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知识生产

摘 要：当前，我国教育部设立第十四个“交叉学科”与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未来的高等教育学既属于“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又依旧带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原有因子。基于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着力探讨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并运用比较性、关系性与系统性思维阐释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演进、剖释“新文科”建设与高等教育研究间的关系以及“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变革与意蕴，以期对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提供前瞻性思考。

关键词：“新文科”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及其模式;交叉学科;超学科

一、前言

“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又称“跨学科”，即指不同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在2020年8月正式成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这可以逐步改善“大学往往把交叉学科视为一种趋势，而不是真正的变革，结果就以零碎、缺乏条理、凑合的方式进行跨学科工作，而不是视之为全面、彻头彻尾的改革”[1]之现实困境。潘懋元先生与陈斌在《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一文中指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交叉学科’门类”[2]。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其中便提及“新文科”的“新”重在“创新”而非简单的新旧对比，主要涵盖人文学科（Humanities）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存在差异的，前者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术并强调对“人”的研究，后者包括法学、教育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并注重对“人类社会运作规律”的研究[3]，而高等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新文科”既源于又超越传统文科，具体而言，“新文科”基于传统文科的学科门类进行内涵与外延并且不断丰富学科研究范式，超越的是传统文科的学科边界，重塑“人”和自然、技术间的关系并且能给予世界更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对已有的研究文献梳理可知，不论是“新文科”建设或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又或是学科建设，还是“新文科”建设与学科建设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建设间的关系均有被学者们具体探讨，但是“新文科”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及其模式转变三者间有何种关联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基于此，着力探究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其知识生产会与之发生哪些变化。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演进

知识生产模式均是以知识生产者为中心的模式。知识生产模式变迁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到知识生产模式Ⅲ。需要指出的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是在不断补充与发展着的。虽然知识生产模式Ⅱ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是有所差异的，但这两者并不对立。知识生产模式Ⅲ与知识生产模式Ⅰ、Ⅱ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此，知识生产模式Ⅲ与知识生产模式Ⅰ、Ⅱ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在知识生产模式从Ⅰ到Ⅱ再到Ⅲ的变迁中，运用比较性思维并以“‘单学科、传统学科’-‘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为逻辑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是如何演进的（详见表1），因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演进逻辑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轨迹一脉相承”[4]。

（一）知识生产模式Ⅰ：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

知识生产模式Ⅰ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最早提出的。作为大学之内模式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具有单一性、结构层级化、标准化、科学化等特点并且依靠相对固定的共同体（同行）进行评议以及以学术兴趣为主导来设置和解决问题，可以说当时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传统、成熟且经典的。科学（Science）和科学家（Scientists）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中常用的术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向着科学化迈进[5]，这与知识生产模式Ⅰ的常用术语相契合。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间长期存在“领域”形态与“学科”形态之争。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为形成完整且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类似于“为知识而知识”抑或是“为真理而真理”的“为理论而理论”与“为体系而体系”之现状。[6]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则面临多重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所呈现出的明显不成熟性与被边缘化的趋向以及它与其他学科存在分明的壁垒;其二，出现“理论癖”与“体系癖”;其三，仅停留于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等，未有为改进人类的高等教育实践做出实质性卓越贡献，就像“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7]。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在“象牙塔”式的大学中因其共通性与相似性而蔓延，又因不同的组织建制与专业细化而逐步分化，这是因为“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生态系统借持续不断的分门划界，分割成‘分离’的建制和专业空间，以便达致目标、方法、能力和实质专业技能的表面细分”[8]。因此，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与学科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四点：其一，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初期借鉴普通教育学科范式，后来便是教育学科范式（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但未有形成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其二，仅限于高等教育学学科成员间的学术成果交流与分享并且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组织相对单一;其三，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相分离;其四，建立的是单向度且线性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等。即便如此，无论是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还是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均是以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为基础的，所以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有其独特且永恒的价值并且主要维护的是学术利益。

