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缺位对儿童早期依恋的消极影响：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证据

［摘 要］ 早期依恋关系是个体未来社会适应的重要预测指标。相关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因父母缺位出现的“丧偶式”教养、隔代教养、保姆/早教机构代养等早期教养困境会导致儿童HPA轴功能失调或教养者催产素水平改变或儿童脑发育异常，从而对儿童早期依恋关系的建立产生消极影响。为确保儿童早期形成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父母应采取温暖关爱、高敏感性、积极回应的教养方式，在重视父亲参与的同时，通过亲子共读唤醒儿童脑的情感依恋机制，通过亲子合作游戏改善亲子神经活动的同步性机制，提升亲子依恋关系质量。

［关键词］ 早期依恋；父母缺位；HPA轴；催产素；脑发育

教育神经科学是一门在教育领域中整合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新兴学科，[1]可以为教育策略、方案或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等提供科学、客观、严谨的生物学证据。[2][3]因此，这门学科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儿童早期是对外界刺激和教育方式极为敏感的时期。在此期间，个体能力发展对应的脑解剖结构和功能发育也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在微观层面，负责脑内部信息传递的突触数量快速增加，约在4岁左右达到顶峰，之后随着信息处理的专门化程度和加工效率的提升，突触结构以修剪和髓鞘化的形式实现优化，冗余的突触被逐渐淘汰，突触总量下降。[4]在宏观层面，人脑的重量在两岁时就已经达到成人脑重量的80%，[5]在5岁以后基本就不再发生变化。[6]大脑各皮层区域在儿童早期的发育速度也较快。[7][8]可见，从出生到幼儿时期是个体可塑性较强、受教育影响很大的时期。个体在此发展时期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接受教育的方式与内容受到了教育神经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教养者和婴儿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充满强烈感情的关系，被称为依恋关系。[9]个体刚出生时没有特别明显的依恋偏好，随后的两年内其依恋关系会发生快速的变化。[10]与此同时，婴儿的脑也经历着可塑性最强、适应性最好的阶段。他们通过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实现脑的建构，在环境的不断刺激下塑造着自己大脑的结构与功能。事实上，早期依恋关系与脑发育不仅相互作用，而且为个体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社会情绪基础和生理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婴幼儿期的依恋关系是个体在学前阶段[11]甚至青春期阶段[12]的学业表现的显著预测指标，即亲子依恋质量越高，个体的学业成就水平通常也越高。同时，早期依恋关系也是个体未来社会适应的重要预测指标。拥有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幼儿期和儿童中期更有可能表现出较好的同伴交往能力，在群体中比较活跃，也比较容易受到同伴的欢迎。到了青春期，拥有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相比于那些没有建立早期安全依恋关系的同伴，会表现出更好地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及更高的领导力水平。[13]这表明早期依恋关系非常重要。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儿童早期教养困境包括父母患有精神疾病或滥用药物、父母被监禁、父母分居或离婚、家庭成员之间的攻击或虐待。[14]这些因素导致儿童处于不利的早期成长环境，会有损儿童早期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在我国，儿童早期教养困境主要是由父母缺位导致的，包括父母中一方或双方“观念缺位”或“教养缺位”，具体表现形式有“丧偶式”教养、隔代教养、保姆/早教机构代养。这些教养方式为早期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带来了不利的生物学因素，主要表现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The hypothalamic pituitary adrenal axis，简称为HPA轴）、催产素、脑发育的异常。本文将结合教育神经科学有关依恋关系的新近研究成果，具体阐释由父母缺位导致的教养困境对儿童早期依恋关系的建立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丧偶式”教养困境与HPA轴的功能失调

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合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参与身体应激反应的控制和协调。HPA轴的功能异常可能是个体出现各种情感障碍的重要原因，其功能可以反映个体的依恋质量。例如，基于恐惧、开心、生气这三种自然情境下的观察，研究者发现安全依恋型婴儿的皮质醇水平在恐惧情境下显著提升，在开心情境下显著下降，在生气情境中没有明显变化。但是，不安全型依恋婴儿的皮质醇水平在三种情境下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15]

“丧偶式”教养是指父母中的一方在教养责任中严重缺席的教养模式。关于“丧偶式”教养与个体依恋关系的教育神经学证据较少。不过，与这一教养困境类似的父母离异、与父/母分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为“丧偶式”教养困境的消极影响提供支撑性证据。父母婚姻破裂通常会导致子女生活在父母关注较少、帮助欠缺、监护不力的环境中。这样的养育环境不仅会导致子女出现学业失败、问题行为、自尊心受损、社会技能紊乱等问题，而且会使子女情感依恋的建立遭遇挫折。[16]这种教养困境虽然不会减弱子女和监护父母的依恋关系质量，但是会削减子女和非依恋父母的依恋关系质量，甚至会减少子女建立的情感网络数量。这种情况在以父亲为监护人的破裂家庭中尤为严重。[17][18][19]此外，幼年时期父亲或母亲去世，也会影响个体与母亲或父亲之间依恋关系的建立。[20]

