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遥的文学遗产
作者: 王刚转眼间,路遥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然而,路遥的名字依旧被人们所熟知。他用文字描绘出的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以及塑造出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依旧活跃在我们的世界中。今天,我们再次回望这个陕北男人的身影,依旧那么清晰。他短暂的生命,不仅在中国文学的天空划下一道无法被遗忘的轨迹,也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并没有因为路遥的离去而消散,相反,愈久弥新。
被读者阅读的路遥
毫无疑问,目前文学史著作已有几百种之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现行的文学史总将路遥的文学作品淡化或者边缘化。文学史的忽视与大众读者接受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曾委托中国科学院对“1978年以来中国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历史变迁的调查研究”显示,在1985年至1998年期间,在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中,路遥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之势,其影响力除在时代的发展中产生持久的影响外,还在读者的阅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位置。当前,虽然路遥各类作品依旧受读者的追捧,但就目前对路遥与其作品的研究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更未能提炼出其应有的理性意义与价值。
其实,路遥这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在时代的进程中逐渐显示出了不应该被忽视、遗忘的现实。我们用时间来审视,越发显示出了它被更多的读者所关注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去判断、诠释文本的内在精神,并去理解这种精神在如今的时代之中,依然源源不断并产生着对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
鉴于此,重提路遥留给人们的这笔宝贵遗产,解读这份遗产,不能片面地、一味地注重某方面的意义;路遥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不仅仅是“路遥精神”,也绝非单一的“现实主义”“城乡交叉地带”,如果只从其中的某一个视角去分析,这些都会有意无意地把这份宝贵的“财富”简单化、碎片化。正确客观地对待这份遗产,在历史与文学史背景下,全面、系统地勾画出“路遥”与其文学遗产在时代中所彰显的精神面貌与现实主义的魅力。
今天,我们重读路遥会发现,现实主义没有过时,现实主义也永远不会过时,只是需要我们跳出固定思维,以新的视角去看待、去研究。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不只是某种文学形式,其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观念转向了多元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文学观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批评家回归到了“激情饱满”的时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文艺思潮翻滚的时期,路遥依旧默默无闻地坚守着不被看好的现实主义,没有为迎合任何一种所谓的新思潮而写作,直至去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先锋派小说家在自我复制与批量生产的同时宣告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的终结,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或销声匿迹或江郎才尽或另寻新的路径。这时,“新写实”主义写作者在摹写家长里短的同时与批评家一起宣告了私人性写作时代的到来,随之而来的是“晚生代”“新生代”以及“E生代”的出现,批评家在坚守自我精神的同时,迎来了批评话语的衰落。
现实主义应当在当下文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生活长期处于多层次分化。路遥从始而终都相信现实主义的魅力,相信现实主义道路能出大成果。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产物,读者的阅读成了检验文学作品的主体构成部分。路遥在选择“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的同时坚定不移地走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道路,用“秦兵耐苦战”的事实给人们留下了这笔遗产。
今天,当路遥被评论家遗忘或忽视的时候,大众读者用铁的事实证明,路遥及其作品正被无数读者阅读,路遥的作品经受住了读者长时间的验证与追崇,人们在阅读中找到了某种自我意识,这正是路遥当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初衷之一。
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
1983年4月3日,路遥在上海写下了《柳青的遗产》。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当中,柳青对路遥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出生在陕北这块辽阔的黄土高原,几经辗转后又在古都西安长期生活并创作,对文学有着至高的信仰,这种追求使他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路遥把柳青称为“我的文学教父”。
柳青作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在路遥心目中,是他在做人和创作上的可见可触可亲可爱的楷模,是他的精神导师。换言之,路遥对柳青接受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崇高继承。路遥曾多次提到,在《平凡的世界》准备创作前,曾阅读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七次通读《创业史》,是准备阶段阅读次数最多的书籍,由此可见路遥对柳青的重视。
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写道:“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文末,路遥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一生辛劳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柳青在小说集《恨透铁》印刷之前,反复叮咛编辑,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掉《恨透铁》书名下的“一九五七年纪事”这几个字。路遥早年的一本小说集《当代纪事》,其中有两篇小说的副标题采用××××年纪事的方式:《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纪事》《惊心动魄的一幕——1967年纪事》。“史诗”的宏大叙事不止是向前辈柳青学习致敬,更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新继承,这种史诗情结的创作不仅客观显示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成为时代的一面放大镜。
今天,反思文学的时代现状,我们注意到,“新时期”以来,写“个人”的“新启蒙”文学在摆脱束缚的同时逐渐远离了传统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注定了文学研究者们对路遥的创作的排斥与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有必要再次重申,那些被称为重要的文学史拒绝或远离“路遥”,这种态度与读者对其的接受状况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可以说,一些文学正在丧失广大读者的关注度,一些作家正在消极对待社会现实的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今天文学疲软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必要重提阅读和关注路遥。
现实主义文学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受西方各种文化、文艺思潮,特别是俄国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它的基本精神,是现实战斗精神。经过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长期影响,现实主义作为主流文化,它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现实主义作品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高度显示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感。路遥在作品里倡导勇于进取、锐意创新的思想,这是路遥理想在文学中的体现。
