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光照亮教育的天空

【摘 要】精神力量是教育家成长的动因与标识。在长期的奋斗中，教育家们构建了教育家的精神谱系。教育家精神就体现在一个个教育家身上。爱国，是教育家精神的灵魂；风骨，是教育家精神的脊梁；奉献，是教育家精神的人生境界；大学识，是教育家精神的专业标识；实验与创造，是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教育家们用精神力量创造了中国教育的辉煌。今天，教育家们用精神力量努力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我们要永续教育家精神谱系，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成为新时代的“大先生”。

【关键词】教育家 精神谱系 突出特征 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精神力量，并在长期奋斗中建构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回答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力量的重要论述，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开启新征程。

精神力量也是教育家成长的动因和标识。教育家也在长期的奋斗中，构建了教育家的精神谱系。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今天，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梳理教育家的精神谱系，弘扬教育家的精神，让精神力量闪亮起来，回应并落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努力做新时代“大先生”，投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在教育教学全领域全过程，以培养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己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

弘扬教育家精神，铸造新时代教师精神力量，首先要厘清教育家精神力量的内涵及特质。马克思指出，“人，并不是跪在世界之外的抽象的存在。人，意味着人的世界，意味着国家，意味着社会”[1]。是什么让人站起来？应该是人的精神。人的站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精神是“同物质相对的一个哲学范畴，指人所特有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唯物主义把精神看作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并且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2]。看来，精神高于物质，是对物质的超越，并作用于物质。有学者对精神力量这一概念作了界定：“精神力量是指人的思想意识、思维活动、心理状态中产生的自信、自立、自强的激情和活力，以及自控、自律、自觉的意志和毅力。”[3]这些论述或描述，揭示了精神或精神力量的内涵、特质及其与有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不必拘泥于概念的界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意会精神或精神力量的内涵，也能自如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具体的、鲜活的、可感知的、可触摸的，仿佛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浮现在我们眼前。精神与人不可分离，与人的活动和作为分不开，教育家精神一定要生动、具体地体现在教育家身上。我们可以从教育家身上发现教育家精神，一个个教育家的精神力量编织成了教育家的精神谱系。

一、“叫醒中国”与“中国麦种”：爱国是教育家精神的灵魂

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向明中学等学校的创始人兼首任校长，是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等著名人士的老师，被称为“教育家的教育家”。马相伯漫长的一生跨越了帝制和民国两个时代，他的人生也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一样波澜壮阔。他一心为教育、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他曾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4]确实如此，马相伯曾经有过惊世骇俗之举—把自己在松江、青浦等地的田产共计三千亩全部捐献出来，办学兴学。有人表示怀疑，他特立下字据，并在字据上补写八个字：“自献之后，永不反悔。”他认为这是他晚年办学兴学的沉舟之举。尽管没有把中国“叫醒”，但他真的叫了，而且叫了一辈子。马相伯的“叫”其实是用自身行动来唤醒，他的“叫醒中国”是教育家的伟大精神。1939年，马相伯迎来百岁诞辰，中共中央的致电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5]这八个字凝练了马相伯的爱国精神之崇高、伟大：国家之光，熠熠闪光；人类之瑞，教育家是人类精神的灵魂，召唤人民，开启救国征程。至今我们的耳畔仍能响起马相伯的演讲词：“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爱国，是所有教育家精神的灵魂，马相伯是杰出代表。

我们还自然想起陈鹤琴。一百年前，陈鹤琴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当时他的办学宗旨就是走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幼教之路。他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他对“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等人的西方主要幼儿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分析了他们的优势，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言之成理，以理服人，教导人们不要盲从”[6]序4。“陈鹤琴认为，幼儿教育的研究，关注国情是主要的原则，只有结合国情，才能产生科学和有效的教育。”[6]302他还说：“我们办幼稚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但你知道大田种麦需要麦种，这麦种从哪里来？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去买。但从外国买来的麦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吗？我办鼓楼幼稚园就是要为大田提供中国麦种这个目的。”[6]338中国化、中国人、中国国情、中国大麦田、中国麦种……中国，装在他的胸中，为了中国麦种，他说自己是骆驼，驮着学生走过沙漠，走向绿洲；自己是狮子，勇猛、坚韧，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自己又是孩子，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创造力。陈鹤琴像骆驼、像狮子、像婴孩，依据哲学家尼采的理念来说，这就是达到了人生最完美的境界，不愧是“中国幼教之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深深熔铸在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教育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子弟，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二、独立人格，自由思想：风骨是教育家精神的脊梁

孟子曾提出“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教育家正是孟子称作的“大丈夫”，具有“大丈夫精神”。“大丈夫”成了教育家的别称，“大丈夫精神”成为教育家的风骨。风骨，充分体现了教育家的骨气，这样的骨气映射的是中华民族的志气、豪气、底气和不可动摇的钢铁般的信念与意志。

