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学即母性的延伸到拯救国家的使命

作者: 郭芳

【摘 要】 19世纪是美国建立独立培养教师机构的萌芽时期,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女性教师培养机构的成立。女性教师培养机构成立的背后是美国独立革命对于女性角色观念的影响,即把女性的家庭责任与更加广泛的公共目的联系在一起。支持女性从事教育的人认为女性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女性本身具有从事教育的“天然”而理想的品质。从埃玛·维拉德教学即母性的延伸到凯瑟琳·比彻的女性教师拯救国家的观念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关键词】女性教师 母性延伸 拯救国家

作为人类一半成员的女性深刻地参与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建设之中,但关于女性贡献的研究却因为男权社会要达成两性之间差异性的压抑结构而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教育研究领域亦是如此。比如,美国的教师教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早期女性教师培养的研究却比较少见,只是在教育史相关著作中有些附带的零星讨论。然而,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满足公共学校运动的需要而建立的美国教师队伍,其肇端就是女性教育者创建的第一批教师培训机构。因此,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指出“公共学校运动的真正英雄乃是学校女教师”[1]①。本文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教师教育的思想与实践是美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滥觞,也是理解其历史脉络的基础。

美国女性权利活动家埃玛·维拉德(Emma

Williard)1821年创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Troy Female

Seminary)并不是第一个给予女性高等教育的学校,但它却是第一个确定具体的智能培养目标的学校,不但鼓励女性成为民主社会的母亲,而且还要她们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与作为教师的专业人士[2]。维拉德关于女性公共角色的新思想代表了当时女性角色观念的变化,正是女性角色观念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变化,才为她们争取到成为教师的机会,同时也为后来的公共学校改革者不断地聘用女性作为教师提供了合法性。从维拉德认为教学即母性的延伸到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女性教师拯救国家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如何进入美国社会公共领域,如何将性别、个体与职业发展、国家建设联系起来。

一、女性角色观念的变化:从丈夫的附属品到共和国母亲与教师

在美国,女性角色观念变化的节点出现在独立革命前后。殖民地家庭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他只是为了上帝,她为了他身上的上帝。”女性属于丈夫的附属品,尽管如此,她们还是需要在宗教层面为自己个人的拯救承担责任,为此她们必须学会阅读。因此女性就可以在家里承担孩子启蒙的职责,而且还可以在厨房或起居室里教邻居或社区的孩子们阅读,从而获得一些报酬。这样就逐渐形成所谓“夫人学校”(the dame school),教师得到私人报酬以及市镇等方面的支持。后来随着教育的日益正规化,私立的夫人学校逐步成为市镇公立学校的暑期班。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学校的教育环境就是女性母性职责范围的简单延伸。

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之一就是把女性的家庭责任与更加广泛的公共目的联系在一起。玛丽·诺

顿(Mary Beth Norton)在《自由的女儿:美国妇女的革命经历(1750—1800年)》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革命之前,家庭这个私人王国被认为与政治和经济等公共领域很少联系时,女性的世俗角色主要限定在家庭环境之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几乎没有人去撰写或思考女性通过个人或者集体行为影响广泛的世俗社会的可能性。”[3]297美国建国之后,人们虽然依旧把女性角色限于承担家务劳动,但开始强调她们是在为丈夫创造一种支持性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培养民主社会的儿童,使他们热爱国家,养成良好的品德[3]298。这种民主社会母亲观念的形成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除了学习读写、针线活、手工,以及音乐、舞蹈、绘画之外,她们也有机会进入文实学校,学习那些过去只有男孩子才能学习的学科,如地理、历史、哲学和天文学等。此外,人们还开始创办女子慈善学校。

