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何以“智慧助老”：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

［摘要］在“智慧助老”行动成为信息时代国家切实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的共识主张和行动策略背景下，面对“技术至上”理念在社区教育中的渗透，社区教育何以“智慧助老”，以消弭技术与人的错位倒置关系，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社会行动理论视域下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困境主要有：“技术理性”僭越“教育诉求”，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陷入智慧化困境；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社会效能不佳致使老年群体获得感不足；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陷入老龄社会结构固化的窘境。文章从“行动者意向”“行动系统”“行动互构”三个层面分析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困境的成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从“技术精度”到“人文温度”的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弥合路径。

［关键词］智慧助老；社会行动理论；社区教育；技术精度；人文温度

［作者简介］沈进兵（1982- ），男，内蒙古根河人，温州开放大学，副教授，硕士。（浙江温州 325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规划课题“基于精度与温度的‘智慧助老’：社区教育发展新路径”（项目编号：2022SCG369）的研究成果和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协同治理视阈下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长效运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NDJC356YBM）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23-0054-09

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是我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项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行动，社区教育层面上的“智慧助老”与社会层面上所理解的“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并不相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行动价值取向。

然而，当我们审视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项关系社区民生福祉的社会行动，现有的理论研究却鲜有关于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差异性的思考，并未从基础性的视角审视当前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的本末关系。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剖析社区教育“智慧助老”的行动困境及其成因，并由此提出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弥合路径。

一、社会行动理论视域下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困境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并存的背景下，为消弭技术与人的错位倒置关系，释放社区教育的人文属性，在学理上对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现实困境展开分析显得格外必要。

（一）社会行动理论

社会行动理论源于社会学研究。比较完整的社会行动理论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提出。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要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①。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行动是行动者将自身主观意向在一定的场景中倾注于他人或社会的行动。因此，理解行动者的行动意向、动机和情感是诠释行动意义、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键。把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拓展到行动领域或社会结构中，正是当前我国进入智慧化养老新时代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目前，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呈现出“技治主义”“唯技术论”倾向，乃至疏离老年群体的主体感受和服务体验，因此需要重新对行动者的意向动机问题进行讨论。

在韦伯之后，现象学社会学代表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进一步强调了行动的主观意向性问题。舒茨强调，社会世界不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系统，而是充满了能动性主体所享的意义。这个意义来自人对自我行动的理解，是一种能动性的生命体验及记忆回溯，即只有人才能对生命回溯、体验和思考，才能赋予已经发生的行动以意义。而行动目的实际上也是人对行动结果的一种预设及构想。这一观点表明行动的主体必须是生命体，而机器、人工智能只能是人的意欲的工具性延伸。数字化的养老服务供给很难被称为是一种行动，人类也无法理解和诠释这种非生命体行动的意义。

20世纪中期，学界公认的社会行动理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理论对社会行动系统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指出社会行动是一个庞大的层次控制系统。帕森斯将实证主义与抽象结构分析相结合，从客观的和可观察的经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基本框架。事实上，当“智慧助老”行动的“系统”发生变化、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发生变化时，“智慧助老”行动的过程和结果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另外一位英国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特别注重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在他看来，行动者在具体的时空情景中遵循社会结构的规范和导向，但同时也会运用自己的知识来维持或再造结构。在这一意义上，结构既是行动的前提，也是结果。结构功能与行动者互相形塑、互构共变，被称为结构的“二重性”。吉登斯十分重视行动中人的反身性，即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人，可以将新知识或新信息整合进入行动场景中，形塑社会结构与制度，同时也对个体生活方式以及自我认同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吉登斯将社会整合描述为“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反思性地运用的步骤”②。结构的“二重性”提醒我们要关注老年群体自我认同能力在“智慧助老”行动中的关键作用，智能化助老服务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应让位于技术的主动性。

社会行动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理论框架。本文从“行动者意向的偏差”“行动系统的离散”“行动互构的固化”三个层面理解和分析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现实困境。“行动者意向的偏差”是指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执行者的意向脱离了对老年人情感诉求的探索维度和关怀维度；“行动系统的离散”是指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理念偏差诱发了行动系统结构失衡问题；“行动互构的固化”是指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呈现出弱化老年人再社会化权益的倾向。简而言之，对“智慧助老”行动的认知偏差致使社区教育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偏离了老年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之间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人文温度”逐渐呈现出隐匿、遮蔽状态，造成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出现多重困境。

