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老龄化、技能匹配与职业教育发展

［摘要］我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在招生、专业设置和社会责任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职业教育面临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老年人力资本再开发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技能培养的新挑战。为了配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和新技术革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职业院校应该建立适合我国中老年人的职业培训项目，延长劳动人口的工作时间；重视养老服务专业的非常规技能培养，提高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老龄化；技能分类；终身学习

［作者简介］王晓宇（1990- ），女，内蒙古乌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冯晶（1988- ），女，山东德州人，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师。（广东  深圳  518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政策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72141310）

2022年，我国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时代。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速的变化会逐步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会逐步凸显。在人口形势出现显著变化的同时，社会也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刻变化，机器替代人力的场景越来越多，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愈加占据重要地位，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教育背景的劳动力在变革中所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所享受到的红利也存在差异。职业教育作为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如何在数字经济革命中更有效地提高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和竞争力，同时在提高国民终身学习能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

一、宏观人口形势变化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为14.1175亿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人口总量已经达峰，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1］。人口负增长会加快老龄化进程，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7%，2021年已经达到14.2%。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状会逐步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就是老年抚养负担的加重，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将在2044年前后出现大于1的情形［2］。届时，不仅老年人照料问题突出，社会经济发展也会面临重大挑战［3］。

为了适应宏观人口形势的变化，作为提供养老服务人才的主力之一，很多职业院校设立了养老服务方向的专业。从已有学者所做的调查来看，作为养老服务人才的重要培养单位，职业院校在相关专业发展上最大的痛点是招生困难，青年群体对养老服务专业的认同感偏低，专业吸引力较弱［4］。但与此同时，养老机构高素质养老人才缺乏问题突出［5］，导致养老服务专业招生难和行业招工难问题并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多学科、跨领域的范畴，包括康复、护理、营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融合，需要重点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当前，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中相关专业的学习规划相对单一，与现代化的养老服务专业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养老服务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实践教学作用显著。如何加强职业院校和康复机构、养老机构以及医养结合体的紧密合作，提供合适的实践基地，合作开设适宜的课程项目等，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养老服务市场一方面对收入高的高端技术型养老服务人才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对收入低、工作强度大的基础护理人才需求旺盛。职业院校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上应该不止于培养基础的护理人员，还需要在高端养老人才培养上发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科技在老年照料上使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市场迫切需要职业院校培养熟练掌握智能系统的养老服务人才。智能系统不仅包括居家照料场景中需要的智能家居、健康监测、家庭理疗等，还包括社区层面或养老院等机构的智能看护、健康评测和远程服务等智能设备。

从年轻劳动者自身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普通养老服务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低、社会认可度低，对他们的吸引力非常有限。现阶段，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机器对人力的替代场景越来越多，数字经济相关的职业成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者追逐的热门领域。直观来看，与老年照料相关的行业与热门职业相去甚远，年轻劳动者进入相关行业从事相关工作的意愿不仅不高，一部分人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互有影响，对当前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造成了较大困扰。因此，要适应新的人口发展和技术变革形势，职业教育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适时做出调整。而对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的职业分布和技能使用状况进行梳理，有助于从需求端发力，明晰职业教育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二、当前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的就业分布和技能使用现状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是全球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影响。想要正确评估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充分考虑人口变化规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新技术革命对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的一项城镇劳动力调查，调查主要采用分层概率抽样，所调查城市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使用CULS2016年调查数据对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工作样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使用到的技能进行分析。样本年龄设定为16岁到60岁区间，并且处于就业状态内的成员。接受过职业教育在本研究中定义为接受过中职、高职和大学专科教育的群体，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定义为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的群体。

（一）职业教育的就业分布和工资差异

首先，本研究对接受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工作样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职业分布进行了详细分析，具体情况见下页图1。对于两类教育背景的就业分布情况，以国家统计局给定的职业大类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后文简称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由于主要关注的是城镇非农就业，研究去除了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和军人职业分类。

整体来看，无论是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主要分布的职业大类均为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次之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具体来看，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主要分布的职业大类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接近50%的职业教育劳动力分布在此类职业中；分布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大类中的次之；其余就业样本分布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大类中。对照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就业群体，职业教育群体最主要的占优职业为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在以高技能任务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大类中，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明显占优。根据一项对中国劳动力工资的研究，2004—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高技能职业是工资增长最快的群体，非技术人员、设备操作人员等从事常规型、程序化工作任务的群体工资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其他职业，而服务类和销售类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最慢［6］。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背景劳动力占优的职业大类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较少享受到工资增长的红利。