HPA轴的神经递质分泌与传递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上述影响提供了神经生物学证据。基于在芬兰二战中幼时便与父母双方被迫分离的特殊群体和未与父母分离的对照组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发现，幼时与父母双方分离的个体在成年晚期的唾液和血液皮质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个体，并且他们在压力应激测试前后的皮质醇反应水平也高于对照组。[21]这表明幼时与父母分离会损伤HPA轴的功能，且这一损伤的危害会持续至成年晚期。基于动物模型的母爱剥夺实验也进一步验证了HPA轴的功能异常与不安全依恋之间的关联。在经历长期的母爱剥夺或分离之后，大鼠或灵长类动物均会因为长期承受过度的刺激而出现HPA轴的功能改变，表现为压力应激的皮质醇水平异于对照组。[22]

经历父母婚姻破裂的子女在HPA轴上也会表现出功能失调，这为依恋与HPA轴功能之间存在关联提供了直接证据。在10岁前经历父母离异且与父母其中一方生活的健康人在日常生活条件下与对照组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无异，但是在日常生活或压力应激下，其HPA轴分泌的皮质醇水平均较低。虽然父母离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微弱，但是研究者依然从中发现了这种创伤性童年经历对HPA轴的长期不利影响。例如，单亲爸爸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依恋关系要弱于单亲妈妈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依恋关系，且单亲妈妈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依恋关系更能够预测个体HPA轴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23]因此，父母一方或双方缺位是个体一生中安全型依恋形成的重要创伤性事件，这一教养困境对以父亲为主要监护人的离异家庭影响更大，且表现出父母离异时个体年龄越小，形成的不安全依恋感就越强的趋势。

我国在2021年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指出，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应“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意在强调父母在子女教养过程中同样重要，应该各司其职。这也是为当下正在经历“丧偶式”教养困境的未成年人提供的法律保护，希望可以警醒总是忙于工作的父母。针对父母早年离异或去世的真实丧偶式教养家庭，如何补偿这份难以替代的情感慰藉是家庭其他核心成员和社会工作者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隔代教养困境与催产素的调控作用

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夫妻双方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家庭生活压力的激增，隔代教养模式越来越普遍。隔代教养能够极大限度地降低父母的时间和金钱压力，保证其与子辈交流所需的时间和耐心，帮助子辈养成一些优良的品行，然而其带来的问题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祖辈和父辈在照顾第三代问题上的教养理念差异、祖辈对孙辈物质需求的过分关注和对其精神需求的盲目忽视、祖辈对孙辈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的过度容忍等，都已使隔代教养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教养困境。

父辈作为儿童个体发展中最重要的影响者，其自身的依恋模式和他们对依恋的心理表征会影响婴幼儿依恋模式的建立，这被称为依恋的代际传递。由祖辈直接或间接通过父辈传递给孙辈的多重代际传递模式也会对婴幼儿安全依恋的建立产生影响。由于祖辈的过度陪伴和溺爱，孙辈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变淡，孙辈与其父母的安全依恋建立就会出现困难。最早关于多代人教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研究发现，具有安全依恋感的祖辈会养育出具有安全依恋感的父辈，然后才更容易养育出具有安全依恋感的孙辈。[24]祖辈与孙辈、父辈与子辈分别建立的依恋关系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大部分母子依恋水平较高的家庭中，祖孙依恋水平也较高；大部分母子依恋水平较低的家庭中，祖孙依恋水平也较低。虽然在预测幼儿社会情绪时母子依恋关系占主导地位，祖孙依恋关系的预测作用消失，但是祖孙依恋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母子依恋水平。[25]此外，有研究发现，祖辈和父辈对依恋关系的态度均与婴幼儿的安全依恋感存在显著相关，但是两者与婴幼儿安全依恋感的相关关系的方向完全相反。[26]由此可见，尽管父辈对婴幼儿依恋关系的影响作用非常大，祖辈仍然可以通过对父辈的教养影响婴幼儿依恋关系的形成，也可以通过直接参与照顾和养育孙辈来影响其依恋关系的形成，加上多重代际传递的相互作用，父辈与祖辈会共同影响婴幼儿依恋的形成与发展。

