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

作者: 李博 褚金星

[摘要]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完善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赋能职业教育产科教融合质量升级的重要举措。面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所面临的顶层设计缺失、校企资源未有效匹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等现实困境,建议从政策保障、统筹布局、标准制定三方面强化顶层宏观设计,通过打造产教联合培养共同体、推进现场工程师培养与科技创新相融合,建立校企协同培养机制,以系统化育人和“大工程观”为理念,统筹协调三类教育贯通培养,深化工程技术教育改革,打造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培训良好生态。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实施路径

[作者简介]李博(1982- ),女,辽宁鞍山人,南通职业大学双高建设办公室,副研究员,博士;褚金星(1965- ),男,江苏南通人,南通职业大学校长,副教授,硕士。(江苏  南通  22600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五”重点规划课题“江苏高职教育有效供给研究”(项目编号:B/2021/03/31,项目主持人:李博)、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高等职业教育研究课题“江苏高职教育服务区域经济能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1ZSGZYJYB048,项目主持人:李博)和2021年度南通职业大学“双高计划”建设任务项目“建立与“五型职大”KPI绩效考核制度结合的评价诊改制度”(项目编号:210080301,项目负责人:姜乐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7-0107-06

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是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加快培养更多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战略举措。2022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强调要紧密对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求,累计培养不少于20万名现场工程师。该计划不仅明确了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数量要求,同时还指明了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具体路向。那么,何为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在哪里?如何推进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这是迫切需要厘清和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意蕴

(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内涵

“工程师”一词最早用以称呼军事机械的制造者。因此,早期工程师培养机构是以服务军事发展为目的,由政府创建的工程教育机构。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以机器制造业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驱动下,工程师开始从军事活动转向社会生产活动,1818年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相继成立了类似工程师协会的职业工程师组织,“工程师”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工程大规模扩张和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快速进入工程师时代。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组织是1913年由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当时以“工正”“工匠师”“工师”等作为工程师的称谓。在之后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缓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工程事业才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农村工业化、全面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阶段,中国现代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工业大国崛起并向工业强国迈进,中国也终于迎来了“工程师时代”。

“工程师”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技术干部的职务名称之一,能够独立完成某一专门技术任务的设计、施工工作的专门人员”。工程师包括现场工程师、设计开发工程师和研究型工程师等多种类型。为满足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和支撑产业发展的工程人才,201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8年,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需要,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加快培养卓越工程科技人才。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面向工程一线的技术实践者、工艺设计者、技术难题解决者和工程组织协同管理者,是能够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但其与本科层次现场工程师培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培养对象不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三个层次,其中现场工程师以高等院校本科在校生为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对象范围更为广泛,既有职业院校在校生,也包括了企业准员工、员工等欲从事或正在从事现场一线工作的应用技术型工程人才。二是培养主体不同。普通高等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主体是以高等院校为主。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则充分凸显了企业育人主体作用,采用的是以项目企业为培养主阵地、职业院校为辅的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培养路径不同。普通高等教育现场工程师是将培养目标、要求等融入全日制人才培养过程,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培养师以现场工程师学院为载体,以协同育人机制为纽带,依托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采取工学结合等培养形式,开展新型学徒培养。

(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价值意蕴

首先,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产业适应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逐步深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未来产业将向更加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发展。高新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成为中国制造业GDP的新增长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5.7%、75.1%①,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速。面向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岗位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场景,亟须大力推进工程教育改革,扩大重点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工程技术专门人才队伍规模,为“制造强国”“数字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中坚力量。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的重要使命,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是响应时代之需,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必然要求。

其次,有利于加速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化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予以了明确,中国作为工程教育大国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与普通教育现场工程师一样,都属于工程科技职业谱系。出于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基于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目标,《关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的实施有利于完善“现场工程师—卓越工程师—拔尖创新人才”阶梯式工程师人才培养体系,为推动职普融通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最后,有利于赋能职业教育产科教融合质量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家战略,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一体统筹,共同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同时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教育部署。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应立足产业紧缺技术岗位需求,以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将学徒培养对象进一步细分,以更加明确的学徒培养目标、规格和要求,实现人才链、教育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同时,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也是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活动。将学徒培养与企业员工培训相结合,有助于加快构建以职业学历教育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推进职业教育向技能培训、继续教育拓展,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资源匹配度,升级产教融合质量。