其次，本研究对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在实际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具体情况见下页图2。对比不同职业大类的年平均工资分布情况可知，单位负责人的年收入远高于其他职业，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次之，从事生产制造及有关职业的人员收入相对最低。工资的职业分布规律无论对职业教育毕业生还是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都适用。进一步对比两种教育背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发现，即使从事同一职业，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群体工资性收入仍然领先于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甚至在普遍认为收入高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大类就业的职业院校毕业生收入也显著低于在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职业大类就业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从职业大类的工资性收入对比来看，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职业大类占优情况不同，即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占优的职业大类平均工资更高，也体现在归属于同一个职业大类内的两类教育毕业生的工资差距。这种差距可以从工作中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需要的实际技能的差别来进行解释。

（二）职业教育的技能使用现状

为了理解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工资差距，本研究将从新技术革命的角度切入，对技能使用现状进行分析。目前，学者们主要从技能角度和任务角度出发分析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存在替代效应、生产率效应和新工作创造效应［7］，从任务角度出发不仅能够对传统效应进行分析，还能从技术改变工作任务的角度切入，更好地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发了“就业和生产率的技能”（STEP），从工作任务的角度对劳动力在当前工作岗位中需要使用的技能进行了全面的衡量。不同偏向的工作任务对于劳动力需求和配置具有重要影响［8］，STEP分析方法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工作任务进行划分：其一是执行任务过程中侧重认知能力，还是侧重体力付出；其二是工作任务按照既定程序执行视为常规性任务，需要即时决定视为非常规性任务。参照世界银行的STEP分析框架，本研究将工作任务划分为非常规认知型分析性任务、非常规认知型互动性任务和常规操作型任务［9］［10］［11］。在具体操作上，依照STEP的分类，使用系列指标，将调查样本的工作任务划分为三类，将三类工作任务内部指标得分进行加总。为了便于三类工作任务强度的比较，对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均值为0、标准差为1），处理后的数字不包含实际含义，可以方便从序数角度对不同任务进行排序。

接受职业教育的工作群体和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工作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实际进行的任务类别强度分布情况见下页图3，在进行对照时考虑了劳动者的年龄。对比来看，两类教育毕业生主要从事的工作任务类型差异较大。接受职业教育的就业群体从事常规操作型工作的强度显著高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群体；而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群体在更需要即时决断的非常规任务中强度更高，无论是这种非常规任务偏向于互动性还是分析性。

职业教育作为对接产业最密切、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毕业后很多人才输送至一线产业，主要从事常规操作型任务是符合认知的。从工作任务的分布可以看出，职业院校毕业的就业人员主要应对和完成的是中等技能任务，具有更强的常规性。从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来看，当技术进步带来的是自动化技术等能够替代完成常规任务的中等技能劳动者工作时，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问题，即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显著缩减的问题。在我国，这种现象在制造业中已经显现［12］。以完成常规任务为主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新技术革命中面临机器替代和工资增长缓慢的风险。

从年龄角度来看，接受两类教育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任务类型之间的强度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从事常规操作型任务的就业人员中，30岁以下两类教育背景群体任务分布已经非常接近，40岁以上的就业群体中这种差距变得显著。从事非常规认知型互动性任务的就业人员中，30岁以下两类教育背景群体分布差距很小，30岁开始出现显著分化。从事非常规认知型分析性任务的两类教育背景的就业群体，其差距一直较为显著。

非常规认知型互动性任务类型在30岁以下的两类劳动力就业强度分布上的差距越来越小，说明接受职业教育和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群体此类技能水平趋向一致。原因可能是大学扩招工作的持续展开和职业教育水平的逐年提高。具体到本研究关注的养老服务工作来说，传统的需要重复体力劳动的常规操作型任务，如对失能老年人的定时翻身和洗护等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养老服务工作中与被照料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即非常规认知型互动性任务也愈加重要。更进一步，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深度老龄化带来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群体进入老年阶段，他们的疾病预防和精神文化类需求逐步上升［13］，常规操作型任务可以部分被自动化辅助设备取代，但非常规认知型互动性任务将会更加重要。数字技能在养老服务行业的使用场景需求也将上升，职业教育需要提前布局培养掌握非常规认知型分析性技能的高端养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