（二）社会行动理论视域下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困境的阐释

1.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陷入智慧化困境。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实施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既是“坚持办好百姓身边教育”的需要，也是完善智慧养老体系、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教育逐渐陷入智慧化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外显为注重知识的数量和知识的外在形式，而遗忘了老年人的生活世界。“由于老化带给人们不断接近生命终点的感受，因此老年人更加注重有质量的社会关系及对生活理解的提升。”③事实上，社区教育输出大量的网络视频课程、智能化图书及配套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并未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反而增加了老年人的信息焦虑和知识恐慌，导致老年人终日为知识而忙碌，忽视了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并服务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诉求。

第二，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在“技术理性”的规训下消散了生活意义的分享与交流。技术理性意味着操作化、标准化和精确化，其实践结果表现为“成绩圆满”的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2017年，《全球积极、健康与智慧养老创新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智慧养老大多以技术先进性为目标，往往追求打造精品项目或示范社区，对解决中国众多老年人口的实际需求来说杯水车薪”④。反观当前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普遍存在着热衷用数字化指标衡量“智慧助老”成效的现象。例如，“为老年人开发安全教育的新本领，活动参与群众达3300多人，教育训教活动受益人数预计达到38000人次”⑤“线上线下共计服务老年人19.22万人，发放配套教材2526册”⑥。此类报道频现于各大期刊报纸，引得各地社区教育机构竞相模仿，再加上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避责心理等阻力，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价值取向几乎脱离了对老年人情感诉求的探索维度和关怀维度，技术、技巧的生搬硬套、简单运用、花样翻新反而充斥其间。

2.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社会效能不佳致使老年群体获得感不足。第一，数字学习资源造就新的老龄社会不平等现象。数字离散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的介入并不会消散现实中的不平等，也无法为人类提供完善的互动平台。社区教育作为居民家门口的教育，从表面上看，其提供大量数字学习资源有利于老年人方便快捷地享受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促进教育公平，但真相却是数字学习资源的运用反而将不平等延伸至虚拟领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城市的老年群体优先享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师资队伍和教学设施，而农村的老年群体即便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也难以获得平等的教育结果。与此同时，学习资源供给形式在内容与设计上更注重对老年优势群体的满足，而老年弱势群体的诉求与需要则被忽视。

第二，实践路径的政策依赖性弱化了老年群体参与形式的民主性。数字资源的应用对于推动老龄社会信息无障碍建设，提升政府适老化服务能力和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变革有着显著作用，但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的实践路径却过于依赖政策的规范化、指令性和指标化，疏离了社区居民和老年群体的民主参与，从而助长了“以效率代替效力”的行政标准泛化。《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2019）》显示，在社会参与和文化生活方面，老年人普遍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休闲娱乐文化活动，但大部分老年人缺少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开展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既是各级党政部门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更是老年群体的民主参与行动，但实践路径的政策依赖性诱发了“智慧助老”行动的非民主化，即所谓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不断增加，但在民主参与机会上却对老年群体产生了隔离，进而引致社区教育助老服务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第三，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面临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失序。尽管“智慧助老”行动为老年人信息素养的提升开辟和拓展了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拉近老年群体的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所说的老年群体信息素养，其内涵不再局限于老年人对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不再局限于老年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消费能力，而是更加指向卷入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社会性数字化适应。虽然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学习境遇加速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但与之相反的是老年群体具身认知的离场以及人际关系的疏远与隔阂，出现的是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失序。换而言之，数字技术是人类寻求理念世界的知识手段，而非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虚拟数字空间不具备生成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伦理精神、道德意识，反而会利用虚拟性和匿名性破坏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身体不再是心智和生活感知的渊源，自我意识超越了公共理性，网络成为生活参照，致使老年人以“一种完全不受约束的方式进行感受、思考与行动”⑦，进而反噬现实生活。当前，“智慧助老”行动正面临着老年人丧失道德判断和道德自觉的风险，社区教育理应承担的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责任被数字学习资源建设活动悄然遮蔽。

3.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陷入老龄社会结构固化的窘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对于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素养，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有着显著作用。但是信息时代下的“智慧助老”行动理念过于强调老年人的传统形象（消极的、脆弱的、依赖别人的），而忽视了老年群体再社会化的能力、意愿和机会。目前，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可以实现社区老年人跨越从“人人交互”到“人机交互”的“鸿沟”，但尚未发展到实现老年个体身份与社区生活共同体“互嵌”的阶段，从而限制了老年人获得生产性和有意义社会角色的权益，老年人也因此陷入社会结构固化的窘境。因此，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在关注老年人信息素养提升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社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关注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诉求。然而，由于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现实困境以及老年人负面社会形象的影响，社区教育“智慧助老”行动呈现出弱化老年人再社会化权益的倾向，即关注度集中在让老年人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方面，但在个体调适情境的能动性上对老年群体产生疏离，进而引致老年群体的“智慧红利”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挥，老年群体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认同感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