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经济发展：研究生教育“增质”抑或“增量”？

摘要：文章基于已有研究，利用2003-202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分别以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为门槛变量，分析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在两者相结合的视角下，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研究生教育规模为门槛变量，存在双门槛效应，教育规模能促进经济发展，其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门槛变量，存在双门槛效应，教育质量处于第一门槛区间时，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区间时，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当教育质量跨越第二门槛值后，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弱；从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相结合的视角看，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的交互项与经济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交互项处于第一门槛区间时，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当交互项跨越第一门槛值后，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国家需要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地区间的研究生人才流动，以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教育质量；门槛模型

一、问题提出

研究生教育处于我国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关键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其输出的人才和创新成果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我国在学研究生人数增加到333.24万人，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从研究生培养质量维度来看，我国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2]当前，我国学术界主要侧重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3]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教育质量急需提高。那么，当下应该注重持续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还是注重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探讨研究生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对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研究生教育规模会影响经济发展，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使社会人力资本的存量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促进生产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4]另外，研究生教育规模增加会提高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5]尤其是硕士生教育规模扩大对我国经济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国家整体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6]站在国际的视角，利用统计数据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发展情况，结果也表明我国高层次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要想建设教育强国，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上国际化发展的进程，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整体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8]国家要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推动内涵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却仍然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说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单纯依靠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产业变革、“双一流” 建设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提出新要求，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条件，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当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抉择。[9]研究生教育不仅能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够创造新知识，提高社会发展质量。多数在校研究生对我国研究生培养过程持“比较满意”的态度，但数据没有明显提升，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生培养力度，以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三）研究生教育规模与质量共同助力经济发展应该同时考虑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由于难以找到确切的指标来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所以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的差别，仅仅采用教育数量指标衡量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直接研究研究生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较少。刘鑫桥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投入对经济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提高研究生生均投入相对于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更能促进经济发展。[11]辛斐斐等人认为省域研究生教育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正向相关，省域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中度正向相关。[12]高耀、刘婷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比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13]在当前研究生扩招备受争议的背景下，论证十几年来研究生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意义重大。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了探讨研究生教育规模、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采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将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15]本研究借鉴黄海军等学者的做法，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16]

2.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已有文献主要采用研究生招生数、在校研究生数和学位授予数衡量教育规模。[17]本文借鉴苏荟等学者的做法，用研究生毕业人数衡量研究生教育规模。[18]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衡量指标不统一，魏萍、周巍用每万就业人口拥有研究生学位数衡量研究生人力资本存量[19]，李立国等用各省市研究生学历的就业人员衡量研究生教育水平[20]，杨丹等人用就业人员高等教育占比衡量高等教育质量。[21]结合已有文献，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就业人员研究生占比来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

3.控制变量

（1）第二产业比重（F1）。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点。[22]第二产业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用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2）对外开放程度（F2）。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可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从而完善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开放促发展已成为必然。因此，将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作为控制变量，来反映各省市对外开放水平。

（3）城镇化水平（F3）。城镇化水平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城镇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会使城市的空间不断向外拓展，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因此，将各省市的城市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纳入控制变量，以衡量城市化水平。

（4）人力资本水平（F4）。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呈上升趋势。本文借鉴黄海军等学者的做法，用各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水平。[23]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20年的《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表1报告了我国30个省市（不包括台湾、澳门、香港、西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为了防止数据单位差距过大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对实际GDP、研究生毕业人数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采取对数处理。

（一）门槛值个数检验

本研究利用Stata17软件，检验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结果如表2所示。以研究生教育规模为门槛变量和解释变量时，经济发展单门槛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双门槛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三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存在双门槛。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门槛变量和解释变量时，单门槛和双门槛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三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双门槛。以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教育质量为门槛变量时，单门槛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双门槛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三门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的交互项与经济发展均存在双门槛。

（二）门槛效应分析

根据上述门槛值个数检验结果可知，研究生教育规模、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槛，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生教育规模、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回归模型，结果见表3。

模型1，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第一个门槛值为9.465，第二个门槛值为10.156。当研究生教育规模小于或等于9.465时，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作用系数为0.518；当教育规模处于第二门槛区间时，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系数变为0.531；当教育规模跨越门槛值10.156之后，其对经济发展有最佳促进作用，作用系数达到0.545。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并且，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系数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变大，这说明规模不断扩大的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呈增强趋势，因此，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培养高水平人才，是高水平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研究生教育规模越大，意味着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越多，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丰富，丰富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另外，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会获得更多资源，其发展水平也会持续提高。

模型2，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双门槛效应，第一个门槛值为0.108，第二个门槛值为1.300。当研究生教育质量小于或等于第一门槛值0.108时，其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2.387。当研究生教育质量小于或等于第一门槛值时，培养的研究生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匹配，即使研究生顺利毕业投入工作，其专业能力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状态下，研究生教育不仅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会因为对研究生教育不恰当的投人而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从而抑制社会经济发展。当研究生教育质量大于第一门槛值、小于或等于第二门槛值时，其会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系数为0.367；当研究生教育质量跨越门槛值1.300时，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小到0.095。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人力资本理论显示，研究生教育质量越高，拥有的人力资本就越强，越容易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最高的省市，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说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还需要根据各省市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地发挥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模型3，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门槛变量，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两者交互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槛效应，第一个门槛值为0.108，第二个门槛值为1.300。当研究生教育质量小于或等于门槛值0.108时，二者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257；当教育质量大于第一门槛值、小于或等于第二门槛值时，二者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作用系数为0.036；当教育质量跨越门槛值1.300时，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小，作用系数为0.008。这和模型2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生教育质量较低时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较高时有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生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对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了早日实现教育强国、促进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综上可知，研究生教育规模始终会促进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从作用系数来看，研究生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呈持续加强趋势，国家应该持续扩大教育规模，进一步发挥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生教育质量过低，小于或等于第一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负向作用，作用系数高达-2.387；跨越第一门槛值之后，其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不如研究生教育规模，这说明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系数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势在必行，国家要根据社会具体发展情况，适时做出正确的调整。当前，国家在持续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价值选择，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