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动机对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摘 要：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分析了读博动机对博士生非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学术动机是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主要且稳定的驱动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基于学术能力的筛选过程，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博士生的学术能力明显较弱，通用能力则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学术能力的差异存在组间异质性。在发达国家和男性群体中，不同职业选择的博士生的学术能力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女性群体中，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博士生的学术能力明显较弱;此外，读博动机与职业选择之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读博动机既可以直接影响博士生的非学术职业选择，也可以通过“读博动机—学习投入—学术能力—非学术职业选择”的路径间接影响博士生的职业选择。

关键词：读博动机;非学术职业;博士生;能力水平;中介效应

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人们对于选择进入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也从将其视为“管道的泄露”向“管道的分流”转变。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这种对于“创新”的渴望为博士生提供了另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更是改变了传统博士生群体的就业观念和就业结构[1][2]。人们也开始倡导“研究生教育与传统上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渐解耦，博士生教育应当满足更为广泛的社会机构的需求”的理念[3]。如今，流入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在数量上的增长显而易见，那么哪些博士生会选择流入非学术职业？学者们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总的来看，影响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因素是复杂且多元的，其中读博动机被认为是具有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但是任何一种职业选择都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4]，博士生的职业选择与读博动机之间也绝非是“点对点”的简单关系，因为现实的职业选择中仅仅考虑主观动机是不够具有解释力的，职业机会的竞争性需要博士生进行长期的、扎实的投入和准备。认知理论强调动机是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动，并使行动导向某一目标的内部驱动力[5]。那么，读博动机是如何影响博士生进行自我塑造的方式和过程的？这一内部驱动力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博士生的学习投入产生差异？又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能力形成，进而促使他们形成不同的职业选择？这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文献回顾

学术职业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专门术语。韦伯（Weber）认为学术职业作为社会学的概念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特征，“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反映了学术职业的物质性特征，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则反映了学术职业的精神意涵[6]。学术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边界在于“学术”，那么什么是“学术”？学者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学术是专门的系统学问[7]，如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所认为的学术职业是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易受新知识生产影响的、遵循共同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自主性职业[8]。与之类似的是，沈红将学术职业定义为“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存在和发展使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其中这种定义还有广义和狭义范畴，广义指的是所有的分布在不同机构中的学者和他们从事的学术工作，狭义指的是将四年制本科院校作为职业发展场所的学者和他们从事的学术工作[9]。另一种观点认为学术是探究学问、发展学问的过程[10]。基于此观点，李志峰将学术职业定义为以专门和系统化知识的研究、教学、综合和应用为工作对象的特殊职业[11]。从该定义出发，从事学术职业的人群扩大到包括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技术人员以及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人员。两种不同的观点演化出来的学术职业定义，亦有重叠之处，本文则采用广义的学术职业定义，将学术职业的范围扩展到包括高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技术人员以及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人员。采用广义的学术职业定义将非学术职业的讨论范围限定在毕业后不再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研究工作”的群体内，有利于讨论问题和对象的聚焦。因此，在本研究中，非学术职业特指在不同机构中从事非研究性工作的职业。

随着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学者们开始关注哪些因素会导致博士生倾向于选择非学术职业，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个人特征和培养过程。在个体特征上，学者调研发现，46.0%的女性选择非学术职业，而有55.9%的男性选择非学术职业，可见男性进入非学术职业的意愿明显高于女性[12]，另一研究也发现男性博士生希望进入非学术职业的比例比女性高出17.69%[13]，究其原因，婚姻和生育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的关键因素[14];除此之外，诸多学者发现读博动机是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主要驱动力[15]，动机贯穿博士研究生的整个就读阶段，引导着个体的行为策略选择，这一阶段同时也是个体职业生涯理论中的“尝试期”和“兴趣期”，是影响个体职业选择的关键环节。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学术兴趣更弱、家庭出身地位较高、城市生源、工科、非直博生的博士更愿意从事非学术职业[16][17][18]。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方面，获得组织学术支持较低、国内外学术交流少、社会实习参与度高和获得更少导师支持、论文发表较少或满意度较低的博士生更倾向选择非学术职业[19][20]，而这些通常又恰恰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已有研究发现，导师的有效指导、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有质量的学术交流等都是影响博士生能力增值的重要因素[21][22]。

