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表征与实践路径

［摘要］文章从国际发展趋势、国家战略布局、经济发展需求、数字实践基础等维度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阐明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从技术跃迁、组织创变、价值共生三个层面归纳出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形态表征，并按照“分层推进”的原则，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企业六个层面探索了职业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信息化；内涵表征；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孙守勇（1984- ），男，江苏宿迁人，咸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李锁牢（1974- ），男，陕西商洛人，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学院院长，教授，硕士。（陕西  咸阳  71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基于‘岗课赛证’融通的《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2SZX277）、2022年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金课’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2JYB14）和2021年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1+X’证书制度推行研究”（项目编号：SGH21Y059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1-0035-0008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发展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教育与信息融合也向纵深发展。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更加贴近产业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结更加紧密，在数字化转型阶段更具时代性和应用性。数字化是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途径，也是重构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的重要动力。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更加高端多元化、治理体系更具科学智能化、评价模式更趋全面个性化，对于提高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

1.国际发展有新趋势。美国在教育数字化方面起步较早。美国联邦教育部分别于1996年、2000年、2004年、2010年、2016年以及2017年颁布不同版本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政府和教育部门不断加大对教育数字化的投入力度，提出“由技术支持的重大结构性变革”，基于学习、评估、教学、基础设施及制度保障等维度促进教育结构性变革，实现教育数字化素养，并通过ICT能力培养、知识创造力培养以及组织管理能力培养，促进教育参与者整合信息技术能力的形成。

2016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面向数字化知识社会的教育行动》战略，将数字化教育作为德国中长期（至2030年）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提出“职业教育4.0”行动计划，职业教育从面向生活、专注工作技能、注重工作过程导向逐步转型到面向工作数字化导向。通过加大数字化教育基础投入、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运用生产岗位能力发展数字系统（KeaP）、开展“ASCOT+”职业教育能力测评，德国逐步形成职业教育数字化新范式。

202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重点推进更多数字技术平台和多种教学模式用于改善和扩展教育形态，提高学习者应对数字化转型的适应能力，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发展。为此，欧盟委员会发布行动指南，包括更新“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European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为职业教育开发人工智能学习资源；制定欧洲数字技能证书（European Digital Skills Certificate，EDSC），明确数字能力水平等级，并与“欧洲公民数字素养框架”相对应。

俄罗斯政府于2021年颁布《俄罗斯教育部活动领域相关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方向》，将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纳入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框架，在教师数字助理服务、学生数字助理服务、数字教育图书馆服务等六个方面明晰转型方向。同时，俄罗斯政府还搭建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法律政策框架体系，依托专项财政预算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计划到2024年建成5000所满足职业教育数字化实操作业的“职业大师园”。

2.国家战略有新布局。当前，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将人类社会带入深刻变革的新时代，教育领域也顺势而为，进入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时期。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出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2.0建设行动，旨在提升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2021年12月，《“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开展终身数字教育”，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资源开发、教学改革等方面推进实施。2022年2月发布的《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创新赋能数字资源供给模式，以多样化应用服务驱动升级。教育部职成司在随后发布的《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2022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可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

3.社会发展有新需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演变和岗位更新迭代，推动了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流程数字化、技能型人才复合化发展，进而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促进教育发展公平化。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教育公平，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资源不均衡，我国东西部地区的教育“鸿沟”依然很大。为弥补这种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发展，教育数字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推手将促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教育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校园，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学习者共享平等优质教育资源。第二，保障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数字化是实现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通过数字衔接和信息决策将招生入学、教学管理、毕业就业等相关工作流程联动起来，借助大数据随时随地动态采集相关数据信息，发现问题并及时预警调整，为优化教育体系提供内驱动力。第三，推进教育评价综合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牵引育人方式改革、办学模式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改革。推进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必须创新评价工具，完善评价要素，强化技术支撑，实现“全过程纵向评价+全方位横向评价”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4.实践基础有新积淀。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沉淀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在2018年教育部提出“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后，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转移到2.0时代的以“数据”为中心，教育信息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为教育数字化发展注入强有力的催化剂。同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教育信息化1.0时代受制于技术的发展及标准的不统一，“信息孤岛”问题比较严重，学校内各系统之间不能互通信息、数据无法互联、业务流程脱节，院校、行业、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阻碍了教育发展。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发展，信息技术手段赋能职业教育，如虚拟仿真、VR、AR、MR等手段应用于专业教学，云课堂、慕课、智慧教育平台等应用于新形态教学，推动了“互联网+”环境下的教育形态升级，促进了数字时代关键技术与职业教育的交叉融合，为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和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

