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尼特族”的群体画像与转化逻辑

摘 要：大学生不升学未就业的比例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剧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现象、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尼特族”具有积极性与消极性相互转化、高职业期待与低职业韧性、高家庭依赖度与低市场参与度的群体特征。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厘清大学生“尼特族”的影响因素，包括就业结构性矛盾与就业服务短板、“家”文化隐喻与伦理困境、个人资本弱化与社会网络的断裂，进而提出制度—技术—心灵的转化逻辑，以驱动大学生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关键词：“尼特族”;就业结构;家庭观念;社会网络

一、引言

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均需要与之匹配的高素质人才供给。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将就业放在更突出位置，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亟需大学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然而，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国家大力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背景下，青年劳动力既不升学也不就业的数量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社会问题和劳动力短缺现象。2018年，中国青年报社对200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显示，72.9%受访者周围有“慢就业”大学生[1]，即毕业后不打算马上就业也不打算继续深造，而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大学生。[2]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亦表明，全球近13亿青年人中，约有2.67亿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相比于2016年的2.59亿，攀升了近2000万。[3]

上述青年群体在学术上被称为“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最早流行于英国、日本等经济高增长、生活高素质的发达国家，后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专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青年族群。英国学者从社会排斥、自我认知、心理健康、污名化等视角研究“尼特族”的产生和影响，进一步提出制定青年就业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优化教育方案和就业指导等措施，以应对“尼特族”的挑战。[4]日本学者表明经济停滞不前、社会边缘化压力是导致越来越多日本青年成为“尼特族”的内因[5];亦有实证研究证据表明，来自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男性更容易成为“尼特族”[6]。国内学术界有少量研究聚焦了“尼特族”群体，进而分析了该群体特征、行为动机，并将“尼特族”划分为低文化水平的已婚育年龄女性、县城社会青年和大学生啃老族，提出相应应对措施。但纵观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分析，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探讨“尼特族”群体数量、类别、特征和成因，缺少分层分类细致且深入的实证研究。此外，从实践角度而言，家庭和社会投入大量成本培养出高知性青年，而“尼特族”的存在不仅阻碍大学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更影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尼特族”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分类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大学生“尼特族”的群体画像及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针对性转化策略。

  二、大学生“尼特族”的群体画像

本研究将大学生“尼特族”界定为：受过高等教育，有劳动能力但毕业后持续不升学未就业的青年群体。于2017年12月开始，我们对获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的N学校进行跟踪观察，获取了该校近年来关于本科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就业率、毕业去向、就业流向的统计数据，并以随机抽样方式从2021届毕业生中选取1078名文、理、工科毕业生开展问卷调查，随后对不升学未就业的同学代表开展深度访谈。通过对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纳，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大学生“尼特族”的群体特征及产生原因，并就此展开理论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2017—2020年，N高校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分别为3966人、4065人、4024人和4208人，年终实际未就业率约为16.43%、16.12%、18.59%和22.59%，未就业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根据2022届1078名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表1），拟采取不升学未就业的毕业生占比15.2%，其中文科专业毕业生占比高于理科专业毕业生，工科专业毕业生占比最小;生源地来自于城镇的不升学未就业毕业生占比高于乡村毕业生，分别为69.2%和30.8%。

