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审视与实践进路

［摘要］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仍存在战略思维和宏观设计不足、本土化人才培养专业不均衡、培养内容比较单一以及中国特色不突出和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基于此，应以制度建设为支撑，坚持全程贯穿、全域协同，推动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化；以校企协同为核心，坚持立足当地、服务产业，增强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资源建设为重点，坚持标准先行、引建并举，提高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认可度，开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赛道，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本土化；职业教育；海外办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6-0020-06

本土化人才培养是指跨国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与东道国的联系，在东道国选拔和培养当地人力资源并逐渐成为企业主体的过程。根据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有7913家企业参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这些企业急需培养大量了解中国国情、懂汉语、掌握中国企业标准和文化的当地劳动力。实施人才本土化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长久生存的根本。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紧贴行业、企业需求办学，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23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11项关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即建设一批国际化水平较高的职业院校，培养一批服务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各行各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紧迫，也为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职业教育被置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迈入新阶段。如何适应国际产能合作新形势、新要求，创新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提高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开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赛道，既是当前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的新使命、新要求，也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逻辑起点：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新亮点

（一）“随企出海”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3年9月，我国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等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加快“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同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给教育带来了新机遇，教育交流则为“一带一路”沿线共建国家搭建了民心相通的桥梁［1］。同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将“支持优质产能‘走出去’”“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作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并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在海外建设“鲁班工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共建海外办学机构、开放教学资源、提供职业培训等多样化的境外办学形式，为我国产业国际布局培养大批海外本土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功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沿线各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随企出海”主动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就业和民生改善搭建桥梁纽带，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工程的既有要义，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从“单向引进借鉴”向“双向共建共享”转变提供新的路径。

（二）校企协同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最佳实践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企业和跨国公司响应国家号召，注重国际化人才的筛选与培养，通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在产业输出、国际产能合作、商务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持续增长，投资产业领域不断扩大，所需人力资源庞大。“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体系和完善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在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呈现相对落后的状态。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发展理念，精准对接“走出去”企业人才培养需求，为“走出去”企业培养大量懂汉语、懂中国企业标准和文化的当地劳动力，为企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培养了一批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最适合“走出去”的教育类型，为职业教育创新国际合作交流机制提供新思路。

（三）“走出去”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新亮点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将“提升国际化水平”列为“双高”项目建设的十大任务之一，提出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渠道和模式，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开展‘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训，建设一批鲁班工坊，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等具体任务。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从引进境外优质资源、“走出去”合作办学为主，逐步向以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与规则研究制定、输出标准和本土资源为主转变；从注重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向既保持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交流互鉴、又积极探索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模式和渠道并重转变；从重点开拓职业院校毕业生国（境）外就业市场，向培养复合技能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与培养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并重转变。各办学主体应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教育，将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国门并与世界分享，推进职业教育从“跟跑”向“领跑”转变，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拓宽视野。

二、现实审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实践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广大职业院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境外办学探索，在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拓境外办学品牌、实施本土化师资培训、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CEAIE 2022年度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报告——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现状调研》显示，我国职业院校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定联系，在境外开办学校323所，开办专业452个，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形成了“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机构［2］。但从整体上看，本土化人才培养还存在战略思维和宏观设计不足、专业不均衡、培养内容比较单一、中国特色不突出、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从制度保障看，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思维和宏观设计

1.顶层设计和协调政策亟须加强。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不仅涉及国内职业院校改革，而且涉及企事业单位援外事业新模式、汉语教学推广等方面，需要统筹谋划、系统实施。从政府层面看，政府部门在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方面存在不足，特别是有关本土化人才培养的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现代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体系尚未形成。从学校层面看，在如何基于国别和区域特征、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借鉴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制订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发展战略规划、探索适应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办学新形式及形成新模式和新机制等方面尚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少职业院校没有将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纳入学校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战略，尚未形成符合“一带一路”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管理体系和办学模式，本土化技术人才培养存在碎片化、短期性、分散性的特点。

2.经费保障及长效机制尚待落实。经费保障是国际化办学的基础支撑，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所需资金多由合作企业和参与的职业院校垫付，设备由企业捐赠或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出资。在实际合作中，由于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学校和企业难以实现深度合作，缺乏长久、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职业本土化人才培养迫切需要解决经费保障问题，保证对职业教育的持续投入。这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海外大学建设经费，迫切需要国家财政给予专项支持；二是后续运营经费，主要包括海外大学管理经费和驻外工作人员开支等，需要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予以帮扶和支持。

（二）从服务面向看，本土化人才培养专业不均衡、内容比较单一

1.专业与课程标准的国际认可度较低。近年来，我国职业院校在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与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海外办学机构，为“走出去”企业开展海外员工培养培训，培养了大批本土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但是，在专业类别、办学层次、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尚不能与“一带一路”建设人才需求匹配。一是专业设置不均衡。《2023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国际化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财经商贸、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与信息等专业。整体上看，专业设置不够均衡，仍显单一，对一些新兴专业的开发力度比较薄弱，旅游、语言、经济学科专业仍然紧缺。二是专业教学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度不高。《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高职院校输出专业教学标准1117个、课程标准6438个，我国开发并被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数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被欧美发达国家认可和采用的标准占比只有20%左右，比例仍偏低［3］。

2.人文社科知识系统化教育欠缺。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整体起步较晚，加上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外语基础薄弱的问题，导致目前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偏重外语语言能力，忽略了对人文国情、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等知识的培养研究，特别是对国别、区域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关人文课程、跨文化交际课程等开设不足。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地缘政治复杂，且社会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差异较大，导致学生对国际通行规则、世界政治经济的态势、跨文化之间的融合等缺乏理解，出现异地就业、适配度较差、无法很好地融入当地企业等现实情况［4］，影响了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效果。

（三）从办学成效来看，本土化人才培养的中国特色不突出、国际化水平不高

1.国际化办学能力不足。我国具备国际化人才培养水平的职业院校为数不多，尤其在师资队伍和专业课程等国际化教学资源整合方面存在不足。目前职业院校专业教师普遍存在国际化实践教学水平不高、国际专业标准能力短缺、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有限等问题，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不足。与境外办学国家建立相互衔接的专业课程体系，开发对应的课程和教学标准，培养有胜任力、获得他国政府认可的教师等工作，尚待进一步推进。

2.国内学历教育发展缓慢。十多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共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部发布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人数已占来华留学生的一半以上。但从学历生培养层次结构来看，仍以普通本科生为主，应用型本科和专科学历教育占比偏低且存在生源不足、生源不稳定、学历层次教育发展缓慢等问题。加上各国高等教育体制不同，我国对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范围还十分有限，导致高职院校在“走出去”办学和招收留学生过程中存在“文凭衔接不充分”的问题。

3.行业标准研制迟滞。近年来，高等职业院校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着力培养满足“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在积极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与境内外高校、企业共同开发具有国际水平、国际影响的中国职业教育专业标准。根据《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有100余所高职院校开展了国（境）外行业或专业标准开发，但就目前全国1469 所高职院校总量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庞大需求而言，还远远不够。总体而言，制定的专业标准较多，行业标准偏少，行业企业的参与还停留在表面，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职业标准的制定与平台建设作用未能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