陈寅恪先生是一个有风骨的教育家。他给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留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底稿。这份历史底稿的主题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经这么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好友王国维写的铭文，实则是陈寅恪的“夫子之道”，是教育家风骨丰厚内涵的高度凝练，光照万年，不朽永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赋闲。战时的香港物资匮乏，即使是教授，生活也十分困难。有一次宪兵队上门“慰问”，士兵把一袋上好的面粉送到陈寅恪家中，陈寅恪和他夫人硬生生地把一袋面粉推出了门。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为了粉饰时局，专门派人上门拜访陈寅恪，请他出山授课，陈寅恪坚决回绝。中国知识分子绝不会为侵略者做一切事，哪怕是一点点，只为祖国学术才会闪现风骨之神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刚正不阿，重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重的是教育家的尊严。没有风骨，何来的教育家？又何来的风格？风骨是教育家的精神脊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教育家的学术思想和品格的坚守。陈寅恪说：“结社之首要在于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有此精神才能团结巩固，成就事业，造福于民。”他又指出：“学说有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学者的争吵，为的是学术思想的独立，学术问题的商量，乃是谦逊的学术美德和深度的自由。他还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以生死力争”，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学术风骨的争取和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表现为个人的学术尊严，而且内蕴着学术品格的谦逊、相互包容的胸怀。教育家告诉我们，虚怀若谷才会有真正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教育家永远处在积极而紧张的思想生活中，锻造了教育家的风骨，而风骨让教育家挺起了精神脊梁，维护的绝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用精神和思想让我们、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正面。

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奉献是教育家精神的人生境界

陶行知有着鲜明的教育家精神标识：“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精神在“来去”之间。一来一去，来来去去，想的都是教育，为的都是孩子，将国家民族装在心里。笔者称他的精神是“来去精神”，“来去精神”实质是奉献精神。奉献，是教育家的道德人格，是教育家的人生境界。

教育家把自己奉献给孩子。陶行知“爱满天下”，而他对学生最深刻的爱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他在《创造宣言》中说，教育者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学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他竭力呼吁：“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他的学生汪达之，在他的精神感召、鼓舞下，组织、带领新安旅行团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历经17年之多，行程2.5万千米，足迹遍及今天的22个省、自治区、市。从淮安出发时只有14名基本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到600多名团员。他们参加宣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参加新中国建设。陶行知赞誉他们是“划分新时代”的“伟大宝藏”，“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新安旅行团是陶行知、汪达之这两位教育家奉献给孩子们最珍贵的人生礼物，而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奉献”了又一“少年中国说”，共同唱响了奉献之歌。

教育家把自己奉献给教师。“大学、大楼、大师”之关系说，正是梅贻琦对教师、大师价值最通俗又最深刻的描述，也是对教师、对大师最根本的尊重。他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他治校的策略就是三个字—“吾从众”。这个“众”，主要指的是教授。梅贻琦的“大师之谓”，邀来、引来了一大批知名学者、科学大家云集清华大学，后来又影响了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们心情舒畅，人格独立，无问东西，一心为清华效力，为祖国效力；把自己奉献给教师，无问自己，献给中华民族。这就是精神，是崇高的道德品格，闪耀着灵魂之光。

教育家把自己奉献给学校。竺可桢是把自己奉献给学校的楷模。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搬迁到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竺可桢想的是：浙江大学该怎么办？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江大学自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又从赣中吉安到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四次迁徙，行走了3500千米，历尽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吃尽千辛万苦。就在长达两年的迁徙中，竺可桢的妻子和一个儿子都生病离世，他遭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打击，可他用自己的双肩、双手和双脚，保存并发展了浙江大学。也许这正是竺可桢所大力倡导、执着坚守的“求是”校训的集中体现。今日之浙江大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竺可桢舍己家、为大家、为国家的奉献精神和道德品格分不开。

教育家把自己献给孩子、献给教师、献给学校，就是把自己献给祖国。教育家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感慨万千，敬佩不已；教育家的人生境界，我们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高山仰止，努力不息，进步不止。

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大志向、大学识是教育家精神的专业标识

梁漱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当有人问他的感想时，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铿锵有力，可谓响彻天宇，表达了他的信仰、志向、抱负、意志，以及对自己理想与使命的矢志不渝。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匹夫，普通、平常不过，却不失匹夫之志。其实，他是教育家，是大家，“可夺帅、不可夺志”同时也道出了他的宏大志向、深厚学养与对学术价值的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所有教育家都有自己的专业，表现出专业精神的坚定、专业学术的深邃、专业品格不可改变的信心和决心。

梁漱溟的专业精神集中表现为对平民的悲悯，对乡村教育的大情怀。有一天，他在大街上行走，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十分吃力地拉着人力车艰难前行，体力不支，但坐车的人凶狠地催促老人快跑。老人又怕又急，重重地跌倒在地，嘴里流出了鲜血，连胡子都被染红了。梁漱溟当时眼里也掉出泪来。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坐过人力三轮车。正是这样的悲悯情怀、恻隐之心让他生出了投身乡村运动的大志向、大情怀。在梁漱溟波澜壮阔、曲折丰富的人生中，唯有乡村运动使他的人生理想得以真正实现，因为他一直努力构建宏大的社会改造实验场，推动他的乡村建设思想的落地。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与社会设计是不能实现的，但他的大情怀、大思想、大设计，无不表现了他的专业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