通过对拟进入“尼特族”和已进入“尼特族”的30名毕业生代表进一步开展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大学生“尼特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积极与消极“尼特族”并存，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积极的“尼特族”指有升学或就业意愿，在毕业后通过自我学习、走访游历、志愿服务等途径提升个人能力，在合适情况下继续求学或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调研中，这一部分学生以考研“二战”、未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群体为代表。据统计，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增幅为21.22%，历年平均录取率在30%左右，且考研大军中往届生的比例逐年递增。在考研失利后，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学校附近租住、居家自学或报考寄宿制考研学校，放弃就业全力备考，在“二战”成功上岸后继续求学，失利后或选择进入就业市场、或继续坚持“三战”;另有部分专业学生在求学阶段未通过相应职业资格考试，被动待业，等待考试通过后进入就业市场，如师范专业学生未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法学专业学生未通过司法考试等;还有少部分学生暂未思考好第一份职业，选择旅游、短期支教、新业态打零工等方式增加阅历、积淀思考，明确职业目标后积极备考或投身就业市场。这种积极的“尼特族”主观上有求学或求职意愿，客观上有提高理性思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行动，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以明晰就业方向和目标。消极的“尼特族”指个人没有升学或就业意愿，缺乏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技能、依赖家庭“红利”，主动放弃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调研中这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出于专业对口、薪资待遇、劳动时间、社会保障等考量，在遭遇短暂挫折后放弃就业、选择待业。消极的“尼特族”主观上没有强烈的升学或就业意愿、“佛系”心态，客观上就业行动缓慢，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偏差时选择回家待业、逃避市场竞争。然而，积极的“尼特族”与消极的“尼特族”并非边界清晰，在一定条件下甚至相互转化。调研中的S同学已经经历三次考研失利，即将选择“四战”，意味着S同学已经维持不升学未就业状态三年之久，考研失利后亦不考虑调剂升学，选择长期接受家庭经济支持且安于备考状态，以“备战”为理由逃避就业竞争;H同学毕业后曾在医院承担短期护理工作，后因工作辛苦选择回家待业，休整一段时间后迫于父母压力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究其本质，积极的“尼特族”在外界未介入的情境下任其发展，有可能长期延续待业状态，进而逐步转变为消极的“尼特族”;而消极的“尼特族”在社会、家庭赋能后，则有可能转变为积极的“尼特族”，重新进入就业市场。

第二，高职业期待与低职业韧性并存。职业期待是劳动者对某项职业的向往，具有主观价值倾向和个性化特征。调研发现，虽然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但持有高学历心态的个体仍然对薪酬、行业类别、工作环境、个人发展等有较高期待，一旦理想与现实出现差距，贬损工作满意度、引发认知失调状态，最终招致较高的离职率。职业韧性是劳动者克服职业生涯挫折与压力、战胜与应对职业逆境的过程。心理学家Conner提出职业韧性包含五种基本成分：积极性、集中精力、灵活性、组织化和前瞻性。高职业韧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个体对外部世界和自我持有积极乐观的信念，在职场中善于将精力专注于职业目标，思维具有灵活开放性并表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把握信息的内在逻辑并进行建构，对未来发展表现出前瞻性。通过访谈发现，大学生“尼特族”普遍存在“佛系”心态、缺少自我激励;在求学阶段忽视与职业岗位相关的知识积累和核心技能培训，以至胜任力不足;部分大学生“尼特族”存在自我封闭现象，即回避与老师、家长、同学、工作伙伴的深度沟通，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7]高职业期待使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目标、职业规划与所学专业、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脱离，在不了解职业发展规律、人才发展周期、行业前景和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叠加自身存在的低职业韧性，职业受挫后倾向退出就业市场，演变为大学生“尼特族”。

第三，高家庭依赖度与低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并存。对原生家庭的高度经济依赖是大学生“尼特族”的特征之一。研究者发现，所有被访学生均表示接受来自家庭的不同程度的资助，经济来源主要包括父母给予、房屋出租、股票理财等，在零工经济时代下，也有部分被访学生选择以代购、朋友圈转发商品信息等方式获取经济收益，以维系日常生活支出。随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家庭财富不断积累，“00后”大学生大多在物质富足、重视教育投入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父母往往给予子女的学业和学业成绩较多期待，相对忽略其个体独立性、职业胜任力的培养。主观意愿上，基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以及供养模式的长期养成，父母方为子女免于受苦，仍愿意在其毕业后给予物质支持，而子女对来自父母的经济庇护亦持有接纳态度;客观条件上，伴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待业的“00后”大学毕业生依托日益上升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能力负荷其不升学未就业的经济成本。此外，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类的基本需求由低到高依次为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低层次需要充分满足后，个体对高一层次需求的欲望开始增长。伴随经济发展、物质条件不断提升，生存和安全此类低层次需要的重要性逐渐淡化，归属、尊重乃至自我实现这些高层次需要，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诉求，倘若缺少适宜的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将就业视为谋生手段，而非实现自我价值、贡献社会的途径，或者忽略择业和能力的匹配、一味追求理想职业，均有可能导致“尼特族”的出现。例如，部分被访学生毕业后坚持参与公务员考试，或尝试多种途径以寻找事业单位或国企职位，如若失败则选择逃避、等待，不惜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低劳动力市场参与度。