女性教育机会扩大的结果之一,是慈善学校开始寻求女性毕业生担任教师。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意识到,教学工作为她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可能性。保罗·马丁利(Paul H. Mattingly)的研究指出,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末教育改进的根本目标是品格的养成[4]。正是19世纪学校的女性教师,满足了公共学校改革者所要求的良好德行和社会适应性等条件。1841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坦率地陈述教学岗位招募女性教师的原因。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称,几年内其教育体系中男性教师的数量已经降到33人,而女性教师的数量则增加到103人。报告中对此趋势给予了三点解释[5]:首先,女性是幼儿最好的老师,因为她们天生就有抚养教育儿童的天赋:“她们(女性)生来就具有母性的冲动,这种冲动使得儿童的世界充满着欢乐,并把责任转化为快乐。”其次,报告认为女性的世界观受世俗的影响较小,而且其他就业机会缺乏,她们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作为一个阶层,当她们走出家庭圈子,进入世界并为自己设计未来之后,她们从来不会像年轻男性所做的那样,不可避免地期待着从父母的管教下合法地解脱出来,所以她们的期望和工作的范围都较为狭窄,她们所有的精力都会更为容易地集中于现在的任务。”最后,“她们还有着更为纯洁的道德”,“在现时代诸如渎神、酗酒和诈骗这类臭名远扬的罪恶中,男女的比例是20∶1……按照这一统计数据,女性比男性更为适合充任幼儿的指导者和榜样”。还有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原因是,女性比男性愿意接受低得多的工资。如在17世纪中期的马萨诸塞州,女教师的平均工资比男教师要低60%。因此,地方和各州聘用女教师的数量逐渐增加起来。最初,女教师被用来在夏季农田需要男性劳力的时候到当地普通学校担任教职,后来扩展到冬季和夏季[6]。开办美国最早的教师学校之一的塞缪尔·霍尔(Samuel Read Hall)为全国教师队伍从男性为主体到女性为主体的转变感到痛惜与悲哀[7]。霍尔指责地方教育当局不能给那些具有教育能力与资格的教师提供充分的待遇补偿,因此造成愿意从事教学并具有教学能力的人的数量少得可怜。与霍尔不同,那些支持女性从事教育的人认为女性成为教师队伍的主体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女性本身具有从事教育的“天然”而理想的品质。我们从埃玛·维拉德教学即母性的延伸到凯瑟琳·比彻的女性拯救国家的观念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埃玛·维拉德:教学即母性的延伸

埃玛·维拉德1787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柏林的埃玛·哈特(Emma Hart),她以与同辈的大多数人一样的方式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完成了镇上平淡无奇的学区教育,但很幸运的是有机会进入新开的学园继续学习了2年。这样,她17岁毕业后就按照惯例做了教师。维拉德曾经回忆道:“派克夫人建议应该由我来负责村里的一所学校的教学,然后我就去了。派克夫人是镇上备受尊敬的公民,她的推荐足以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充任学校教师的资格。”当时做教师既没有教育经历的要求,也没有任何考试。从那时起,维拉德从事四十年的教学工作。

三年后,维拉德由于表现优异而被任命为佛蒙特州米德伯里(Middlebury)女子学园的园长。1809年,她与年长自己28岁的医生约翰·维拉德结婚,约翰很支持她对女性教育的兴趣。1812年到1815年的美英战争期间,维拉德一家生活困窘。于是1814年他们在家里开设了一间寄宿学校。这间学校不但可以补贴他们的家用,而且还为维拉德实现她的女性教育观念提供了机会。实际上,维拉德认为自己1814年在佛蒙特州家里开设的学校与1821年在纽约特洛伊开设的学院具有连续性。正是米德伯里学校的实践使得她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还有来自那个时代许多杰出公民的鼓励,她才有勇气向纽约州正式提出建议开设学院。

1818年,维拉德给纽约州长德·克林顿(De Witt Clinton)写了一封长信,争取他支持自己向公众,特别是纽约立法会,来宣讲自己关于改善女子教育的计划。维拉德在计划中分析了当时女子教育不足的原因,强调自己的计划可以为女性以及社会提供更多的益处。她呼吁母亲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因为正是母亲来塑造日益繁荣的国家品格,同时她也呼吁女性应该接受更广泛深入的智能挑战,以及获得特定专业工作机会的必要性[8]6。

