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育儿密集度及其与学前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关系：母亲心理健康的遮掩作用

［摘 要］ 密集型育儿正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教养方式。家长在儿童养育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但密集型育儿能否帮助儿童获得发展优势尚未有定论。本研究选取上海市和济南市388名城市大班幼儿母亲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育儿密集度及其与母亲心理健康、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之间的关联。潜在剖面分析结果表明，根据育儿密集度可将样本母亲的育儿方式分为高认同高实践型、中认同中实践型、低认同低实践型和选择性认同与实践型四种类型。母亲心理健康在母亲育儿密集度和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之间起遮掩作用，即在排除母亲心理健康的间接作用后，母亲育儿密集度越高的家庭中的儿童社会情绪发展越好，但育儿密集度上升会降低母亲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抑制儿童社会情绪的发展，最终导致母亲育儿密集度与大班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之间的关联不显著。为此，母亲应调整密集型育儿态度与实践，并积极调适自身的心理健康，为儿童社会情绪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应协同育人，为母亲提供更多的育儿支持，缓解母亲的育儿压力。

［关键词］ 密集型育儿；母亲心理健康；社会情绪发展；家庭教育

一、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后，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若要不断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水平，就必须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育儿理念和实践情况。近几十年来，我国家庭中的育儿理念和实践迅速变迁，许多家长儿时经历的教养方式与自己当前采用的教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一种“以儿童为中心、信任专家指导、高情绪投入、劳动密集且花费昂贵”的教养方式正广受家长认同并得到实践，即密集型育儿。[1]密集型育儿在国内外日益盛行。一项由3 600余名美国家长参与的大型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各阶层家长普遍认同密集型育儿。[2]我国学者也发现密集型育儿已成为当代家庭教养的趋势，各阶层家长均已卷入其中。[3]为使儿童获取更多教育资源并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家长在育儿中投入密集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而，密集型育儿能否有效促进儿童的发展尚没有明确的证据。因此，有必要在细致考察密集型育儿现状的基础上探究密集型育儿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提升家庭教育质量提供依据。

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探讨密集型育儿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且未得出一致结论。有学者指出，密集型育儿可以使儿童获得全方位的发展优势。密集型育儿的家长能够有效指导和规划儿童发展，帮助孩子获取教育资源、养成兴趣爱好、达成更高的学业成就。[4]此外，密集型育儿的家长倾向于结合权威型和专制型育儿这两种方式，认为其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情绪发展，[5]母亲更密集的教育参与能够显著预测幼儿更高水平的社会能力。[6]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密集型育儿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有限，甚至可能有负面作用。针对学前儿童的两项研究发现，母亲对密集型育儿的态度和在育儿中投入的时间均不能显著预测幼儿在运动、语言、执行功能、情绪与行为等方面的发展。[7][8]还有学者指出，密集型育儿有可能威胁良好亲子关系的形成，损害儿童心理健康，如导致儿童独立性较差。[9]上述研究有些来源于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数据支持。实证研究则大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variable？鄄centered）的研究方法，将家长视为同质群体，[10]基于此，探究家长对密集型育儿的认同或实践水平及其与儿童发展的关联。然而，密集型育儿是一个多维概念，家长可能在对密集型育儿的态度和实践水平上存在差异，并由此在各维度上产生不同的组合模式，并对儿童发展产生特定影响。因此，有必要采用以个体为中心（person？鄄centered）的方法，[11]基于密集型育儿认同和实践的情况对家长加以分类，考察不同育儿类型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联。

