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

编者按：为进一步发挥我刊资政、引领、传播的学术平台效应，积极促进学术观点交流和思想碰撞，推动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教育与职业》杂志社2023年举办了以“助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衷心感谢全国各相关机构（单位）职业教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现征文活动已结束（获奖名单已刊发本刊微信公众号）。本刊将分期择优刊登部分获奖论文，以飨读者。

［摘要］新型举国体制有其内涵与特性，能够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的精髓，彰显整体性治理的突出特征，促使我国职业教育从功利化导向教育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教育，使资源配置从计划为主转向市场主导，将教育主体由政府、院校等单一主体扩展为多元主体力量，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并聚焦职业教育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在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激发资本与资源的凝聚活性，有益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的多维发展。在实践逻辑上，表现为新型举国体制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逻辑，推动教育链、人才链深度融入产业链的经济逻辑以及破解职业院校高质量建设症结的教育逻辑。以新型举国体制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在战略理念、实践价值、重点项目与体制机制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实践逻辑；整体性治理

［作者简介］陆宇正（1994- ），男，江苏无锡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4）汤霓（1987- ），女，湖南株洲人，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2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点，也是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命题。然而，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不完备、治理能力不充分仍是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症结［1］。完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在重点领域、难点问题上加以突破。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高效协同、全面覆盖、多元智慧”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在社会治理领域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2］。要在短时间、强任务要求下高效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总结新型举国体制的学理与实践经验，实现多元主体与多维治理保障下的职业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在新发展格局下，新型举国体制被赋予时代内涵与全新意义，需要完成从传统理念到新型理念的体系重构，通过“动员激活常规”机制来发挥作用［3］。为此，本文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为推进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内涵及其在职业教育中的表征

新型举国体制具有科学内涵且外延丰富，它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各项资源，并注重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在此背景下，必须厘清新型举国体制的科学内涵与特性表征，为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与路径。

（一）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

举国体制的概念缘起20世纪50年代的竞技体育事业，主要服务并运用于奥运战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集中力量建设经济，举国体制开始成为我国的制度优势。在发展过程中，新型举国体制始终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良性互动，强调政府与市场功能的有机统一。传统举国体制以完成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是举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用以完成特定任务、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特有体制［4］。在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阶段，传统管理模式暴露出明显问题，如社会力量参与教育的力度小、信息传递不畅、创新激励制度不足等。进入新时代，举国体制主动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时代特征，形成了新型举国体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认为，教育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以服务国家重大任务、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培育高素质现代人才为目标，以系统观念为基础，整合政府或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其他社会成员等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动员、利用与协调。新型举国体制重点关注人民群众择校选校、课业负担过重、全面发展需求等重要教育诉求，形成“现代化”“市场化”“体系化”“全球化”的教育治理体系［5］。新型举国体制是举国体制的“升级版”，在主体身份定位、资源配置机制、教育发展取向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均有创新。它更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以及教育部门的科学统筹，更关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视统筹国家、地方、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的作用，更着力破除阻碍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制度藩篱。

（二）新型举国体制在职业教育中的表征

1.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精髓，彰显整体性治理的突出特征。在教育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成为教育改革的显著优势，表现出巨大优越性，推进全民朝着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奋进。1997年，英国学者希克斯（Perri Six）率先从理论意义上提出“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概念，强调跨机构合作、协调与整合，主张构建高效的整体政府运行网络。整体性治理主要致力于发挥组织间的协调效能，整合并积极回应用户需求，构建彼此认同且指向公共利益实现的行动框架。作为理论范式，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但其围绕政府治理所建构的思维与治理方式具有普遍意涵，契合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现状。为此，在设计与实践新型举国体制时，应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引领、监督、促进、动员等作用。