维拉德的阐述包括很多关于通过更高层次的教育培养女性教师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教师职业的本体论观点,她强调教学工作是母性的延伸。维拉德认为无论在脑力还是体力方面都可以证明,女性照顾儿童的能力是天性所具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女性比男性更具备暗示的温和艺术与更柔软的心灵,这些都使得女性更易于接受影响,更敏于根据不同倾向改变、创造、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更具有耐心来付出不断重复的努力。因此,维拉德的结论是教学工作非女性莫属,因为它是母性的延伸。当然,女性适合做教师工作也有外部现实的社会观念影响的考量,很多能干的女性对于指导儿童的教学工作接受度比较高,她们更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维拉德关于女性教师教育的呼吁虽然得到纽约立法会的鼓励,但并没有得到资金的支持。最终,特洛伊镇的居民以及维拉德的支持者们帮助她建立起特洛伊女子学校。在该学院的运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拉德女性教师教育的方法论实践。首先,维拉德强调女性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她指出,“既然女性更适合于教学,那么他们就要比男性教得更好”。因此女性需要第一流的职业教育。虽然特洛伊女子学院的核心就是培养女性教师,但其所开设的课程与其他学院课程并没有什么不同,维拉德教授的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同样着重在心灵与道德哲学(Mental and Moral Philosophy)。学院并没有专门开设关于教学的任何课程。其次,维拉德认为虽然没有开设具体关于教学的课程,但她的教学实践就是给学生的教学示范,学生通过经历她的教学就可以模仿学习教学方法。在特洛伊女子学院工作的近20年时间,维拉德形成理解、记忆与交流三步体系教学法[9]125-168。这种教学法最早在1814年米德伯里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维拉德把每一次课都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10]32:第一,大部分时间里她讲解材料,力图使学生理解。她很清楚教师讲解的时候,务必关注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那曾经是我的准则,不关注学生的学,教师就是失败的”。第二,她要求学生背诵学习过的内容,以确保她们已经记住。第三,她要求学生交流她们所学习到的内容,通过向他人解释,学生就能够展示她们的理解程度。理解、记忆与交流就构成了维拉德教学体系。维拉德认为她教授文学、科学与数学等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示范过程,就是教学法,虽然这并不是具体的一门教学法课程[9]134-135。

另外,维拉德为特洛伊女子学校营造了一个投身于教学的氛围。一方面,维拉德会让那些高水平的学生通过向他人教学的方式来交流她们对于学科的掌握情况。通过这样的方法,特洛伊学院中的学科内容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被教与被学,学生们会吃惊地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教师。另一方面,维拉德还给那些准备成为教师的学生提供贷款,只要她们承诺将来从事教学工作后会归还款项即可。在这样的过程中,特洛伊学校就向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支付学费与生活费的学生打开了大门。因此,特洛伊培养了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骨干教师。维拉德有意培养学生具有献身于教学的意识,培养学生将教师职业看作比其他职业可以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以及社会服务机会的天职。那么,特洛伊女子学校对于美国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就不奇怪了。

安妮·斯科特(Anne Firor Scott)指出特洛伊女子学院设置与其他学校一样的课程结构,是在告诉年轻女性,她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有能力学习任何课程,她们也可以独立生活,而不是依靠婚姻度日。同时,特洛伊文化也令年轻女性了解到她们不只有能力承担一份职业,而且这份职业是她们要追求的使命与责任。也正因如此,特洛伊女子学院成为一些世界知名女性主义者诞生的摇篮,培养了数百名教师,至少146名毕业生在各地建立了特洛伊分校[10]33。

维拉德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教师与管理者,她还很擅长培养追随者,编织起庞大的网络,最终形成维拉德教师互助联盟(Willard Association for the Mutual Improvement of Teachers)。埃玛·维拉德与特洛伊女子学院的典范远远不是推动女性成为教师的唯一力量,但特洛伊的确是为从整体意义上彻底改变教师职业做出了具有非凡意义的不可忽视的努力。到1870年维拉德去世时,全国200515名教师中有一半多是女性,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维拉德第一个做出的思想层面的倡导[8]12。与维拉德同样推动女性教师培养的还有康涅狄格州的西帕·格兰特(Zilpah Polly Grant),她于1823年执掌阿达姆斯女子学院(the Adams Female Seminary),以及马萨诸塞州的玛丽·莱昂(Mary Lyon),她于1837年开办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