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融合：日本大学教育之重构

摘 要：日本的文理融合是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的现代演化。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大学教育重构，是日本大学教育从近代化形成中对西方模式及学术的主动依附到现代化危机中改革自觉而形成的因应选择，也是当代社会需求逻辑、政府改革逻辑和大学治理逻辑激荡相生的变革结果，更是实现21世纪前半期大学教育质量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实现大学教育重构，需要弥合文理相互的不信任，夯实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规避大学教育治理改革风险。

关键词：文理融合;大学教育;重构;日本

作为学术的典型样态，人文与科学的分化与综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亦是事关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问题。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不仅是一体的，而且科学亦产生于古希腊哲学“学以致知”的本性。[1]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走向对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矛盾愈演愈烈，斯诺（Snow）《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的问世便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文的世纪争论。该文揭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现象，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过于强调专业化。[2]而今得益于二者发展、跨学科兴起以及学术界合作，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得到了一定改善。[3]日本的文理融合是科学与人文这一关系的现代演化。所谓文理融合是指“不限于科学与人文的学术之分，让学生习得跨领域的融合知识和思考力的教育方针”[4]。那么，文理融合在日本大学教育中如何体现，其未来走向将会怎样？本文以日本大学教育诞生至今的历史和改革为依据，对文理融合进行一个总结性回顾与审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一、原点追溯：日本大学教育与文理分裂

日本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分的教育阶段、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分的教育内容所构成的。[5]在其近代化形成到现代化危机中，由于大学组织归属性较强，大学相关者缺乏未来预见力和洞察力，大学未能满足社会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诉求，以致于大学教育没有及时摆脱近代模式，将文理分离推向文理分裂。

（一）从近代大学教育形成到二战后大学教育危机

明治时期，大学教育需要满足培养专门人才的日本近代化要求。早期的东京大学、法务省明法寮以及工部大学校具有鲜明的法国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écoles）型高度专业教育特点。然而，从学术中心的德国留学归国的人员逐渐增加，日本便产生了导入学术性大学教育的动向。东京大学围绕个别学术方向设置集教授或副教授、助手、研究生、本科生为一体的“讲座”，提供一定的教育与研究经费，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组织正式成立。这就是在讲座中将研究与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融为一体的学术性大学教育原型。伴随着近代化，政府和企业快速扩张，其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大学毕业人才。这种需求主要面向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院，于是私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类学生迅速增加。同时，私立大学也重视学术研究，大学教育深受其影响。作为大学预备教育，大学预科和旧制高等学校以国语讲授为主，在脱离社会的环境中注重缺乏实效性的阅读与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通识教育（“教养教育”）的功能。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仿效美国中西部开始普及的大学教育模式，即包括通识教育在内的大学课程，但美日在制度安排上有较大不同。美国将本科课程的重点放在通识教育上，研究生院教育的重点放在专业教育和研究上，推行研究和教育进行分化与合并政策。日本则在战前学术性大学教育的基础上，战后在本科教育中导入通识教育而设立“教养部”，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都配置了专业教育这一点上，形成了和美国不同的制度。换言之，日本大学教育是在强烈学术取向的德国洪堡模式上，将美国学分制嵌入战后的新制大学而形成的。因不同模式而生成的制度性矛盾带来了大学教育和学习理念上的模糊性问题。致力战后高等教育改革的决策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对大学教育没有产生广泛而实质性影响，所倡导的改革理念仅仅体现在通识教育等教育课程建设上。[6]由于人力、物力等基础条件较为匮乏，通识教育逐渐失去了教育课程本该具有的效能。

随着20世纪60年代大学入学需求的扩大，大学教育迎来了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大学在原有条件下将理念模糊性嫁接到规模扩张上，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引来诸多问题，大学危机也随之产生。高等教育决策者和个别大学疲于应付改革，其结果是不仅大学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加，以至于一些大学不得不开展大规模教学，而且大学教师秉承二战前的教学理念。另外，大学教育以较为狭窄的教师研究内容为主，导致课程体系难以成立，教学未能真正作用于学生的自律性学习。针对这种大学教育缺陷，理工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部分学院认为，深受战前讲座制影响的研究室或研讨会等形式的小规模教育可以起到弥补作用。但实际上，具有这种补救手段的大学和学院毕竟是少数。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二战前形成的教育研究组织的改革声音，也就是学部、学科和讲座等传统教育研究组织陷入割裂主义，使得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课程改革极其困难，需要实施以战前组织的彻底变革为目的的“教育组织和研究组织的功能分离”改革。[7]同时，对战后大学教育课程的批判声音也不绝于耳，尤其战后扭曲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通识教育空洞化备受诟病。

（二）从文理分离到文理分裂

明治初期大学制度诞生以来，学术作为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力量做出贡献。例如，大学生毕业“工学部”就委派去建设水库。在当时，学术与社会需求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日本经历产业革命的洗礼，个别领域呈现出专业化特征，这就需要特定领域的专门人才。学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走向专业化、细分化之路，但未必与社会问题相关联。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学术细分为许多专业领域，仅仅依靠细分化的各个专业领域已难以应对现实问题。近代科学的发展壮大使得大学教育中出现文理分离。明治时期的大学教育偏重以机械化工业为产业主流的近代实学。除了担负精英培养任务的旧制高等学校以外，无论是大学还是专门学校都以实用性知识的讲授为先决，而将产生这种知识的科学思想和人性形成所必需的教育搁置一边。受文理分离的影响，20世纪初公务员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开始分为文科和理科。

