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一笔巨款

那一年，我爸从军队转业，准备举家从河南新乡回迁沈阳。我和两个弟弟是1970年才跟随我妈离开沈阳去过“随军”生活的。我爸在部队服役将近三十年，部队发给他一千元安家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那时社会上流氓和小偷挺多，火车上也有不少流窜作案的贼，如何将这笔巨款安全带回沈阳，是很伤脑筋的。我妈认定这笔钱尤其不能放在我爸身上，因为“树大招风”。我爸也确曾有过在火车上被小贼掏包的经历。反复考虑之后，我妈觉得把钱放在我身上是最安全的。当时是二月，穿的还是棉袄。我妈在我的棉袄里面胸前位置缝了两个口袋，把那一百张十元钞票（那时的最大面额是十元）分别缝在里面。我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和腰缠万贯的自信。那两口袋的钞票也让十六岁的我看起来像个胸肌发达的棒小伙儿。在火车上两夜一天，我都没有脱下那件棉袄。

到了沈阳之后，因为忙于各种事情，钱又在我身上放了十多天，才存进银行。那时我家的门牌号是文化路11号，那里是交通局物资科的仓库，院子有几千平方米。现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高楼。而在建那个院子之前，这里还是一片田地。这个可以从旁边的菜地看出端倪——向东走一百多米，就是一大片菜园子，种了十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盖起了辽宁电视台大楼。院子东侧是一排高大的库房，常年上着锁，我从没看见过里面的情况。北侧是一排办公平房，我家住其中的两间。交通局的人把我们一家送到这里之后，显得很难为情，说很快就要盖新的住宅楼，只能先在这里凑合了。

两间屋子，大一点儿的那间砌了火炕，小的那间只有床，天冷就不能住人，全家人只好挤在一铺大炕上睡觉。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好玩儿的事，可对大人而言就有点儿别扭了。第一天夜里，我就听见我妈压低声音跟我爸抱怨，说交通局真是缺德，就这么安置转业军人……这样的住法，爸妈免不了给我做了性启蒙。我那时刚好醒了，既不能逃走又不能反对，只好继续装睡。我还担心两个弟弟会醒。他们如果醒了，不会去问父母，只会第二天来问我。我该怎么解释呢？好在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那十多天我自然不会在家待着。在沈阳，亲戚是一个庞大并且复杂的系统。各家走一遍，要连走好多天，最后还会被母亲数落，遗漏了谁谁谁家。回到沈阳时，家族里最年长的一辈就是我爸那辈，一共六位，我爸排行老三。我大爷在东北军修过飞机，一解放他就进了沈飞。我二大爷继承了祖辈的产业，“公私合营”后，他成了拖拉机厂的工人。我爸是在1948年沈阳解放时参军的，后来随四野入关，直到转业回了原籍沈阳。我四叔是学生出身，工作之后就是干部，那时已是市财政局的一个科长。我爸还有两个姐妹，我称呼她们为大姑和老姑。我大姑生第五个孩子时，高位截瘫，从此只能盘坐在炕上。我大姑父是烧锅炉的工人，守着瘫痪的老婆快二十年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白家当然知道他的辛苦，我经常看到父亲送钱给他。我老姑在大东107中学当语文老师。我老姑父也是一位教师，那时已经调到另一所中学当校长了。那个年代家家孩子都多，我家只有三个孩子，是最少的。六大家子凑在一起，就很热闹了。去每家之前，我爸妈都会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一些钱。一连好些天，我们几乎天天出去走访亲戚，少不了坐公交车，还去了电影院、体育馆和洗澡堂。可以想象那笔钱虽然在不断减少，但依然是我的巨大负担，并让我经常后怕——譬如，我跟伟哥去工人俱乐部打乒乓球，打热了自然要脱棉袄，我就把脱下来的棉袄放在旁边一张没人用的球台上。事后我开始后怕，如果当时钱被人偷走了怎么办？我穿的是一件新的军棉袄，那时的人特别喜欢军装……去澡堂洗澡时我更加不靠谱，居然把棉袄锁在床铺下的破柜子里……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干了！好在有惊无险，终于熬到我妈有时间领我去存钱了。我妈带我去的是沈阳最大的一家银行，当时挂的牌子是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位于中华路太原街附近。后来我才知道，那儿以前叫志诚银行，1935年的建筑。

那一千块钱，大约用到1979年。最后一笔四百多元的开销，是用于买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