已有研究利用多方数据呈现了不同国家中越来越多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的趋势，并主要从个体特征和培养过程两方面揭示了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但现有研究依旧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尽管已从多方面分析了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读博动机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因素，但读博动机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个人偏好的动机反应，而现实的职业分流中仅仅考虑主观的动机是不够具有解释力的，因为无论学术或非学术职业都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更应该关注到培养过程和个体的能力水平（学术能力和通用能力），而这恰恰是现有研究中缺少关注的。已有研究中，吴青和罗儒国在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设计了博士生能力评价题项的情况下，以学术表达和学术发表的满意度作为学术能力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博士生进入非学术岗位的原因[23]，这种舍近求远以学术表达和学术发表的满意度情况作为学术能力的代理变量的方式不利于提高文章结论的解释力和可靠性;第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某省或某区域、国别内高校的调查数据，缺少国际视野，有必要利用全球性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分析读博动机对博士生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并且进一步从博士生培养过程和能力水平角度尝试探讨这种影响的形成机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9年的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该调查覆盖了全球六个大洲博士生，有效样本达6812人。其中，欧洲样本占比36.51%，亚洲样本占比27.27%，北美/中美洲样本占比27.39%，南美洲样本占比3.27%，澳洲样本占比3.14%，非洲样本仅占2.42%;男性占比50.53%，女性占比49.47%，其中77.52%的博士生介于25-34岁之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内容涵盖博士生的个人背景信息、博士培养过程、学习经历满意度、能力自评等内容，这为本研究探究读博动机对其非学术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博士生的非学术职业选择。在此，研究以博士生是否从事“非研究性工作”作为非学术职业的判断依据，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题项“博士毕业后，你从事以下工作的偏好程度”判断样本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偏好程度。该题项下分别设置有七类选择，分别为“Research in academia、Research in industry、Research within government or non-profit和Medical research”和“Non-research in academia、Non-research in industry和Non-research in government or non-profit”，本研究将前四个选项视为从事学术职业，将后三个选项视为从事非学术职业，选项设置为李克特5级量表，从1-5分别代表“完全不喜欢”到“非常喜欢”，由此可计算出博士生对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的偏好程度，进而相减得到博士生对非学术职业的偏好情况，并将偏好得分小于0的判定为选择非学术职业，大于0判定为选择学术职业，等于0的样本极少，在此将其剔除，暂不予考虑，并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选择非学术职业设置为1，选择学术职业设置为0。

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博士生的读博动机。研究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题项“你决定攻读博士学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判断样本的读博动机，并设置为虚拟变量，具有非学术动机判定为1，具有学术动机判定为0。此外，已有研究发现诸多因素可能影响博士生的职业选择，例如性别、年龄等个人因素，个体在就读期间的学习投入、师生互动、导师指导等投入性因素和组织支持等培养过程因素，以及所在地和就读国家等外部因素。为此，本文将性别（男=1;女=0）、年龄（18-24岁=1;25-34岁=2;35岁及以上=3）、所在洲（亚洲=1;澳洲=2;非洲=3;欧洲=4;北美/中美洲=5;南美洲=6）、国家类型（发达国家=1;发展中国家=0）、兼职工作（有=1;无=0）、学习投入（1h以下=1;11-20h=2;21-30h=3;31-40h=4;41-50h=5;51-60h=6;61-70h=7;71-80h=8;超过80h=9）、师生互动（1h以下=1;1-3h=2;3h以上=3）、以及对导生关系、导师指导、导师以外指导、会议参与、文章发表、学术自由度、基金充裕性、助教工作、合作机会、社交环境、津贴资助、福利待遇、工作生活平衡和职业规划指导的满意度（1-7分别为“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其中，学术能力与通用能力指标的设置借鉴了王传毅①的做法，从12项学生自陈能力提取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设计稳健可重复性实验能力、撰写文章、受到专家质疑后的韧性、向专家呈现研究结果等6个因子，将其命名为“学术能力”，以及包括预算管理能力、制定商业计划的能力、人员管理能力、申请基金的能力、管理复杂项目的能力、向公众呈现研究结果等6个因子，将其命名为“通用能力”。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博士生职业选择（学术职业或非学术职业）为因变量，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因此采用二分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γ=logProb（y=1）Prob（y=0）=α1+β1X+ε（1）

其中，以“学术职业”（y=0）为对照组，X为自变量，β1为回归系数，α1为模型截距，ε为模型残差项。

为探讨读博动机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读博动机与博士生能力水平、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y=β0+β1Intentioni+Controlsi+δi（2）

Abilityi=β2+β3Intentioni+Controlsi+μi（3）

y=β4+β5Intentioni+β6Abilityi+Controlsi+i（4）

Abilityi=β0+β1Intentioni+Controlsi+δi（5）

Engagei=β2+β3Intentioni+Controlsi+μi（6）

Abilityi=β4+β5Intentioni+β6Engagei+Controlsi+i（7）

其中，Intention表示读博动机，Ability表示博士生的能力水平，Engage表示博士生的学习投入。

三、实证结果

（一）不同职业选择博士生的读博动机与能力现状

如表2所示，在人数分布上，大部分博士生意向选择学术职业，占比为78.64%，而意向选择非学术职业的占比21.36%。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不大，发达国家意向选择非学术职业的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博士生选择非学术职业的比例明显较高。在性别分布上，24.28%的男性博士生意向选择非学术职业，而女性博士生的这一比例只有18.38%。可见，总体而言，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但同时也有不小比例的博士生意向选择非学术职业，且男性样本和中国样本中比例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