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实施路径

［摘要］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目的是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减少和化解职业教育系统的不确定性，增强职业教育机构应对产业转型、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技能转型等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力。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转型发展面临如下现实困境：对技术应用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脱节、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途径尚未畅通。基于对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的分析结果，建议从明确目标定位、创建框架条件、优化生态系统、构建贯通途径、形成行动策略五个方面优化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现实困境；实施路径

［作者简介］张俊青（1979- ），女，山东定陶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硕士；陈正振（1983- ），男，广西柳州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教授；张佺（1985- ），男，河南郑州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广西  南宁  530216）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就是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教育作为社会活动的子系统，具备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教育数字化转型正是适应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过程表现，它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减少和化解复杂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促进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文化发生创变，使其具有更强的运行活力与更高的服务价值［1］。在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从工业时代的传统教育转变为数字化教育的模式转型，还包括面向全部劳动人口、适应产业转型和劳动力市场转型、助力建设技能型社会和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技能转型等。

一、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适应产业转型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化革命，而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创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产品、机器、数据等实现互联互通和综合集成，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2］。截至2022年底，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58.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了77%，软件业收入超过了10万亿元，工业互联网全面融入45个国民经济大类［3］。数字化转型将推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通过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联动，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更加准确和快速地对接。数字化还将赋能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逐步提升产业链的安全可控水平，降低我国对西方国家高端中间产品的过度依赖，推动中国经济从“人口红利”向“数字红利”转型。

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融合，即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所有产业中。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加速器”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急需一大批具备数字化知识结构和较强动手能力的人才。根据2017年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在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总量和人才缺口都位居榜首，提出要加强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信息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在相关专业教学中强化数字化设计、智能制造、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内容。从2021年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计划每年培养培训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大概8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首次标注数字职业97个，是我国职业分类的重大创新。综上，适应产业转型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增强高质量数字技能人才供给是职业教育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支撑。

（二）推动劳动力市场转型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挑战

新经济形态产生了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形式。《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达6191.7万人，人才需求缺口为2985.7万人，缺口率高达48.2%。新技术在带来岗位结构变更的同时，对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技能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出现，新技术掌握程度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在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从人才质量上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到“十四五”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而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早已超过40%。从市场需求看，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5左右，技术工人“招工难”现象依然普遍。2022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劳动参与率从2010年的70.96%下降到2022年的68.057%；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万人，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0.3%，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55.2%，高中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3.7%，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4］。已有研究证明，技能提升与工资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如何让被替代掉的劳动者掌握新岗位必需的技术技能，是解决劳动力市场转型和就业转型的关键。

（三）实现技能转型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使命担当

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提出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是一种有相应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保障技能形成和技能成长的社会系统。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享受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红利，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也对技能型人力资本提出更高的要求。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报告提出，年轻一代要成为未来经济的生产贡献者和未来社会的负责人，需要掌握全球公民技能、创新创造技能、技术技能和人际关系技能［5］。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数字经济发展形势，必须重塑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实现技能转型。一是教育培训对象要从在校学生扩大到整个劳动力队伍，切实解决现实中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的诸如与市场需求脱节、对技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企业对员工培训投资的动力不足等问题。二是教育培训地点要从以城镇地区为主转变为覆盖全区域、优先农村地区。居住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能否获得适配的教育与培训资源，从整体上看，教育和培训资源在城镇地区的覆盖面和质量明显高于农村地区。三是教育培训内容要从培养专业技能为主转变为以数字应用能力为核心的跨专业能力，通用技能、横向技能、跨领域技能、数字素养越来越重要，学习者需要更加灵活且个性化的终身学习模式。职业教育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有效降低失业率和实现体面就业提供解决方案。

二、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对技术应用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

当前，教育改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变革的速度，教育系统必须尽快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变革对教育领域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体现为：教学和学习形式的变革为促进学习者的天赋和潜能个性化发展提供平台。挑战则在于：必须创建数字化教育的环境体系和相应的框架条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直接影响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力，但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不是以数字技术手段来取代传统的教育形式，而是把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形式。如何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引导教育者正确认识技术工具的价值，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挑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培养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人才，因此，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过程中，不宜过度夸大技术应用的功能，认为技术是实现教育理想、解决教育问题的最终方案。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必须树立起数字化转型的理性发展观，正确认识技术应用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促进教育的优质、公平和高效发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教学决策数据化、评价反馈即时化、交流互动立体化、资源推动智能化，从而创新育人生态，最大程度地实现优质教育、公平教育和高效教育的并举与平衡。

（二）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脱节

在数字化转型阶段，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中低端技能劳动力供给过剩，高技能有效供给不足，关键领域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改变劳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性质，人口结构的深入调整也扩大了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175万人。2022年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7556万人。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2022—2035年，在中国全部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16～24岁人口占比预计从14.8%提高到17.0%，25～45岁人口占比从44.7%降低到39.9%，46～64岁人口占比从40.4%提高到43.1%［6］。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是不同的，大龄劳动者就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困难明显增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数量增长放慢，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难度。

造成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严重脱节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教育成果和技能供给与真正的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在开发教学内容时较少考虑企业需求，存在专业性不足、内容过时、教师缺乏行业实践经验等问题。二是政府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供需匹配方面的相关政策供给不足。虽然政府针对关键领域和行业发布了相关政策，但在帮助校企畅通信息渠道方面效用发挥不够，学习者缺少获取准确就业信息的渠道与平台。三是企业尚未建立起全面的技能培训项目。实现技能转型必须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但不少企业不愿意在技能培训上投入更多资源，填补技能缺口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招聘新员工，普通员工从低技能向高技能岗位晋升的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加强对劳动者技能的有效投资、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供给，是当前应对以上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

（三）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途径尚未畅通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才评价和管理制度将人才划分为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通常选择职业教育途径，实行职业资格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制度；专业技术人才通常选择普通教育途径，实行以职称评审为主、职业资格认证为辅的评价制度，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比技能型人才更高，由此加深了“职业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专业技术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都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能力和技能。技术变革对复合型人才产生巨大需求，“技能人才技术化、技术人才技能化”的融合趋势日益强烈。202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从“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到“技术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理念上的升级换代。这就要求必须打破专业、技术与技能之间的各种壁垒，贯通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途径，建立适应产业转型和技术变革的新型人才队伍。

三、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坚持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立场，明确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战略

“以人为本”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的起点和导向，教育数字化转型区别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特征在于不脱离教育的育人本质。职业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同时，必须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跨专业能力，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者。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在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终身教育目标等方面更能发挥公共教育资源的最大效能，实现优质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最大程度地覆盖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此外，职业教育还要考虑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创新与分析能力，各行业的劳动者都要掌握较强的认知技能、社会和情感沟通能力。应用数字技术提升教育和技能发展内容的互动性、优化教育和技能培训方式、完善线上线下实践课程体系、开展跨学科的项目式学习等，可以帮助学习者建立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培养其沟通协作、创新创造和社会情感等通用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