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

霜降，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八个节气，秋日即尽，冬将来临。每逢这个时节，医院神经内科都显得格外拥挤、繁忙，天气转冷，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北方人都格外小心，因为气温的骤降，会引发很多问题，所以，新患旧患都拥到医院，预防的预防，治疗的治疗，百米走廊熙熙攘攘，问答声不绝于耳。

老愚是一个老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导致他双眼视肌经神经麻痹，眼睛出现复视，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他入住神经内科，打针吃药，既感慨自己的痛苦，也同情别人的艰难，自己的痛苦可以按下不表，别人的哀伤却历历在目。在这个科室里，脑血栓患者居多，轻者尚可歪头斜身地和命运较劲；重者卧床，手脚僵硬，口不能言；更严重的，受神经的影响，喜怒不能自控，高兴时哭，难受时笑，因表达不畅而脸红脖子粗的也大有人在。

这是命运弄人的又一番景象。

老愚入院的第二天，即听到走廊里有呵斥之声。

临床的一位大姐说，那是一个女孩在“教导”自己的母亲。她们的情况大抵如此——母亲患病，半身不遂，可以“提篮”颤颤巍巍自理，嘴里却说不清楚一句完整的话。女儿离得远，得知母亲病了，特意千里迢迢奔来侍母，不可谓不孝。这个母亲好像有一个毛病，只要女儿不在跟前——可能去卫生间了，可能去交费了，可能去打饭了，也可能正和哥哥通电话，她就挣扎着下地，一心往门外奔，谁劝也不听。

很多次了。

女儿很是着急。

最初发生这样的事，女儿也是和颜悦色，苦口婆心，可是作用不大。女儿说话，母亲从不反驳，女儿的声音高了，母亲就自知理亏似的低下满是白发的头。

老愚问了问，那母亲也是八十几岁的人了，来陪她的是她的小女儿。小女儿游学国外，很少回家，母亲这次生病，她是特意安排好手边的事务，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女儿说话声音高，语速快，听得出声调里有怒气，有埋怨，却听不太清她讲了什么。出于礼貌，老愚没有像同室的大姐那样扒着门往外张望，却也对此格外关注。

又隔了一天，老愚对医院的环境熟悉了许多，人也得到了一些自由。借着去检查或上卫生间的机会，可以窥探窥探其他病室的状况，饭后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和病友及陪护们打打招呼，闲聊两句。

那是晚上八点多，他终于碰到了那对母女。

在外边，晚上八点钟正是黄金时间，可是在医院里，八点钟一到，大部分人——无论是患者还是陪护都已经上床了，疾病缠身，漫漫长夜较一般时候也开始得早些。

走廊里，那对母女一坐一立，灯下的身影被无限放大着。

母亲坐在凳子上，听凭女儿“处置”，她的头略低，眼睛却焦急又热烈地望向走廊的尽头。那走廊的尽头是男卫生间，卫生间对面是最大的病室。母亲穿着病号服，一言不发。她的一只手死抠着墙棱，随时都准备发力站起来。女儿是个小个子，短头发，戴着眼镜，说话的声音尖尖的，有一点儿刺耳。

“你为什么不听话啊？”一语既出，她就哭了，“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我跑那么远回来照顾你，你为什么这么不让我省心？你总自己走，走，走，走，你要干什么啊？你万一再摔倒，病情加重了，我可怎么办啊？”她一口气问下去，并不期待母亲的回答。

对于女儿的批评，对于女儿的气愤，显然也包括那份担心和爱护，这位母亲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她抬眼看着女儿，伸不开手指的手向走廊尽头指着，似乎向她解释着什么。

走廊的尽头是窗，窗外华灯绽放，车马的喧闹声清晰可辨。立体而鲜活的现实更加刺激了女儿，她的肩头耸动得更厉害了。

也许是她们的声音过大，护士过来干涉了。她们踉踉跄跄地回去，坐过的地方一下子十分安静。

老愚无奈地摇头，心底五味杂陈。

余下的日子里，那女儿的声音又在走廊里响起过两次，大家对她们的故事已不再感到新鲜，很快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老愚却一直关注着她们。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老愚偷偷跑去卫生间吸烟，正抽到一半的时候，那对母女的矛盾升级了。母亲又自己偷偷地跑出来，身子紧贴着墙壁，双手死死地抓住走廊一侧的扶手。她的嘴里啊啊叫着，头固执地朝向走廊的尽头，任凭女儿发脾气也好，大声责怪也好，哭着劝慰也好，总之，她就是不回去，死命地倾斜着自己。经过多日的治疗，她的情况好转，意识也更为清晰，她以摇头对抗着女儿，泪水从眼眶里奔涌而出。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哭喊着。

母亲的身体像一支离弦的箭！

这件事一定惊动了老人的儿子和儿媳。

儿子、儿媳急匆匆地赶过来了。

儿子跑得快，如加了油的坦克一样冲在前面。他一定很着急很生气，老愚看见他的脸涨得通红，眼镜的边缘也哈上了雾气。他快步跑过来，急停在母亲和妹妹的跟前。

他真想说点儿什么。

可是，他能说什么？

他只看了一眼，就恍然大悟。他低声对妹妹说：“你让妈过去吧，咱爸就是在那间病房里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