目前已有少量国外研究采取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根据育儿密集度来对家长的育儿方式进行分类。例如，英国一项研究根据家长在儿童学业、运动和娱乐等方面的参与频率将其分为密集型、中间型和忽视型，三类家长在以上活动中的参与频率依次降低。[12]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在采用密集型育儿的家庭中，儿童在5岁和7岁时的身体健康和幸福感均显著优于忽视型家庭。我国尚未有研究利用量化数据探索家长的育儿密集度的类型，但有质性研究通过访谈法调查城市中产家庭的育儿方式，基于教育期望、教育沟通和教育参与对密集型育儿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了各类家庭的潜在优势和风险。[13]“认同型”家庭重视教育投入，追求学业成就，儿童能够发挥自身才能，但自由玩耍的机会较少，儿童深感疲惫。“反思型”家庭不断反思自身育儿策略，重视儿童全面和长远发展，投资优质教育资源，儿童在学校教育和自由玩耍中取得相对平衡。“游离型”家庭远离主流教育，投入较多经济和文化资本为儿童选择国际课程、培养儿童兴趣爱好，母亲在教育和亲子陪伴中的投入密集。此类家庭中儿童实现了自然教育和快乐成长，但未来教育的不确定性较大。因此，目前亟须大样本量化数据对我国家长的育儿密集度进行分类，并考察不同类型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联。

密集型育儿是一个多维概念。总体而言，密集型育儿涵盖态度和实践两大维度，这两大维度又可以按照所涉及的内容进一步细分。家长对密集型育儿的态度包含家长对父母如何进行育儿分工、儿童中心的育儿方法、育儿满足感等方面的偏好。[14]而根据育儿实践所调动的机能，家长对密集型育儿的实践可再分为在儿童照料中付出的体力劳动，利用认知能力管理和规划育儿的认知劳动，通过情绪调节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的情感劳动。[15]因此，需要从态度和实践两大维度全面测量育儿密集度，之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家长的育儿密集度进行分类。

为深入理解育儿密集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还需要对中间机制进行考察，但目前少有研究关注。已往研究普遍揭示密集型育儿不利于母亲心理健康，而母亲心理健康与学前儿童社会情绪的发展关联紧密。[16][17][18]密集型育儿对母亲要求甚高，母亲需要承担繁重的育儿劳动，许多母亲感到压力大、焦虑和内疚，教养效能感降低。[19]母亲的育儿压力水平越高，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越多。[20]母亲对孩子的内疚感越强烈，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越低。[21]母亲在育儿中越焦虑，学前儿童在品行和多动方面的行为问题越多。[22]而母亲的教养效能感越高，学前儿童的社会能力越强。[23]社会情绪发展不仅关乎儿童的身心健康，也对儿童长远的学业发展、人际交往和人生幸福至关重要。[24]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聚焦学前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考察母亲心理健康在母亲育儿密集度和学前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之间可能的机制作用。主要探究的问题有：（1）学前儿童母亲对密集型育儿的态度和实践（即育儿密集度）的基本情况及其分类；（2）母亲的育儿密集度与学前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关联；（3）母亲心理健康是否在母亲的育儿密集度和学前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两者之间发挥作用，若两者关联显著，则检验母亲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若不显著，则检验母亲心理健康的遮掩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已往有关我国密集型育儿的研究多关注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家庭。[25][26]然而我国各地自然、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教养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为提高样本代表性，本研究从上海市和山东省济南市共5所公办幼儿园的大班招募了440个家庭，其中388个家庭有效填写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2%。儿童平均年龄为68.12±4.05个月，其中52.1%为女孩；幼儿母亲平均年龄为36.66±4.67岁，来自上海和济南的儿童母亲各194名，其中66.0%为儿童的主要带养人。家庭中母亲的学历、工作、家庭收入均较为多样。（见表1）

（二）研究工具

1. 密集型育儿态度问卷。

本研究采用密集型育儿态度问卷（Intensive Parenting Attitudes Questionnaire）测量母亲对密集型育儿的认同程度。[27]由于该问卷尚未在中国样本中使用，本研究首先对其进行测量学检验及修订。原量表包含本质、刺激、满足感、挑战性和儿童中心五个维度，共25题。由于个别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不佳，所以研究删除了其中5个题项。修订后的量表共包括四个维度：本质（8题），指女人天生比男人更适合照顾孩子；满足感（3题），指为人父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挑战性（6题），指为人父母是困难的；儿童中心（3题），指儿童的需要应优先于父母的需要。量表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修订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9、0.62、0.75和0.60。

