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实然特征与应然路径

［摘要］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近代以来，长三角职业教育历经“曲折探索、循迹模仿、孕育萌芽、快速推进、全面发展”五个阶段，最终建立起以“共融与互补为逻辑起点、协同与共享为意蕴内涵、创新与发展为价值向度、示范与开放为时代使命”等实然特征明显的区域职业教育体系。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未来长三角地区应循着高质量与高水平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大职业”与“大产业”相结合、共同体与联合体相结合“四个相结合”的基本路径，推进职业教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演进历程；实然特征；应然路径

［作者简介］刘颖（1990- ），男，安徽安庆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卢敏（1979- ），女，浙江湖州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胡丽珍（1991- ），女，安徽安庆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浙江  湖州  31300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2-0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的贺信中强调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这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职业教育的发展一直备受社会关注与支持，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适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两大战略叠加，长三角地区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以下简称“三省一市”）为主体建立起区域职业教育联席、联盟、联动体系，取得了一批高质量发展成果，奠定了长三角职业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蓄能、创新赋能、产业换能、教育助能新格局，为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从发展实际看，其成效显著的教育产出、势头强劲的发展态势、渐趋成熟的运行机制巩固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在此基础上，对照《关于进一步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更高发展目标的要求，推进职业教育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已然成为长三角职业教育的时代课题，亟须加快探索出适应新形势下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笃行路径，为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一体化提供思维范式。

从国际视野看，德国提倡的高中职业教育与大学高等教育一体化理念［1］，欧盟采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文凭、证书相互认可的一体化标准，法国大巴黎地区结合经济特色与学校位置建立的一体化招生体系，美国以州为单元打造的高校一体化实体［2］等都为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探索传递了价值导向。其虽然与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在实现途径、发展维度、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一体化基本特点是明确的，即遵循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应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发挥长三角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效用，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总结历史经验、肯定发展成就，以更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那么，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历程、呈现出什么样的实然特征、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赋能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为世界范围内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贡献中国路径、中国方案的基本前提。

二、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演进历程

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的演进脉络是与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史、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史、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史一脉相承的。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赓续中国社会教育变革文脉，历经“五个阶段”的迭代升级，在新时代汇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模式。

（一）民间曲折探索：近代以来至改革开放前

近代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合作在“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概念嬗变过程中已见端倪，虽无“长三角”官方概念界定，本质上却以职业属性在民间演化推进。从晚清洋务派在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工学结合形式联合兴办的各类学堂开始，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展职教实验区生源学生技能集中培训［3］，基本形成了近代长三角职业教育合作的雏形。壬戌学制施行后，江浙沪地区的港口外贸、工商业与交通运输领域开始出现用工混合流通现象，使得技工文化在民间的碰撞愈加密切。1937—1949年，无论是沪宁杭地区职业学校向西南和浙西集中迁徙办学过程中的文化交融与业技传承，抑或是苏皖边区政府暂行学制下的片区干部人才一体化培训，都增进了区域间职业教育的交流与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江浙沪地区参照解放区做法，在农村扫盲过程中采取“冬农”等形式举办技能训练班为各地培养专业性人才，如江苏就举办马拉农具训练班为沪浙两地培养农业技工，引发了民间技能融合思潮［4］。“文化大革命”期间，长三角地区大批职业学校被停办，出现了停滞甚或倒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三角职业教育才有了重生契机。

（二）市场循迹模仿：改革开放初期至2002年

改革开放后，苏南与浙北乡镇民营企业的崛起开启了长三角经济合作发展的新征程，职业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至此，伴随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纪元开启，职业教育与乡镇企业用工需求开始紧密，在区域内循着现代职业产教融合痕迹模仿前行。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层面并未出台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合作的相关文件，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合作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框架下形成的自上而下式融合。例如，一些企业与学校运用人脉资源在师资培训、联合招生、订单培养等领域开展跨行政区交流，更有苏浙生源大量进入上海职业学校就读，上海部分职业学校开始对苏浙部分地区的职业学校进行援建帮扶［5］。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逐步为高校、社会团体、经济单位在政策上予以松绑，职业教育领域内开始涌现出跨行政区的市场创建，初步形成了现代职业教育合作的底模，催生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在经济领域的思考，为后续政府主导“一体化”奠定了市场基础。