理解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内涵要义，厘清职业教育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既是教育信息化向数字化跃迁升级的先决条件，也是探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路径的前提保障。

1.信息化。信息化是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并使之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信息化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学者梅棹忠夫提出，后经传播在70年代后期才普遍使用。教育信息化是把信息技术手段有效应用于教学管理与科研，其核心是教学的信息化，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计算机技术、多媒体、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2.数字化。数字化，即将许多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格式，再以这些数字和数据建立适当的数字化模型的过程。数字化内容以二进制代码存储在网络物理层，向网络应用层传递信息。教育数字化是近年来提出的概念，该概念的提出与建设数字社会、发展数字经济一脉相承。在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成员钟绍春看来，教育数字化的关键就是借助信息化终端设备、网络设备等支撑平台，实时采集教育环境下的多阶段、多场景的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实时掌握教学主体、教学资源、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各项数据运行情况，并根据数据系统分析结果进行动态反馈，循环优化和改进教育过程。

3.信息化和数字化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信息化和数字化是递进关系，即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升级与迭代；另一种认为信息化和数字化是总分关系，即信息化包含数字化，信息化是总领，数字化是信息化的深化和细分。笔者认为信息化和数字化不是两个孤立的概念，二者是相互关联的。首先，信息化所提供的信息用于服务决策，需要决策者提出行动方案，而数字化可以直接指导行动。其次，数字化是从信息获取到指导行动的不断演化，对于教育数字化而言，其演化进程中会不断卷入更多的教师、学生、教学设备、行业企业等要素，相对于信息化而言，数字化进程的闭合度更高。

4.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职业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数字型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推动职业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虽然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教育信息化在实际教学需求中片面发展。受制于网络技术不成熟、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客观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信息化的技术与实际需求脱节，信息化与实际教育教学“两张皮”，没有解决职业教育存在的痛点，对教育成效推进作用不显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应重点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怎么办”的问题，将焦点聚焦到具体的应用上，做到“应用为王”，以应用统领职业教育数字化的方向。第二，职业教育信息化在落地实施过程中进展缓慢。职业教育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规划、财政、资源、教师、评价等多方面因素。在教育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往往因为一些未知的问题而让具体的实施者望而却步，所以职业教育信息化进程缓慢。究其原因就是忽略了教育信息化“一直在路上”这一客观事实，没有认识到教育信息化是一个没有完成时而只有进行时的系统工程，想让教育信息化一步到位，往往适得其反、事倍功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第三，校企合作中企业服务供给力度不够。201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信息化市场体量的70%-80%，可见国家财政支持是教育信息化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同期教育信息化企业的营收在150亿元左右，占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的3.5%，占比很小。由此可见，虽然教育信息化市场体量很大，但大企业参与力度不够，小企业较为分散，地域性较强，无法形成聚力效应，导致服务供给力度不够，从而造成企业在教育信息化产品研发上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需求。而学校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项目配套，往往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学习投入与企业供给不成比例，建设的系统成为信息孤岛，信息化建设低水平重复，导致恶性循环。

鉴于此，正如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所说，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需按照“成熟先上、分步实施、持续完善”的思路，在顶层设计的统领下稳步推进。教育部于2020年3月推出“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搭建了由1个职教大脑·数字驾驶舱系统、2个二级平台、4个子系统和4个分中心组成的“1+2+8”三级架构。其中“职教大脑·数字驾驶舱系统”定位为国家级职业教育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平台，面向师生、社会提供职业教育优质数字化资源和信息，提供职业教育多维度的学习行为画像和数据分析服务。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形态表征

解构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形态表征是构建职业教育数字生态内在需求的关键。数字技术不仅在技术层面进行自我演化与迭代升级，其背后还隐含深层次的“自我递归”，以及数字技术赋予职业教育、融合社会发展的“共生”体系。职业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组成，其形态表征可以归纳为技术跃迁、组织创变、价值共生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