读者通过阅读《人生》可以感知到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一度,很多读者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觉得自己和作品中的某一人物有一样的际遇。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有了一个浅层次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深层次的共鸣与契合,使作品除了文本意义外还具有了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仅在今天得以重现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并且留给我们丰富的时代启示和文学意义。
路遥曾说过:“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路遥对柳青这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推崇和学习,不但很好地继承了柳青的文学创作传统,更在精神层面深入理解了柳青。路遥写的《病危中的柳青》与《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是对这位同乡前辈的一种极高致敬与义无反顾的追随。
路遥用自己的行动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也刷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面临的是生命危机与完成作品之间的艰难选择,如果停笔调养,可能像柳青一样会留下一部残缺的《创业史》而死不瞑目;如果选择继续完成创作,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路遥最后选择了继续完成创作,在关键的时刻,他冲过了终点,最后长眠于这个他热爱着的世界。他比柳青幸运的是他可以做出选择,避免了前辈的悲剧,却也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
路遥对文学是宗教般的虔诚,是用真情与生命在书写,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用自身的行动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文学。文学评论家张学正说:“所谓定位,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进行随意的吹捧或贬抑,而是根据对已存在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其价值和地位给予一种科学的文字表述;或者说,地位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实对作家的一种命名。”《平凡的世界》一版再版,总是供不应求。《路遥文集》《路遥全集》先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次再版。
路遥的文学价值与路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究竟该如何定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我们试图通过一个个调查数据与诸多的事实说明,从路遥所处的当下读者阅读生活的中心位置来看,路遥在读者心目中的持久影响力,可以确认路遥文学作品价值的同时也能确定路遥在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与路遥精神的一种高度肯定。
今天,我们审视路遥的遗产,综观路遥的创作历程、文学作品,我们发现,路遥坚守着现实主义的阵地,守护了精神家园,正如路遥自己所说:“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一种精神。”路遥用生命恪守一块精神文学的阵地,以保持他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关系。
多元化的路遥遗产
路遥的文学生涯不足20年(1973年—1992年),留给我们的是180万字的5卷本《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前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
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接受度高意味着读者作为主体占有了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通过释放作品蕴涵的潜能,并用积极的精神影响和感召,使这种潜能为自己服务。有论者说:“阅读路遥的情感投射,有着路遥本身的因素,但更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或许是唤起了当代复杂社会的心理结构中人们的某种情感诉求。”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路遥文学意义和价值在读者中散发着非凡的魅力与长久的吸引力。在纯文学处于相对疲软的当下,《平凡的世界》依然雄踞畅销书之列,纵观现当代作家,能享受这份殊荣的作家又有几位?
多元化的文本意义与独特魅力构成了路遥的遗产。路遥的出生地陕北为他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路遥从童年开始就无意识地接触陕北最初的文化启蒙,这对路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后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神圣的黄土地进行了史诗般的叙事。路遥长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他开始较大投入地关注“城乡结合地带”人群的精神状态的变化。他是在文学作品里少有的能表达自己观念的作家之一,用文学的意识预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走向,构筑了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留下了一份既有文学宽度又有历史深度的遗产。
路遥较早地意识到要给文学界、批评界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探究城乡“交叉地带”的立体化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城乡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新旧思想、城市人与农村人、年轻人与老年人……种种交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重新组合,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不单是孤立的、单层次的、某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精神、情绪、心理、物质等诸方面的共同体,这一文化区域的构建显示出了路遥所关注领域与众不同的艺术境界,这种特有的文化关注特点与价值取向使路遥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文学价值,从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走在了现实主义道路的前沿。
《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对城市文明有着非常鲜明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和他对自己“乡下人”的自卑纠缠在一起,通过一系列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奋斗目标,他在对城市渴望的同时背叛了乡村。路遥通过对高加林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人物叙述,表达了自己对于当代中国城乡文明和现实关系的看法。
作家陈忠实说:“我在为这部小说从生活到艺术的巨大真实所倾倒的同时,意识到《人生》既完成了路遥个人的艺术突破,也完成了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突破。”路遥的文学精神超越了文学自身。作家贾平凹说过:“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路遥自己也曾说过:“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就得先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
在路遥离开的日子里,人们总是用各种方式来缅怀他。进入新世纪,关于路遥的人生传记与研究他创作的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大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与他的作品正焕发着新一轮的活力,以理性的态度作为一个开始,他的这份遗产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并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