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与传播路径

［摘要］教育家精神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瑰宝，是教育永续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职业教育面临着与普通教育不同的形势、问题与困难，教育家精神在职业教育领域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教育家精神通常被作为概念、沿循理论理性的进路进行研究，然而，将其视作话语，采用话语分析与传播的进路进行审思更符合其本质。作为话语的教育家精神是职业教育实践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内驱力，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名片”与窗口，还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职业道德标杆。为了促进教育家精神的孕育、成形和传播，首先应确认它需要一个自然的、长期的形成过程，其次应构建支持教育家成长和教育家精神传播的机制，再次应重视网络媒介对传播作为话语的教育家精神的主渠道作用，最后应当重视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教育家的成长和教育家精神的传播营造有利的氛围和环境。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价值；话语；传播

［作者简介］唐庆华（1971- ），女，四川广安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  苏州  21512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2-0098-07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然而，如何找准切入点，有效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着理论研究的“茧房”和实践操作的路径依赖。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出席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的各位老师，勉励全国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作为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是推动教育赓续与发展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阐释教育家精神，为探索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基于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特定现状，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来剖析教育家精神对职业教育的特有价值，进而筹思传播、弘扬教育家精神的独特路径，应当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尝试。

一、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话语”的意义

确定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基础。查阅《辞海》，发现并未收入“教育家”一词，同样未见对“教育家精神”进行明确定义。对于教育家的界定通常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即从事教育工作，具备教育理论知识与技能，并且具有较大成就与影响的人。［1］有学者认为，教育是指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也指一种行业、职业。同时，《辞海》对“家”的解释为“经营某种行业，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有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家除了职业、知识、技能、经验方面的标准外，更应具有信仰、情感、情怀及其行为表现上的本质特征。有鉴于此，“教育家”更应该解释为“以教育为家”。以教育为家意味着教育是教育家的精神依归之地，意味着寄托、归属、融入、血脉相连，意味着爱，意味着忠诚，意味着奉献，意味着无怨无悔；以教育为家还意味着一种宿命，一种先天的缘分，意味着一个人从事教育往往是一种必然，或者是一种由偶然而至必然的命运：教育就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仿佛就是为教育而生。［2］可见，“教育家”这一称谓自然地饱含精神元素，而不仅仅是物质世界中的某一特定实体。简言之，教育家不仅是肉体意义上的“人”，也是可触可感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家在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追求教育理想信念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集体人格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起源于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本质与精神本体的结合，贯穿教育家的教育价值秩序与教育行为规约各个方面。这一集体人格的精神特质即教育家精神。”［3］

上述对教育家精神的阐释与定义遵循了理论理性的研究途径，即将“教育家”“教育家精神”视作概念，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辨析和定义。这种方式对揭示教育家精神的关键属性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一理路不足以深刻把握教育家精神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概念的研究难以充分发挥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功用。探究、弘扬教育家精神不仅是为了阐明这一概念，更是为了利用其对教育实践的积极影响。如果将教育家精神视作一种特定的话语，将更有利于洞察其本质，同时更能发挥其在教育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认为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是有语境的言语行为。［4］这一界定成为之后诸多“话语”定义的基础。例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主张话语是“语言的事件或语言的使用”，即话语是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或言语行为。美国学者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同样认为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学习使用中的语言时，我们学习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系统（语法），而且也是在具体的说话和听话或写作和阅读中实际说出或写出的话语或句子。［5］”这些定义均强调话语与语言的不同。传统语言学研究将语言视为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独立、客观、抽象的符号系统，这极大地缩减了语言的意义空间。在话语概念与话语理论的视域中，语言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价值：话语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意义源泉。话语不仅仅是语言符号，还是“一种基于某些共享假设的特定言说和思考方式，可以影响和形成人们对某个话题的理解和行动”［6］，即话语具有创生和保存意义的功能。

不仅如此，话语与知识也存在本质的区别。知识通常被认为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及其结果，具有客观性、普适性、确定性、价值中立性等特征，往往被下意识地当作真理的表征。相对而言，话语一般不是严谨规范的科学研究的产物，不具备对真理的承诺，并且具有显著的日常性、情境性、价值性，也更深度地卷入权力与利益之中。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是知识，尤其是理论知识引导、支配着实践。然而，话语比知识更具有初始性，话语是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语言交往的活动，也是文化的鲜活表现，是人的思维与感受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表达。简而言之，话语是形塑人的思想与行为独立性、决定性、源始性的力量。

在“教育家精神”的语境中，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特定集体人格的精神特质，其存在形态主要是一种象征和符号，而不是作为一种严格的学术概念。教育家精神是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不是哪一位学者创造的概念，其生成也不是单纯为了学术研究。目前彰显、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样不仅仅是为了开展有关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有效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为我国教育实践的更高质量发展服务。有鉴于此，将教育家精神视作话语，而不是概念，更符合其性质、形态，也更契合其隆重“出场”的目的。