（二）知识生产模式Ⅱ：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

知识生产模式Ⅱ也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提出的，但在1994年之前知识生产模式Ⅱ已悄然存在，譬如：1925年，华特·基佛德成立的贝尔实验室。作为跨学科模式或大学之外模式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具有非等级化、多变性、自反性、资金异质性、动态性、应用性、组织多样性以及社会弥散性等特点并且由“产业-大学-政府”三螺旋动力机制模型推动，质量控制是多维度且全过程的。知识（Knowledge）和从业者（Practitioners）是知识生产模式Ⅱ中常用的术语。“多学科性是跨学科的另一种存在形态”[9]，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观点来综合解决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10]，这意味着并不讲求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融性。克里夫·H·丘奇也曾指出，“高等教育的研究必须以多学科的知识为基础，因为学生、教学、管理、政策和社会角色均可被列为高等教育研究主题”[11]。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正逐步从多学科研究范式向跨学科研究范式转变，正如艾伦·雷普克所言，“人文学科也在日益跨学科，表现为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描述的‘类型的混乱’（即学科知识领域）”[12]。那么，何谓“跨学科”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亦为“交叉学科”，通过借助学科见解（有时还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并加以整合来研究某个复杂问题（包括宏大问题）[13]。跨学科是有别于多学科的，其主要强调学科间的融合而非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管理学等相交融，形成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学以及高等教育哲学等多个分支交叉学科。在这个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大学更多的是“服务站”式的大学并且更凸显社会使命感。基于此，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相关问题不单是其本身的内隐问题，同时，因为高等教育活动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也会延伸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相关联的外显问题。概言之，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视角来剖释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复杂性是尤为必要且关键的。依据教育科学的学科结构划分方式，高等教育学属于应用学科并且聚焦于探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以及对我国大学本身发展状况进行研究[14]。因此，作为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不仅关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应注重高等教育应用理论生成与转化等要以跨学科视角探索的应用性研究。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与学科交叉、融合时代背景下，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阔，其应用性与科学性共生共渗，由多元主体（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项目、全国性与国际性的跨学科专门研究机构、跨学科实验室等跨学科组织、学习型组织以及创业型大学）共同参与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它们必然会与社会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主要契合我国的产业利益。作为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具有动态性、松散性与不稳定性等特点并且也会因研究范式自身的松散与运用混乱、高等教育学学科所涉及的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化高等教育研究团队组建等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重重阻碍。

（三）知识生产模式Ⅲ：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

知识生产模式Ⅲ是由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在2003年首先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被视为知识创新系统，其具有多层次、多形态、多主体、多节点以及多边互动等特点[15]。知识生产模式Ⅲ是除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之外，公益性的社会创新服务也已成为知识与生产的新联结，其目的是打破时空的限制。在人工智能逐步兴起与技术更迭的大环境下，知识生产模式Ⅲ更为包容与宏大并且立足于全社会与全人类。“高等教育学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超学科的特色，即运用一般公理系统和新兴认识论模式实现对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有学科和跨学科的协调。”[16]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与生俱来就带有超学科的根基。何谓“超学科”？“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关注之物既在学科之间，又跨越不同学科，并超越所有学科，旨在认识当下世界，统一知识，解决宏大和复杂问题[17]，抑或是“政府、业界、大学三方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创新”[18]。换言之，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主要解决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持续革新、高等教育学学科及其多个分支学科、多个新兴的分支交叉学科与新兴的交叉领域内的多元知识全面整合与再创新及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等更为重大且复杂的实践性、技术性与应用性问题等，因为“高等教育学同时把学术性学科、技术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19]。在知识生产模式Ⅲ与超越学科化时代背景下，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其研究具有开放性、创新系统性、复杂性与协同性等特征，同时，将编码知识与编码后的默会知识相衔接（动态高等教育学学科应用知识），符合公共利益，即维护我国公民社会的利益。

总之，知识生产模式变迁过程中会发生多个转向，譬如：控制知识生产质量的群体从单一性与确定性转向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知识生产模式的术语从科学化转向一般化等;相关利益从学术利益到产业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等。这其中也可能会遇到重重困境，高等教育研究团队从较为稳定变得较为松散，团队在不断重组中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分散团队解决当下问题的主要力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组织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极有可能出现多方牵扯的尴尬状况。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会挤压人文社会学科的生长空间，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常青藤著名高校为例，它们在未来将被产业化速度更快的大学所超越甚至取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很多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大学为了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而大力削减人文社会学科，因为正如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所认为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其他一些特征可能不是那么适用于人文学科”[20]与华勒斯坦等人所阐述的，“不过此等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理想，面对现代世界各种越来越复杂而庞大的学术体制，似乎有点无能为力，原因是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21]。这意味着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还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延展均受到当前学术知识生产的牵绊，其结果，人文社会学科逐步式微。人文社会学科是需要受到保护的，不仅因为它们依赖于大学而逐步发展起来，而且人文社会学科与人类的切身利益高度关联。因此，我们需辩证地看待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演进过程，以期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