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塔尖何以至

摘要：读博是农家子弟的一种教育选择，也是改变其人生航向的重要抉择。研究以“90后”农家初代博士生为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究其读博选择背后的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场域共振是支撑他们的外在推力，农家子弟自身的“学术突围力+学术韧性+学术自信力”融合为其内在动力，自我阶层跃迁期望是有效牵引力，三者彼此联结、相互作用促成了农家子弟的读博选择。可见，即便农家子弟在读博竞争中不具备资本优势，但一旦抓住契机，他们则能持续发挥能动性实现可用资本的最大化积累。为此，建议从释放内在动力、缓解经济压力及增强自身竞争力等方面凝聚有学术禀赋的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向心力。

关键词：农家子弟；初代博士生；扎根理论；读博选择

博士生作为解释知识权威的社会代言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也是个体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有力支撑。长期以来，读博被认为是个体实现阶层垂直流动的圭臬，但对于普通农家子弟而言，并非最经济性的选择。社会变迁背景下，受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市场化转型以及互联网发展等的影响，农村家庭资本积累、教育选择机会与子女教育获得感与城市家庭依然存在明显差距[1]，且这一差距直接影响着其在阶层流动中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精英文化专断与劣势阶层品位的断裂潜匿着农家子弟追求高层次教育的高额物质与时间成本，底层文化资本验证了农家子弟在具有明显城市化倾向的教育体制中遭遇着艰难的跃升。韦伯、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先贤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底层民众面对精英文化的“脱域”与“失语”的阐释。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寒门幸运儿”[2]跨越阻碍、踏上了漫长读博路。1981年，我国正式启动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首届招生数为302人；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博士招生数已突破10万人大关，招生数量增长300多倍[3]，且扩招趋势依然强劲。博士生扩招为更多个体提供了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尤其包括执着求学的“90后”农家子弟。“90后”成长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日益普及的阶段，伴随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父母对外交流机会的增多，其子女受教育水平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善。即便相关学术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于个体的学业表现[4]、教育选择[5]、专业选择[6]甚至于对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性投入[7]等具有显著影响，但事实上，的确有更多的农家子弟进入到高等教育场域，尤其是研究生阶段学习。博士生教育处于研究生教育中金字塔尖的位置，它对农家子弟极具吸引力的同时，又夹杂着难以言明的排斥。为此，农家子弟在攀登学术高峰时常处于向往但迟疑、想奋力一搏但又怕求而不得的纠结状态。本研究旨在从微观角度探究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动力机制，以揭示外在影响因素、内在自我认知以及阶层流动的欲望等多种要素交织之下农家子弟的读博决策过程，旨在为保障农家子弟享有尽可能公平的读博权益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研究为确保所关注群体受教育背景的相对一致性以及个体学术阶梯攀爬的连续性、学术研究的专注性，将出身农村、现属于或曾长期属于农村户籍，且父母也均属于农村户籍的“90后”青年学术型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个体选择读博与否是一种面对不完全信息进行决策的复杂机制，尚不能准确判定哪一核心变量对其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为此，研究采用质性分析中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就农家初代博士生的成长环境、求学历程、求学心态以及读博前后的思想动态等进行考察，以便廓清他们做出读博选择的动力因素及运行机制。

（二）数据来源

基于对“农家博士子弟”的概念界定，研究选取了国内某“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案例。由于该校是以建成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师范类院校，所以，研究集中在该校的教育学部寻求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研究者根据最大差异原则选取并访谈了14名研究对象（具体情况见表1）。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扎根理论主要是通过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逐步分析资料。在资料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不断比较的方法，实现资料与资料、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对话，进而提炼出类属及属性。[8]为此，研究在对访谈录音进行逐一转录，并在对无关资料进行剔除的基础上，借助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分析与逐级编码。

1.开放式编码

研究对14份访谈文本资料逐句予以编码，在此基础上将原始资料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经过反复比较、整合与归纳，研究共提炼出32个初始概念，合并交叉后形成了15个初始范畴，即语言能力、知识能力、研究能力、坚持性、研究兴趣、积极态度、自我肯定、重要他人的肯定、可依赖的学校场域、未过分束缚的家庭场域、诱导性的社会场域、改善物质条件、获得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这15个初始范畴构成了促进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基础动力（如表2）。