（三）政府孕育萌芽阶段：2002—2012年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加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口支援工作”，标志着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官方制度开始萌芽。2003年，浙江、江苏和上海签署《关于加强沪苏浙教育合作的意见》，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正式开始。随着《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关于长三角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合作协议》的签订，职业教育进入政府主导阶段，在职业资格准入、师资培训基地建设及教材研发领域逐步开展合作。后续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诸多政策文件对区域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及资源统筹都进行了部署，沪苏浙三地教育行政部门相继在数字教育资源合作建设、中职实训基地共享、基础合作研究等领域签署了系列协议［6］。2010年，长三角地区职业教育联动发展推进会议公布了第一批长三角地区中职共享实训基地、交流挂职校长名单，沪苏浙三地的职业教育合作进入到政府、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新阶段［7］。这一时期受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安徽加入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会商圈，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合作在内容、形式与方向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格局，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表征的各类职教合作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孕育，在协作联席会议、联动协调小组等行政机制干预下衍生的教育形态使得长三角职业教育规模加速扩大。

（四）顶层快速推进：2013—2018年

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地区教育资源互补的客观特征，沪苏浙三地政府为提升区域教育整体效益、促使一体化合作更为密切，在教育领域开始建立定期会商机制，解决教育领域共性事项、畅通教育沟通渠道、调节教育“疑难杂症”。这一时期长三角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步伐加快，仅第五届长三角教育协作会议就落实30余项教育活动，签订6项省际协议、7项校际协议和2项地方教育部门协议［8］。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职业院校分别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书，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干部交流、培训教学、科研合作、资源共享和学校改革发展等领域开展校际合作。2014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教育改革与合作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三角地区教育协作上升至国家层面，职业教育在管理机制、办学形式、人才培养方式以及区域一体化建设层面开始进行探索，三省一市高效推进双证融通、职业教育与技能鉴定互通互认、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方式上的综合改革，在建立职业教育教材研发中心、就业信息网络数据共享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体化的脉络愈加清晰。

（五）区域全面发展：2018年以来

进入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长三角教育协作会议更名为“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会议”，职业教育一体化由此也进入“规模加速与质量提升”双驱而行的全面发展阶段，《长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协作框架协议》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发展目标、推进路径及运行机制给予了系统安排。《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后，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进入质量提升期，以浙江嘉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为典型的三地6所中职学校率先启动了联合招生，共享职业教育资源，三地教育行政部门更是明确了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建设标准，推动示范区内职业学校在招生入学、学籍管理、教学实施、就业升学等方面实现一体化运行。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教育、科技、人才强国作出全面而系统的部署，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一环。同时，随着《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相关文件的出台，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已渐进到由宏观、中观至微观的过渡时期。

三、新时代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实然特征

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既承继了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又兼具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要素特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框架下，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呈现出以“共融与互补、协同与共享、示范与开放、创新与发展”为基本内涵的现代职业教育实然特征。

（一）共融与互补：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的逻辑起点

共融与互补是文化自信、教育包容的生动呈现，统一于职业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客观上，安徽办学经费相对不足、优质资源较匮乏，浙江普职生源抢夺激烈、浙东北与浙西南学科设置同质化较大，江苏职教资源地域分配欠均衡，上海职教龙头扩散效应不明显、民办院校居多却体量小，这些实际并未成为一体化的掣肘性因素，区域间先后搭建了一批协同发展平台、成立了一批职教创新示范区、培育了一批能工巧匠、打造了一批产教融合样板，促进了彼此间的合作与共融。主观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必然加速要素链的调整。基于共同的文化基础、教育认知与政策合力，三省一市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大教育投入、深化产教融合等措施并行释放虹吸效应，在合作与竞争并存中发展、自新、超越，总体上确保了一体化融合要素的完整。

同时，区域间通过锚定“特色提质、优势补短、强链补弱”的目标互为营养补给。一是发挥自域特色提升整体水平，拔高纵向梯度；二是借助他域优势补强自身短板，缩小横向差距。实践中，安徽打响以科技创新为基点的特色品牌主动回应创新需求，在皖江经济带、皖北和大别山地区分片实施职教创新发展试验区，助力边缘城市与沪苏浙的融合，补足功能短板；江苏依托国家战略的复合优势筑牢新兴产业集群的强磁力场，积极打造一体化发展、现代化治理、国际化合作的江苏职教品牌来缓和普职分流矛盾；浙江抓住民营经济和数字浙江的发力点，构筑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合发展的活力职教模式，进行同质产业整合优化；上海借助经济地位与品牌输出辐射资源，牵头组建各类产学研组织，强化主导地位，弥补教育规模之缺。三省一市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扬所长”［9］发挥职业教育迭代互补优势，深入推进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