2.从功利化导向教育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教育。传统举国体制在提出与建立时，更多要求相关事业服务国家需要，重视“为国争光”的使命，在一段时间内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举国体制表现出更强的历史延续性与创新性，继而转化为新型举国体制。有学者指出，新型举国体制的“新”表现为资源配置方式从以行政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产出成果从产品导向转向商品导向，目标从任务导向转向任务与效益并重［6］。聚焦教育领域，新型举国体制更加强调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和“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教育、优质教育、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落实到行动上，需要锚定全社会共建共享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面向“全人”“全领域”“全生命周期”“全生产过程”，构建更高品质的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与服务系统，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3.使资源配置从计划为主转向市场主导。新型举国体制促使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主导模式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转变，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环境下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优势。具体原因在于，我国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新型举国体制，重视教育发展规律、包容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教育事业，促使现代化市场体系下统筹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目标要求［7］。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要求政府发挥作为谋划者、监管者、服务者的作用，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和维护市场稳定运行。而在资源配置内容方面，政策实施目标和支持对象等具体内容发生转向，由主要聚焦人、财、物等硬性资源转向文化、精神等多元素融入的软性资源。

4.从政府、院校等单一主体扩展为多元主体。传统举国体制关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则更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关系。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更注重吸纳多元主体的力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内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外要助力经济社会建设，为此，需要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攻坚克难。另一方面，需要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目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完成从“后发”到“超前”的超越式发展，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不足，对此，亟须新型举国体制调动各类主体，激励多元主体有效发挥力量。具体实践中，可以利用杠杆机制协调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解决项目立项、决策、运行、激励与分配等教育发展微观层面的问题，激发主体的参与活力与主观能动性。

5.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而立足国内现实发展，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系统变革，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这需要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整体谋划的制度优势。同时，我国社会各项事业进入数字化转型阶段，在科技革命与数字技术融入的影响下，职业教育更应推进科教融汇以及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转型，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拓展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健全人力资本供应链，提升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价值链。聚焦国际，技能人才流通与迁移过程遭遇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浪潮冲击，我国技能人才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迫切需要培养更高端的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和持续优化。

6.聚焦职业教育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传统举国体制的运行重点依靠中央政府力量来进行职业教育资源调配，对市场规律的重视不足。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则在于将社会事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结合起来，因此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在市场引导下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新型举国体制在事关市场痛点与人民需求的人才培养、高品质教学、职业技能培训等项目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个体的全面发展与成长成才关乎人的幸福、社会稳定。充分提升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既是优化个体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主渠道和强引擎，也是提高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效率与质量，让更多青年步入“习技成长、技能报国”之路的坚实保障，将有效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国民经济发展。

二、新型举国体制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义

新型举国体制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支持，有效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推动职业教育全方位、多维度发展。借助新型举国体制，职业教育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一）新型举国体制效能显著，有助于激发资本与资源的调配活力

加快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功效，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坚持服务个体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构建“以人为本、能力为重、质量为要、守正创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同时，可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完备性与全民激励性，借助激励机制与手段，调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相关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多主体合力，优化大国工匠与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新型举国体制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需要统整多元主体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换言之，由于职业教育是准公共服务产品，学生及其家长都有价值追求，因此，我国以人民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的需求为导向，对职业教育分层、分级、分类、分型定位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从教育资源中寻求适配的运行要素，发挥宏观调控、中观统合、微观协助等职能，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整体上看，新型举国体制能够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充分激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源的调配活力。

（二）新型举国体制主体多元，有益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它通过形成强大高效的整合力、动员力、汲取力、濡化力、管控力、攻坚力、谋划力、统领力等力量体系来治国理政［8］。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优质企业的参与度不高、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学资源来源单一、学生顶岗实习与学位授予的制度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同时，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创新、内部治理等方面面临困境。从宏观上审视，我国产业存在生产工艺改革后劲不足与科技支撑缺乏并存、市场需求升级与人力资本供给滞后并存、岗位要求攀升与人才职业素养扁平化并存等显著矛盾，甚至引发社会民众产生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论调。职业教育的定位具有特殊性，决定了其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新型举国体制便是契合这一要求的新策，它有益于实现资源要素的动员、利用和协调，具有上下联动系统性、左右协同整体性、任务间协同性和结果质效穿透性等特点［9］。职业教育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与教育部门的主导下，统筹多元主体协调参与，着力形成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格局，突破不同组织与部门之间割裂的局面。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等问题，需要形成一体化、协调化、整体化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借助新型举国体制的主体多元性来确保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