2.关联式编码

研究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15个初始范畴进行归纳，最终形成5个主范畴，分别为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以及阶层跃迁期望（如表3）。

3.选择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和关联式编码的基础上，研究通过对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以及阶层跃迁期望五个主范畴之间关系的反复考察和分析，最终形成“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这一核心范畴。其中，各个主范畴之间形成了：场域共振→“学术突围力+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阶层跃迁期望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中，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图1所示。

4.构建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

围绕“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这一核心范畴，研究将学术突围力、学术韧性、学术自信力、场域共振与阶层跃迁期望五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建构。首先，由语言能力、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所构成的学术突围力，是农家子弟读博选择时首要的能力考量；由自我肯定与重要他人的肯定所构成的学术自信力，是其能量要素；由坚持性、研究兴趣以及积极态度所构成的学习韧性，是其品质要素。其中，学术突围力能增强学术自信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习韧性；学术自信力反作用于学术突围力的提升，学习韧性更是决定学术突围力高低的关键。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家子弟读博选择的内在动力。其次，由可依赖的学校场域、未过分束缚的家庭场域以及诱导性的社会场域所构成的场域共振，是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外在推力。其中，学校场域直接影响学术突围力的养成；家庭场域在增强学习韧性、排除非学业性干扰上起积极作用，进而间接服务于学术突围力的提升；社会场域提供着继续求学的机会和可能。最后，由改善物质条件、获得社会地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构成的阶层跃迁期望，是农家子弟读博选择的有效牵引力。其中，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农家子弟来说，读博能够有效实现阶层跃升达到改善物质条件的目的；此外，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能够在持续不断摸索中为所热爱的领域贡献智慧也是农家子弟期盼的精神满足。据此，本研究构建了“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模型”，见图2。

5.理论饱和度检验

长期的参与观察、三角互证、深度描述和成员检测是确保质性研究可信度的主要做法。[9]在实际研究中，完全的理论饱和度是不断地追求，为此，研究使用预留的4位初代博士生的访谈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除了前述的5个主范畴之外，未出现新的范畴与概念。为此，研究认为所构建的模型已经达到理论饱和的要求。

二、研究结果阐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机制模型”能有效解释农家子弟选择读博的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以下结合访谈资料作具体解析。

（一）场域共振：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的外在推力

场域是所处位置社会关系的构型，这些位置由个体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地位决定的。[10]农家初代博士生在进行读博与否的选择时，明显受学校、家庭与社会等场域中已有资本的制约。其中，学校场域作为学术能力的生发环境，直接决定着其是否有继续选择的可能；家庭场域作为内在支撑，有力影响着其选择能否实现；社会场域作为外在支撑，关系该选择成本与收益间价值的平衡。

一是学校场域直接生产着农家初代博士生向上攀登的资本。其中，学校的图书资源、现代化电教辅助设备以及师资力量等是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受访者谈到，在师生交往中，一个好老师使人受益终身。“我觉得对于农村娃来说，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位好老师。”（M11）在专业学习上，农家子弟若能得到导师或某一权威专家的认可，会默默坚定自己在该领域发展的信心，进而付诸更多努力。此外，人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动物[11]，在学校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参与社会性活动。绝大多数受访者谈到自己有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也有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参与过重大课题、学术年会以及校级比赛等，这些活动在增强其沟通与协调能力的同时也搭建了其人际网络。可见，学校场域所供给的资源除了能直接提升农家子弟的专业能力外，还能帮助其在社会性交往中建构起与老师、朋辈之间的人际关系链，进而改善资本薄弱的状况。

