,队长崔正冉同志,政委王海山同志。2、5支队活动于绥清一带。在绥、清两县委领导下,帮助和支持群众抗捐税、抗租债和分粮的斗争,打击反动派,进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辟新的村庄,使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与此同时,4支队回到佳、吴、绥、米边境一带积极行动。神府3支队也不断取得新胜利。总之,以这几个地区和游击队为中心,到处都有游击队的活动,到处都有群众斗争。陕北革命形势大为发展。统治阶级感到烽烟四起,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神堂沟会议和王家畔会议

1934年4月初,旧历清明节。按预定计划,党、团特委委员到佳县白家硷开会,因突然碰上白军在该村巡查,我们分散出走,特委会议转移到神堂沟开。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张达志、高长久、崔田民、李铁轮等同志7人。团特委书记马文瑞同志因去三边未归,缺席。在会议上各委员汇报了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突出的是郭洪涛同志汇报在清涧攻打店子沟民团的详细情况,及杨璞被捕(后来叛变了)问题。会议正确估计了陕北革命形势,讨论了发展游击战争问题;党团组织的健全与发展问题;发动群众组织问题(以贫农会起革命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工作布置问题。会后,特委各委员分工赴各地巡视和指导工作,各地区工作都取得新的发展。例如在米东地区、佳县、吴堡扩大了党、团秘密组织。在佳、吴、绥、米一带,除4支队出没无常,进行活动外,又成立了一个特务队,樊文德任队长。当时神府、佳边、安定西区、清涧东区、绥德南区,都已有了几十个村庄,几十里,甚至近百里的地方连成一片的红区,白色政权完全失去控制作用。武装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神府3支队打了几次胜仗。1、2、3、4、5支队都有所壮大,武器有所增加,来源是收缴敌人枪支,买枪,向捕来的豪绅要枪,瓦解民团等。总之,革命形势在不断发展,群众情绪不断高涨。

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开展,特委在佳吴交界的王家畔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党、团特委成员: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高长久、李铁轮等5名同志,还有各地区游击队的代表。会议开始阶段是学习文件,北方会议决议,高蠡暴动的经验教训,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游击队怎样动作》,支部工作等,似乎还有中央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文件以及毛主席的井冈山斗争,给林彪的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着重学习了反对北方落后论,支部工作,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这次会议主要传达了神堂沟会议的精神,交流打游击战争的经验,讨论了扩大陕北游击战争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陕北特委要在陕北为创造一师红军而斗争,把几个苏区连成一片,并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事实上,这次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后由郭洪涛同志写成一个文件(当时马明方同志和我同住在樊家圪坨,我刻印过一个文件。很可能就是这个文件,最好能找到原物,对这一重要会议的史实,即可得到完全证明)。

在此期间,4支队在绥米佳吴边一带,加强游击活动,拉豪绅,杀反动派,筹款,分粮。在条件成熟的村庄,公开组织贫农会、赤卫队,宣布革命纪律,镇压反动分子。革命群众依靠我们,地富反动派不敢乱说乱动,从而迅速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由秘密转向半公开或公开,逐渐形成若干个村庄的小根据地,即当时所谓的红区。

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与红26军北上,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

王家畔会议之后不久,敌人为了维持榆林与山西的重要通道,对4支队在佳、吴、绥、米边界的活动加强了“清剿”。同时由于敌我武装力量悬殊,4支队几次作战不利,未能打败敌人,4支队反而成为敌人追剿的主要目标。特委机关在佳吴边界,限于偏处一隅,不便于领导全陕北的工作,早有转移到清涧的打算。因此,特委决定将特委机关移到清涧较大较巩固的红区。郭洪涛同志于6月间去安定西区,与谢子长同志商定,为了适应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需要,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郭洪涛同志任政委,贺晋年同志任参谋长。立即把1、2、5支队集中起来,一度攻进安定县城,打开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扩大了政治影响,使陕北西部游击战争大为发展。在民团中工作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兴春同志打死3个反动分子,把队伍拉出来,成立横山第8支队,开辟了横山、米脂西区一带的游击区。与此同时,马明方同志和我还在佳吴边界,因敌人有冒充红军游击队招摇撞骗的活动,我们曾用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名义出一布告,说明红军游击队的宗旨,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与安定地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遥相呼应,是不期然而然的巧合。此后不久,4支队从吴堡调到绥清活动。

党、团特委机关按预定计划转移到清涧东区。团特委组织部长崔田民同志先已在清涧和清涧县委一起活动。我是7月间到达清涧的,首要的工作是把绥德、清涧团县委以下的组织系统健全起来。8月份,马明方同志也到了清涧东区。

绥清地区的党团组织基础好,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在黄河、无定河沿岸,直到清涧城边百余里的狭长地带,除了河口一个白色据点外,全部都是红区。这个地区群众组织非常好,贫农会主持一切,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革命群众巡逻放哨,监视坏人,封锁敌人消息,实行坚壁清野,都做得井然有序。清涧城里或绥德薛家峁,只要敌人一出来,经过山头放哨者相递传呼,红区之内,村村都知道了。有人把这种传报消息的方式称作无线电话。但这广大地区,没有稍大的武装力量,只有一个从吴堡调来的4支队,步枪不超过20支,常到边界活动,配合赤卫队以土枪、刀矛打土豪、镇压反动派,到处游击扰乱,迷惑敌人,使敌人不敢深入红区。由此我们深刻体会到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