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逻辑起点、现状分析及策略优化

［摘要］职业教育“走出去”作为我国深化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动力，在响应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逻辑起点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策略优化：理性定位，明晰战略角色；政府引领，加强多元互动；数字化转型，创新合作路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

［作者简介］娄珊（1999- ），女，陕西西安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读硕士；苏鸣禹（1999- ），男，辽宁本溪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读硕士；石伟平（1957- ），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教育学一般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FJKB012，项目主持人：石伟平）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23-0101-06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时代使命，更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契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在高水平“引进来”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加强高质量“走出去”。作为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两种策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辅相成，逐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发展局面。

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水平”“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等多项措施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赋予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发展任务。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当前以及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本文将从“一带一路”背景出发，对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逻辑起点进行再思考，探讨其路径选择，分析其现存困境，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逻辑起点

（一）国际合作：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内涵意蕴

职业教育“走出去”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最初旨在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即鼓励中国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发展至今，“走出去”已正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维度、多领域的国际合作。职业教育“走出去”相关实践活动是通过“教育教学标准开发、留学生人才培养、专业技能培训、国际赛事参与、社会服务、文化交流、平台建立等形式，向境外输出人力资源、教学资源、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有形或无形的教育活动”①。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出去”，一方面，不断适应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需要，是开展国际互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将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知识共享，提高世界各国职业技能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二）文化理解：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基本前提

作为一种跨文化行动，文化理解是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基本前提。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旨在推广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拓宽沿线各国共同的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这一举措代表了中国本土文化传播力和国家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做到文化理解和尊重，展现中国对世界各国文明的开放与包容。具体而言，要想让我国职业教育更好地“走出去”并“走得更远”，首先应充分理解并尊重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文化特质和政策规定，认识到沿线各国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为职业教育走出国门奠定良好的交流基础，为双方持久而有效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

（三）以人为本：职业教育“走出去”的价值向度

当前，“国际化”一词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判断主体是否具备高水平发展潜力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指标，但这种做法将手段作用看作最终结果和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国际化”一词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区域发展限制和缓解社会问题，一般指向更积极的发展方向。教育教学活动旨在促进人的发展，职业教育“走出去”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途径之一，以人为本才是唯一的价值向度。如果继续将“实现国际化”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单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那么任何的实践交流活动都将缺乏实质性和深度，合作育人浮于表面，失去教育实践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和全球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是当今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应承担的职责和价值。

（四）服务社会：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功能指向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类型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教育目的、教育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并将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指向纳入考虑，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和深入开展“走出去”工作。在实施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职业教育的社会属性，始终关注合作国家和地区真正需要什么，并通过开展社会服务、产学研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产业发展，从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并大力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有别于他国以经济利益或政治诉求为驱动力，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传播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动展开了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行动。

（一）路径选择

1.对外援助——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援助由商务部主要统筹，不以任何政治条件为前提，向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提供物资、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项目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也特别指出中国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对受援国家的积极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对外援助覆盖面很广，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协助当地培养技术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过去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制约，非洲地区职业教育表现不佳，然而，随着非洲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需要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非洲地区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向非洲各国开展职业教育援助基于多领域的合作项目，具体方式主要包括援建职业教育机构、捐赠硬件设施、提供技术支持、负责人才培训等，输送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尤其是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中国持续向非洲各国输送优质人才和资源，农业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中国品牌走进非洲。基于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双方长期发展愿景，“中国始终在促进广大非洲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发展、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提供动力”②，并致力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2.多元协同——政校企联合办学。联合办学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实现“走出去”的重要且有效途径之一。通过联合办学，企业不仅提高了自身效益，解决了用工需求，还承担了社会责任。《意见》明确指出，“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强调了企业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的重要角色。在政府引导和企业共同参与的推动下，我国职业院校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院校、企业及社会力量联合办学的实践活动。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联合办学主要有以下形式：一是政府主导成立海外学校，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有鲁班工坊、祖冲之学院、燕赵丝路学院等。参与主体往往通过合力建成教育教学“实体”场域，如学校、机构或中心等，发挥我国职业教育经验境外传播“根据点”作用，以满足境外中资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二是依托国内职业院校，企业投资相辅设立海外分校，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有柬埔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亚龙丝路学院、中国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泰国邦帕空分校、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分校等。以上在各方协同中形成的“实体”不仅作为合作平台为当地提供多种职业教育服务，包括校企合作、师资培养、留学互访、外语培训等，而且可以疏通各利益主体间的合作通道，有效利用各方先进经验实现共赢发展。联合办学打破了我国以往单靠“引进来”的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总之，联合办学已经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有力途径，将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与推广。

3.资源支持——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在资源支持方面，首先是专业设置、标准制定和课程开发，这是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真正落地的重要一环。高质量人才培养需要精细的专业设置、标准制定和课程开发。立足于我国国际化专业试点工作成果以及依托两国合作学校优势专业，我们在对标合作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为海外中资企业和当地企业培养高水平技能型人才。截至2020年3月，已有10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获得合作国教育部评估认证，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其中，以机械加工、建筑工程、铁道交通、物流等专业为主的中外合作，不仅有助于凸显我国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职业院校的优势，同时也反映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存在不足，在优势专业建设、项目开发以及对接国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和竞赛标准等层面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是共建实训基地。技术支持是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企业入驻校园或校企合作建立的实训基地，不仅是技术援助和推广的新场域，也为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良好平台。海外合作单位提供场地支持，我国企业和职业院校则提供技术装备、师资支持、教学资源等，双方共同开展学生实践和师资培训等活动。其中，企业承担主导角色，主要目的是帮助学员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领域和一线生产领域，使学员通过接触最新前沿技术真正提升实操能力和新知储备。鲁班工坊下设的实训基地便是由不同企业参与共建，承担着各类重要合作项目。

4.人才培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积极致力于创新和优化培训方案以适应合作地区发展情况和合作地区对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模式（EPIP教学模式）是依托于“鲁班工坊”项目产出的优秀成果。EPIP代表着工程（Engineering）、实践（Practice）、创新（Innovation）和项目（Project）四个部分，是“以实际工程项目为导引，以实践应用为导向，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以项目实践为统领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新途径”③，充分体现了职业院校育人的职业属性和实践属性。2017年开始，工程实践项目国际教育联盟要求申请鲁班工坊的单位必须加入该联盟，以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交流和共享，提升学生在工程实践中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为积极推广EPIP教学模式，EPIP教学研究中心成为新型合作平台，并相继在各合作国建立，主要负责教学资源开发、师资培训等工作。

除此之外，依托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内容上看，“中文+专业”的培养要求需要学生在掌握专业技术的同时具备一定的汉语基础。从学年安排上看，根据不同学校和专业安排，出现“0.5+2.5”“1+1”“1+2”等分段式人才培养项目，需要学生在海外和本土校区双地域学习，同时掌握外语和专业技能，在文化体验中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5.成果展示——打造技能大赛新平台。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项目，是在政府主导设计下，企业与职业技术院校共同参与，展示我国职业技能水平的重要平台。自2008年创立以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持续扩大影响力，标准和质量不断提高，目的在于充分对接世界技能大赛（World Skills Competition）。在东盟技能大赛中，“工业自动化”（IndustrialAutomation）专业完全采用我国国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竞赛标准和设备；“数控维修”（CNC Maintenance）专业也采用我国国赛“数控机床装配、调试与维修”竞赛标准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