二战后，日本大学教育组织的专业化将文理分离推向文理分裂。经过战后的反思，大学导入通识教育，但在以专业教育为基础而构建的学院组织下举步维艰。同时，本科课程只设在各学院和各学科内，极大地限制了知识传递与共享，造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鸿沟。另一方面，在日语语境下，文理并不是文与理的合体，而是事物条理的指代。[8]从这个意蕴出发，很多大学设立了与西欧哲学系相对应的“文理学部”，但是20世纪70年以后开始消亡。这些无疑是大学组织弊端的佐证，即一旦形成大学的文化或专业属性，就会被利益相关者的“防卫本能”所保护和阻止，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难以改变。直到今天，日本著名大学仍然因师资自给率高而自夸，暗示着大学组织改革何等艰难。[9]

大学教育中的文理分裂导致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紧张。通常文理作为个人特质的识别方法来使用，这有利于社会认知的形成，但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10]日本从重化工产业向素材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融合型企业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机械电子为代表的技术融合，日本席卷了世界市场。各国都在学习以技术融合为特长的日本产业。20世纪90年代，在倡导技术立国的日本，大学教育尤其是提供广泛知识的通识教育式微，人文社会科学类和理工类大学生的跨学科学习机会变少。在理工类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大学虽然为社会培养了劳动力，但其在推进产业社会的过程中引发种种问题。最为典型的是，由各专业领域所构成的垂直型日本企业组织中融合型管理人才不足现象越来越凸显。[11]

二、当代审思：多层逻辑耦合下的文理融合

日本大学教育百年经验，特别是大学教育近代化中对西方大学模式及学术的主动依附到现代化危机中的改革自觉表明，现代大学早已不是一个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象牙塔，而是与外部社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统筹考虑社会、政府和大学的逻辑，以三者的新型关系为依托，旨在化解文理分裂的大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反映社会需求逻辑，以人才供给为路径助推“超智能社会”

大学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而培养怎样的人无时无刻不反映着社会时代特征。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日本于2016年提出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所谓超智能社会是指，“以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高度技术融合为基础，人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共存，可超越地域、年龄、性别和语言等限制，针对诸多细节与多样化潜在需求及时提供相对应的产品和服务，是能够实现发展经济与解决社会问题相协调的社会形态，也是能够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预期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12]。如果说德国将工业4.0产业政策相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则在此之上谋划文明转换，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进化。因此，超智能社会不仅是继渔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更是新文明转换的路线图。

超智能社会的推出，意味着已有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融合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已将技术融合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日本虽然具有技术融合资本，但需要守正拓新。2002年《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就曾强调，“科学技术只有被社会接受才有意义，而社会如何掌握、判断并接受科学技术成为关键”[13]。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于2008年举办的会议以“现代社会面临的大多数问题起因于复杂系统”为假设，与会人员通过研讨明确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性，设定了技术融合有待解决的十大难题。最近，绿色IT倡议等将绿色发展与IT联系起来的技术融合趋势正在出现，日本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加快研发多领域融合技术。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演进，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几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的学科分支和新增长极不断涌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这就需要跨学科研究。譬如，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危机——环境问题、疫病问题、粮食问题、信息问题等在既有学科领域内已无法单独解决，需要数量庞大的子系统共同参与一个课题。另外，大数据的使用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对大数据的分析也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出发。[14]

在这种复杂的现代社会变革之下，日本需要培养出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面向Society5.0的人才培养座谈会”提出“牵引新社会的人才”，即发现和创造作为技术革新与价值创造之源的知识的人才和将这种知识与社会课题相结合并创造新经济的人才。[15]企业智库则提出“融合型人才”，即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既有学术上具有一定基础知识的同时，掌握与之不同的原理，即跨领域横向知识的方法论，将纵向知识与横向知识结构化，从而产生社会价值的人才。[16]从本质属性上看，前者接近于创新型人才，后者接近于应用型人才，但两者都以文理融合和引导社会变革为共同特征。毋庸置疑，无论哪种人才若按照传统学科或专业划分构建的大学教育都很难培养出来。实际上，战后至今日本大学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质量低下而深受社会诟病。不可思议的是，大学教育即便存在诸多问题，日本社会和企业却依靠强劲的生产力，支撑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带动日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机制不仅失去了功能，也成为新发展的桎梏。日本正在摸索从中解脱出来，而大学教育应该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大胆重构，进而为社会与企业变革带来可能性。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于2018年发布的《关于今后我国大学改革理想状况的建议》就是有力例证。该建议明确提出，为应对人口减少与劳动力不足，必须通过高质量教育，培养拥有多种能力的人才;为构建实现超智能社会所需的生态系统，必须提升大学竞争力;作为改革措施，实施大学教育质量保障改革，通过文理融合强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7]可见，文理融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以人才供给推动超智能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完善政府改革逻辑，以大学教育功能重构为重点谋划“国家中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