2. 母亲密集型育儿实践测查工具。

本研究从体力劳动（主要是日常生活照料）、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三方面对密集型育儿实践进行全面测查。由于教育参与融合了以上三种育儿实践①，是密集型育儿的典型表现，且与儿童发展关联紧密，因此本研究还测量了母亲教育参与并将其作为考察母亲密集型育儿实践的指标之一。本研究中测量的教育参与和体力劳动、认知劳动、情感劳动涉及不同育儿情境，因而并非重复测量。

（1）日常生活照料问卷

本研究选取Cabrera等设计的八种情境（如“给孩子洗澡”）测量母亲在儿童日常生活照料中的参与频率。[28]由母亲汇报参与频率（1=从未，2=一月一次，3=一周一次，4=一周几次，5=一天一次，6=一天几次）。分数越高，说明母亲对儿童的日常生活照料越频繁。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

（2）育儿认知劳动问卷

目前尚无测量育儿认知劳动的成熟问卷，因此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及预访谈自编调查问卷。[29][30][31]问卷共设置三个维度。认知劳动频率维度20题，测查母亲在五种常见情境（为孩子购买鞋子、家园共育活动、孩子生病、为孩子穿衣服以及为孩子选择幼儿园）中的参与情况。每个场景均涉及预见需求、确定选择、做出选择和监控决策四个环节，母亲汇报是否参与（1=是，0=否）。灵活性维度10题，测查育儿认知劳动在母亲的工作和闲暇等活动中的延伸程度（如“工作时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孩子的事情”）。分工维度13题，测查母亲是否相较于其他家庭成员承担了更多育儿认知劳动（如“孩子的老师有事会先和我沟通，而不是和孩子的爸爸”）。灵活性和分工维度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91和0.92。使用母亲在各维度得分的标准化分数之和代表母亲育儿认知劳动的总体水平。

（3）情感劳动综合清单

本研究采用Strazdins编制的情感劳动综合清单（Integrative Emotional Work Inventory）考察母亲在育儿中的情感劳动频率。[32]该工具包含陪伴、帮助和调节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各7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至5分别代表从未或不适用、大约一月一次或更多、大约一周一次或更多、大约一天一次和超过一天一次。总分越高，表示母亲的情感劳动越频繁。该工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4）中国早期父母参与量表

本研究使用中国早期父母参与量表（Chinese Early Parental Involvement Scale）汇报该学年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参与频率。[33]该量表包括学校参与和家庭参与两个维度，共26题。其中家庭参与维度20题，测量母亲在指导儿童认知和非认知发展、与孩子讨论幼儿园的事情、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等活动中的参与频率。学校参与维度共6题，测量母亲与幼儿园协商、参加幼儿园活动的频率。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非常不准确，5=非常准确）。其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3. 母亲心理健康测查工具。

为从整体上考察母亲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测量了母亲的教养效能感、育儿内疚、育儿焦虑和育儿压力。以上变量均关注与母亲育儿经历直接有关的心理状态，是已往有关密集型育儿研究最常关注的结果变量。[34]

（1）教养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Holloway等编制、李晓巍和周思妤做本土化修订的教养效能感量表（The Parenting Self？鄄Efficacy Scale）中的一般教养效能分量表测量母亲在育儿中的自信程度。[35][36]该分量表共10题，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法（1=非常不自信，6=非常自信）。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2）亲职焦虑量表

本研究使用杨丽惠编制的亲职焦虑量表测查母亲在育儿中感受到的紧张、不安、焦急、忧虑、担心、恐惧等情绪状态。[37]该量表共18题，包括道德性亲职焦虑、认知性亲职焦虑和现实性亲职焦虑三个维度，分别测量家长因良心不安而引起的罪恶感、因人为或外在刺激而对自身父母角色做出的负面评价，以及因其无法有效应对外界环境而产生的忧心等情绪。每个维度6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母亲的育儿焦虑程度越深。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