在此过程中，脑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视角揭示了依恋的形成机制。[27]首先，母亲自身的依恋类型与其催产素反应水平存在相关，安全依恋型母亲在与孩子互动、看到孩子强烈情绪反应时的催产素反应水平较高。例如，在产后7个月时，安全依恋型母亲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分泌的血浆催产素水平会显著高于不安全依恋型的母亲。在产后11个月时，安全依恋型母亲在看到自己孩子高兴和哭泣照片时，其负责分泌催产素的下丘脑/垂体区域处于更强的激活状态。[28]其次，催产素水平可以调控父辈与子辈的依恋关系行为。母亲的催产素水平越高，对婴幼儿的注视时间就越长，且越不会将注视从婴幼儿身上转移。同时，催产素水平较高的母亲在婴儿哭泣时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注视水平。[29]催产素在父辈与子辈依恋关系建立中的作用也适用于祖辈和父辈之间。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研究关注催产素在隔代教养困境中的作用。有关祖辈催产素水平与孙辈安全依恋的关系、祖辈和父辈催产素水平在婴幼儿安全依恋建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等问题，仍有待研究者的进一步探讨。

在鼻内喷洒催产素喷雾可以增加个体对对方眼睛的注视、改善面部表情识别、增强积极社会性记忆编码、减少社会压力反应等。[30]因此，对于难以建立安全依恋的婴幼儿，除了改善教养者的教养观念和方式之外，也可以考虑教养者的催产素失调方面的原因，必要时可以通过人为改变教养者的催产素水平来改善其社会性行为，进而促进其与婴幼儿依恋关系的建立。我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指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应是父母“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的教育。虽然隔代教养的问题目前难以完全解决，但是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父母仍然需要坚持“生养一体”，避免“生养分离”，尽可能地抓住所有可以参与教养的机会。

三、保姆/ 早教机构代养困境与脑发育的异常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比较心理学家哈利·哈洛及其同事报告了有关恒河猴母爱剥夺实验的研究结果。他们将新生婴猴和母猴分离，并设定“铁丝妈妈”区域和“布猴妈妈”区域。其中，“铁猴妈妈”身上挂有一个奶瓶，可为婴猴哺乳，担任保姆的角色。“布猴妈妈”身上是柔软的织物，可以为婴猴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区”，供婴猴获得安全感和情感需求，担任母亲的角色。哈洛及其同事发现，婴猴在与母猴分离的5个多月中，只有在需要哺乳时才会到“铁丝妈妈”的身边，其他时间都待在“布猴妈妈”身边，并且在遇到危险时，婴猴会立刻跑到“布猴妈妈”的区域。当把婴猴放入陌生环境后，他们会十分害怕，不敢到处走动。一旦“布猴妈妈”也来到这一陌生环境中，婴猴就会获得安全感，开始去探索这个陌生的环境。哈洛及其同事的动物模型实验表明，婴猴对于母亲的依恋比对食物的依赖还要强烈，母亲的陪伴可以为婴猴带来安全感，母亲是婴猴的安全基地。婴猴需要在母亲的陪伴下才会开展探究活动，并且在遇到危险时会寻求母亲的安抚。这一研究结果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不少由保姆或早期教育中心代养的家庭都开始重视育儿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20世纪罗马尼亚的福利院养育模式也为保姆或早教机构代养的教育困境敲响了警钟。美国科学家基于这种教养困境开展了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项目（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简称为BEIP）。该项目指出，教养者与儿童之间的依恋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暖关爱的、敏感性强的、积极响应的互动关系。被遗弃在福利院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的儿童或者中途被领养到常规家庭的儿童，都有过一段与教养者之间没有情感交流、没有互惠互动、被长期忽视的教养经历。这种经历会导致儿童出现一些依恋障碍，[31]如过度警觉、焦虑、痛苦、社交不良等，同时他们的脑发育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罹患精神障碍的风险更高。[32]BEIP研究团队发现，在福利院长期生活的儿童并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教养者，只有照顾他们生活的、对他们相对熟悉的保姆。这与在常规家庭中长大、对亲近的教养者极为依恋的同龄儿童的依恋模式极为不同。在福利院长期生活的儿童在后期大都会出现依恋反应障碍或社交障碍。[33]随后BEIP研究团队又将一直生活在福利院中的儿童和被领养的儿童进行了对比，评估了他们在3岁半左右的依恋关系。结果发现，相比一直生活在福利院的儿童，那些在2岁半以前被领养的儿童比2岁后被领养的儿童更易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34]除此之外，被领养的女孩也会比一直生活在福利院的女孩更容易建立安全依恋关系，且安全依恋关系的质量越高，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越少。[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