  三、大学生不升学未就业的影响因素

新发展格局下大学生就业呈现新常态，面临诸多新情况：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岗位竞争加剧;技术更新，高技能人才紧缺;“互联网+”新业态发展;就业公共服务相对滞后;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不高;大学生个人的就业观念、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叠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大学生“尼特族”人数正逐年增长，规模日益庞大的“尼特族”不仅关乎到大学生就业方面的个人选择问题，更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多重成因，深度剖析大学生“尼特族”的影响因素，对大学生高质量就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一）社会层面：就业结构性矛盾与就业服务短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投射在就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矛盾已经从过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转变为供需匹配的结构性矛盾。[8]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数量优先转变为注重质量和效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的就业结构也在经历整合，冲击着大学生就业市场。[9]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过剩产能和“三高行业”、提升产品质量，并通过培育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途径优化供给端，在整合过程中会增加新型就业岗位，但也对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带来深远冲击。以钢铁、煤矿、普通制造业为例，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就业结构转型的阵痛，造成短时间内部分行业就业岗位减少、大学生岗位竞争加剧。第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新的工作岗位需求产生，但新岗位对大学生的观念、素质、技能等要求也更加多元化和多维化，需求与劳动力市场供给脱节，表现出新的大学生劳动力供给滞后于岗位需求，造成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第三，新技术的出现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使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现两极化，即对高素质、高技术人才，以及从事低端生产和服务行业的工作岗位需求不断增加，中等技能工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地位取代性较强，而大学毕业生正处在高素质、高技能不足，但主观上又不愿从事低端生产和服务性岗位，高不成、低不就，即处于容易被取代的中等位置。

在大学生就业总量性压力增加、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服务相对滞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主要包括高校就业服务和公共就业服务，前者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服务、就业信息服务等工作;后者主要针对社会人员（含已毕业大学生）提供职业培训、就业咨询、就业介绍与指导等服务。高校就业服务方面，首先缺乏长期、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很多高校把大学生毕业阶段的最后冲刺作为工作重心，即在毕业班学生就业前集中开展就业讲座和指导课程，注重求职技巧、就业经验分享，功利性较强;在结果上片面追求就业率、在灵活就业上大做文章，忽视分类别、分层次的特色人才培养和递进式的就业指导课程。其次，高校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效率不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很多高校已经建成众创空间，投入成本较高、内部设施齐全、功能分区完善，具有理想化模型特征，但在现实应用中没有实现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创新创业成果的转化效率不高;高校创业园也存在项目同质化、盈利实力弱、造血能力差、准入条件限制等问题，难以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长期稳定、有效运行的转化载体和平台，在推动大学生就业方面功能有限。公共就业服务方面，一方面，高校就业服务与公共就业服务缺乏有效衔接，具体表现为高校不升学未就业的学生数据未纳入公共就业服务系统，若大学生本人未在所属社区进行失业登记，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则无法精准识别大学生失业人群，缺乏有效指导和干预。[10]另一方面，当前关于大学生的就业公共服务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程度不足，就业服务具有行政化、指标化色彩，具体表现为开展方式以上课、说教为主，缺乏有针对性的职业互动、创业训练;指导理论化和表面化，缺乏实践性和深入性;培训形式以短期技巧介绍为主，缺乏长期职业生涯教育和引导;结果导向上以完成职业介绍、宣传推送为主，忽视契合大学生需求的岗位发掘。就业结构性矛盾和相对滞后的就业服务加速了大学生“尼特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