二是农村家庭最大化地创造和利用已有资本为子女提供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保障，这是农家子弟区别于其他读博群体最鲜明的特征。家庭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渗透着情感与传统的基本制度。[12]1990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得到了改善。农民不再以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创收的主要手段，而是积极谋求多元的致富方式。在此基础上，农村家庭逐渐有能力负担子女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成本。从多位受访的农家博士子弟来看，家庭成员都能通过积极劳动为其求学提供有效的物质支持。此外，广大农村父母心照不宣地坚守着“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理念。如若子女在求学过程中是“读书的料”[13]，父母会秉承砸锅卖铁也要供其读书的态度，帮助子女攀爬学术的阶梯。“家里面是无条件支持你上博士的，没有一个人说反对。”（W04）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绝对支持，为决心读好书的“90后”农家子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是社会场域对高学历文凭的追逐使得博士学历具有较高的社会吸引力。文凭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具备商品的“实质性价值”和符号的“象征性价值”，个体能获得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与其取得什么样的文凭密切相关。[14]博士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学历的最顶端，其不仅表征着个体的学识水平，更暗含着个体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多数受访对象表示，自己最初对“博士”无明确认知，只是懵懂地觉得“读了博就不一样了”。“从本科到硕士，只是一个层次的提升。博士就不一样，能给人那种安身立命的感觉。”（M06）一方面，接受博士阶段教育不再只是一项单纯的学习任务，更是自我发展的基础，是在与父辈截然不同的“劳心者”领域安身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与博士文凭相伴的社会荣誉和使命是其他文凭所不能企及的。博士生群体被认为是训练有素、专业性强的社会顶尖人才，他们肩负着科研创新、引领社会发展的重任；博士生个体被认为是高学业成就获得者，是学术精英与专业权威的继承者。农家初代博士生所从事的是让其父辈甚至于多数朋辈感到陌生的工作，也因此被看做“有出息的人”，这些都增强了其“不一样”的社会体验。

（二）“学术突围力+学术自信力+学习韧性”：农家初代博士生选择读博的内在动力

底层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获得了精英场域中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15]，为其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在学术研究场域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内在生成的底层文化资本得到了调试并升华为了“学术突围力、学术自信力与学习韧性”。缘此，农家子弟才会选择继续攀登学术塔尖。

第一，学术突围力是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能力要素。在学术场域中，农家子弟积极将自身所获得的各种资源进行融合转换为学术发展所需的语言能力、知识能力与研究能力。其中，多数受访者表示，随着阅读量的增加，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升，但是语言表达能力与外语能力的欠缺让他们在求学选择上倍感纠结。“我们农村来的英语没有几个好的。”（M03）这并非阻碍他们继续前进的因素，反而促使其思考如何养成与该场域适切的惯习。为此，他们大量阅读书籍、参与各类活动弥补客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缺失，消弭文化资本的区隔。“像上次去参观教育博物馆，我就第一个报名，因为我需要这些学习的机会提升我的格局。”（W14）此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打破原有的惯习，习得在学术场域中获得权力分配的能力。“我导师有事情喜欢找我去组织和统筹，我也很认真，从中我学会了怎么去和各种人沟通。”（W07）可见，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他们并非精英场域中的“异端”，而是融合自身资源养成新惯习的“自为者”；他们也并非乡土文化的“脱域者”，而是促进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融通的“链接者”。

第二，学术自信力是农家初代博士生读博选择的能量要素。自信是主体通过自我意识在社会比较、自我比较以及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主体综合素质与能量底蕴的表征。[16]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个体的学术自信力主要源于自我肯定以及重要他人的肯定。相较于自我肯定，重要他人的肯定对于农家子弟读博的激励性更大。在提及“为什么会选择读博”的时候，多数访谈者均不同程度地谈及导师、期刊以及同辈等重要他人对自己学术能力的认可。一方面，导师作为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引领者，对于农家子弟学术能力的认可，是其产生学术自信力的重要来源。“我导师看到我的文字之后，就各种夸。这让我就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挺适合做这个的。”（W04）另一方面，在学术能力衡量指标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背景下，论文发表的质量和数量仍然是考量个体学术能力的基本参照。“我和老师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文章，基本都投中了，有的还是C刊。”（W01）此外，在与同辈的日常相处中，农家初代博士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有所转变，这使其更好地嵌入到学术场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