二、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现实困境

(一)顶层设计存在缺失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印发后,组建了由教育部和国资委构成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推进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家委员会等保障组织,建立了卓越工程师培养高峰论坛、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等推进机制,制定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等配套文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宏观设计。与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相比,职业现场工程师培养在顶层设计上面临诸多问题:一是虽然2022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但在政策保障、统筹布局、标准制定等方面还缺乏体系化建设,无法形成政策合力。基于多元协同共治理念,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需要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专业组织机构,负责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推进机制、监督机制等,保障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能够有序推进。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对区域产业分布、产业链全景图中企业、岗位群、市场情况以及对职业教育工程师的需求情况等缺少考察和研究,导致其对项目布局、工程专业设置、工程技术人员培养要求等缺少有效指导。三是培养对象的知识能力素养要求、培养主体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学设施设备等办学基本条件没有明确规定,通用培养标准、教学质量标准、项目遴选及设计实施标准等质量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二)校企资源未有效匹配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培养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主要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学徒制在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制度方面创新的体现。目前无论是以学校人才供给为主导的现代学徒制,还是以企业为主导的新型学徒制,都未能真正实现校企深层次合作和资源有效匹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全局视角,不能满足重点产业领域对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需求。学徒培养普遍是以区域内“一对一”校企合作为主要模式,合作形式比较单一,在学徒培养规模、就业市场开拓、企业资源获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达成现场工程师培养的“量化”目标。二是企业缺乏积极性,难以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由于学徒招生的确定性和招工、学徒质量与企业需求、投资与回报等的不确定性矛盾,未能有效契合企业长期的人力资源需求,企业缺乏持续深度参与学徒培养的动力,对师资资源、实训资源等方面的资本投入偏弱。三是缺乏整体设计,难以达到企业对现场工程师的能力要求。在项目实施上,对于现场工程师职前职后的衔接教育、职后的继续教育缺少系统的设计,不利于工程师人才培养闭环的形成。在培养内容上,以知识技能习得为主,缺少工程实践创新、应用技术研发等工程创新能力的培养。在合作内容上,缺乏在工程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合作。

(三)培养质量有待提升

职业教育工程师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宽泛的专业知识、跨学科学习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能力,如解决现场问题、设计创新、工程管理经营等综合能力。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改革相比,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可借鉴的、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多,“双师型”教学团队力量薄弱、培养对象数字化能力水平偏低,知识能力素养结构无法适应不同企业和企业不同岗位的人才需求,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同时,由于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是工程实施、工程设计、技术创新与技能合作的结果,因此,同是面向实践的高等工程教育与职业教育,两者之间存在着技术与技能的替代关系、依赖互补关系与上下游协作关系。但因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高职教育、继续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统筹协同推进力度不足、普职融通渠道不畅、企业培训短缺等问题,导致现场工程师培养层次偏低,多元化、多层次的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人才培养体系有待健全,不利于将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三、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的培养路径

(一)加强顶层设计,提供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政策制度保障

首先,政策先行、强化保障。在组织保障上,组建由教育部牵头、工程院专家、行业企业专家等多方共同参与的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定期组织召开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培养工作推进会,指导培养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在政策支持上,及时推进相关计划实施办法等配套制度文件,进一步明确企业项目、职业院校的遴选条件,各区域要落实国家对企业“金融+财政+土地”组合式激励政策的责任义务,对项目学校的政策支持和绩效奖励,形成全套的制度保障体系。对面向规模培养的现场工程师学院,推出相应的现场工程师学院建设实施意见,围绕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标准等方面给出指导性意见,采用项目制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现场工程师学院品牌,高起点、高质量推进现场工程师教育培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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