将教育家精神视作话语的观点，可通过应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深入解析其内涵与功能。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的话语分析方法论指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基本要素，包括语体、话语和风格三种成分。言语表达是行动和互动的方式之一，因此，话语首先被视为行动的一部分。其次，话语再现被认为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是对物质世界的再现，对其他社会实践的再现，对被谈论的实践的一种反思性自我再现。最后，话语同肢体行为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存在方式，特别是社会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具有话语特征的身份认同就是话语的风格。［7］

在此理论框架下，首先，弘扬教育家精神成为一种社会行动，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成为提高教育实践质量的关键因素。坚持教育实践是正确把握教育家精神的基点。其次，教育家精神是对教育家群体的人格特质与精神内涵的凝练、再现和表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好教师、教育家的含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阐述了“四有好教师”的标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对做好“四个引路人”的期望，即“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提出了“四个相统一”的要求，即“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提出了“六要”关键素养，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明确了“大先生”的深刻内涵，即“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这些重要论述互为补充、高度契合、内在统一，充分反映了党和人民对教师德业双修的新期待和社会对教师素质涵养的新要求，是对新时代中国好教师的完整描摹和精准画像。［8］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对这些重要论述的系统集成和集中概括。在教育话语的语境中，教育家是人类教育活动的引领者、教师群体的旗手、“教育”文化的人格化载体。教育是他的家园，这决定了对教育、对学生出于本能的爱乃至信仰是教育家精神的内核，奉献精神、家国情怀、政治态度、知识基础、教学或研究水平等特质综合体现了教育家精神。最后，教育家精神是属于教育家的话语。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群体的精神面貌，是标示其身份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特征。通过教育家精神，人们能够认识、辨识和颂扬教育家，突显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使命。

二、教育家精神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特有价值

教育家精神既是教育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又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与升华具有深刻的价值。职业教育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类型教育，有着自身特定的发展诉求、规律与问题，以及独特的历史境遇，因此，教育家精神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呈现出特定的含义和价值。这些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家精神是职业教育实践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职业教育曾长期被边缘化，仅以非正式教育的形态存在于民间。学校教育在其发展历史上一直由普通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主导。直到11、12世纪，基尔特学校（行会学校）在欧洲兴起，职业教育才逐渐被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但长期处于学校教育系统的边缘。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仍被看作次等教育。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在被忽视等不利环境下顽强发展，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其基本推动力外，教育家的作用和教育家精神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马卡连柯（Макаренко）等教育家对贫困儿童或流浪儿童等进行劳动教育和初步的职业技术教育，他们的教育实践及理论观点注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关注处于不利境遇中的儿童，彰显了对于弱势群体浓厚的人文关怀，是教育家精神的极好注解。我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毕生致力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推广和发展，即便在战乱频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时期，他仍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青少年争取实际利益，同时大力宣扬“实业救国”，将职业教育视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彰显了崇高的家国情怀与关注民生的鲜明理念。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活动和理论观点开辟了与精英教育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丰富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尤其是诠释了职业教育语境下教育家精神的独特内涵与显著特征。这些理念与精神特质是职业教育永葆生命力的不竭动力，是职业教育在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下坚守自我、谋求发展的灵魂。目前，我国教育整体上正在经历从学术化、精英化到实用化、“全民化”的历史转变时期。职业教育不仅在教育普及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教育家精神在关注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弘扬民生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中显得尤为珍贵。

第二，教育家精神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内驱力。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位置，同时，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联的类型教育，优质的职业教育需要比普通教育更多的投入，但其贡献和影响力又不足以吸引足够的资金投入，这些因素导致职业教育的质量一直不容乐观。目前，“四新”经济（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职业教育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弊端愈加凸显，其质量提升成为当务之急。对于如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以及政策层面都在寻求有效路径，而教育家精神的价值尚未受到充分重视。教育家在职业教育中承担着开拓者、引领者、坚守者的角色，其坚持探索、艰苦奋斗、积极进取、潜心实践、工匠精神等特质，是职业教育领域教育家精神的标志。在不利的境遇中，他们不言放弃、积极主动地谋求发展是职业教育教育家精神的独特亮点。这些精神特质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引导，也是现实的推动力。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不仅需要实际、物质层面的努力，更需要精神信念上的启悟、感召、激励乃至鞭策。质量提升本质上是师生对日常状态的超越，是使其走出重复、平凡、缺乏意义的“舒适区”，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归根到底是教育内在要求的一种体现，因为教育的本质在于人类及个人的不断自我超越，即“教育这种人的自我改造实践，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的自然规定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它所扬弃的是人所已经拥有的任何规定性，其中包括社会与历史所赋予的规定性，教育要使人在已有规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自己新的规定性来”［9］。正因为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本质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理念的开悟和精神的指引成为质量行动启动、维持、加速的引擎和深层力量，而教育家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典型表征。目前正是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家精神的独特内涵与价值表明其对职业教育的质量实践具有针对性极强的特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