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槎东渡考学务”

［摘要］20世纪初，学习日本教育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教育，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张謇和黄炎培作为“教育救国”的代表，分别于1903年和1917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考察中张謇专注于实业与教育，黄炎培则专门考察职业教育。因生活时代和教育实践活动相近，二人在日本教育考察过程中表现出诸多相同之处，即具有强烈的务实态度和理性精神，考察日本学校时方法科学，注重提炼吸收日本教育改革的积极因素。同时，由于他们事业重心的不同，考察的目标范围、侧重点及后续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张謇和黄炎培的日本教育考察，先后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早期形态的形成和现代意义上职业教育的诞生。比较张謇与黄炎培在日本的教育考察活动，学习他们兴办职业教育的报国理想和科学方法，对今天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张謇；黄炎培；近代日本教育；实地考察；比较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6-0097-08

张謇和黄炎培作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分别于1903年和1917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此次考察汲取了大量日本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成为推动他们教育事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和重要转折点。当前学术界对张謇、黄炎培教育活动的单独研究较多，主要聚焦于对二人教育思想体系的总结和核心理论的阐释，全面梳理其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目的、教学原则、办学方针、职业道德教育等基本概念。关于二人的比较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农村改进思想、德育思想、教学模式、就业观念等方面，尚未有针对二人日本教育考察的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张謇和黄炎培日本教育考察的缘起和异同，并从中获得启示。这对进一步认识张謇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发展脉络、认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演进历程乃至促进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互鉴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张謇与黄炎培日本教育考察的背景缘起

20世纪初的张謇和黄炎培深刻认识到国内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在当时“师法日本模式以改革中国”的社会风潮影响下，为寻求突破自身事业瓶颈的路径，将学习目光投向日本，先后开启了赴日教育考察之旅。

（一）“以日本教育为师”观念盛行于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

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强国。在这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中，教育改革发挥了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首先，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教育改革法令，基本构建并完善了日本教育行政体制、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日本政府重视发展师范教育，着重发展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养成所三类师范教育机构。最后，日本政府注重吸收欧美各国教育经验，一方面多次派遣使团和留学生访问欧美，学习先进科技和文化；另一方面延请欧美教师赴日本任教［1］。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在明治时期得到重大发展，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中心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2］，主要包括属于高等教育的专门学校、中等教育的实业学校和准中等教育的各种学校。专业领域涉及工业、农业、商业、外语、法律、水产等。这些职业学校为产业革命培养了大批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有力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面对日本教育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甚为佩服。康有为称“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梁启超说“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日本富强应首先归功于教育，仿效日本教育制度建立中国新式教育制度，不仅是求存图强的途径，更是捷径。这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普遍看法，自然也包括张謇和黄炎培。张謇对日本教育颇有研究，在他所作的奏议或章程中时常可见“惟仿日本规制”“仿日本学习院”等文字。黄炎培则结交了不少日本毕业归来的留学生，还细致研究过日本教育思想、学制、课程等。可以说，日本明治时期的教育改革模式是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仿效的主要对象。

（二）寻求实业与教育实践难题的解决路径

张謇和黄炎培兴办实业与教育是开创性事业，其过程注定是无比艰难曲折的。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难，他们希望通过“外力”来不断修正和调适自己的发展选择和行为方式［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已进入产业革命时代，工业生产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教育方面，此时的日本教育制度进一步扩充，职业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工业教育受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机构数量大幅增长。1895年张謇筹建大生纱厂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后创办的诸多企业又面临技术和设备落后、技能人才匮乏等问题，办学则面临经费超支、生源不足、师资匮乏、民众观念落后等困难。黄炎培经过深入的国内国际教育考察，确立了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的理想。但当时职业教育还处于理论准备阶段，支撑职业教育落地实施的政治条件、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还不充分。因此，无论是兴办实业还是教育，张謇和黄炎培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解决实践探索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实地考察近邻日本，参考借鉴成熟的日本模式，成为最理想的选择。

（三）前期酝酿铺垫与恰当契机的必然结果

虽然张謇和黄炎培早有考察日本教育的愿望，但真正成行还需要前期的酝酿和合适的契机。1901年，张謇所作的《变法平议》提出了42项改革主张，其中明确指出取法日本经验者多达24项。1902年6月，张謇拜访了赴日考察学务归国的吴汝纶，并阅读了他的《东游丛录》一书，为考察日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1903年初，张謇以受邀参加日本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为契机，正式开启了访日行程。与张謇访日目标明确不同，黄炎培考察日本表现出一定的“偶发性”。1915年赴美参加万国博览会期间，菲律宾职业教育取得的成就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黄炎培向当时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提出赴菲考察职业教育的建议。袁希涛极为赞同，并称：“我国教育制度向多取法日本，欲更取美国方法移植我国，容有未尽适当者。故不若以日本、菲律宾合观而比较之，乃有所折衷而节取。”［4］于是，在教育部组织下，黄炎培等6人参与的教育考察团就此形成。表面上看，日本并不是黄炎培考察职业教育的首选地，而是采纳袁希涛提议后的附加行程。由于当时社会上掀起“以日为师”的学习热潮，日本国内职业教育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新趋势新动向，使黄炎培考察日本的偶然性背后又蕴含一定的必然性。

二、使命意识：张謇与黄炎培日本教育考察的相同之处

作为以教育救国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张謇和黄炎培以向先进国家虚心求教的态度实地考察日本，表现出借鉴日本经验改革中国旧教育，进而唤醒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强烈使命意识。

（一）具有强烈的务实态度和理性精神

考察过程中，张謇和黄炎培围绕改革旧中国教育的现实目标，在有限的时间内奔波于日本各地，以求学者的姿态不辞劳苦、敏思好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态度和理性精神。为在短暂考察期内取得更大收获，他们在国内就已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张謇启程前12天就已制订了详细的考察计划，提出了明确的考察宗旨。他一贯主张兴办学校应从蒙养阶段逐步向高等教育过渡，认为应按照由低层级到高层级的顺序来考察日本学校，为此制定了“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的参观计划［5］。张謇认为当时中国办学环境不佳、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基于此，他提出应将目标考察对象确定为设在乡村、规模不大、经验不足、经费欠缺的日本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办学经验对中国教育发展特别是南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价值。黄炎培主张推行职业教育，当时他正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筹备工作，急需进一步寻找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方向和步骤，因此，他的日本之行以考察职业教育为中心展开。围绕这一目标，他将考察内容定为：参观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访问有关教育专家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购买教育书籍；观察一般社会，尤其注意乡村生活。张謇和黄炎培每到一处，必问必思必记。上至教育官员、学校校长，下至工人农民、商贩侍者，都成为他们虚心请教的对象，以求获取日本教育的真实情况及宝贵经验。可以看出，张謇和黄炎培的考察绝不是泛泛而观，而是在准确把握中国教育症结的基础上，带着问题意识、务求实际效果的深入体察研究。

（二）考察日本学校范围广泛、方法科学

张謇和黄炎培对日本学校的考察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可以用“周流遍观，悉心参考”来形容。就考察学校的层级而言，包括高等学校、中学校、小学校、幼稚园等；就学校类别而言，包括师范学校、实业学校、艺术学校以及盲哑等特殊学校，其中实业学校又包括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就考察内容而言，包括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设施设备、学校管理等。合理适切的调查方法是教育考察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关键因素。张謇和黄炎培对日本学校的考察，既有我国民族传统中整体性观察的特点，也吸收了西方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6］。具体包括观察法、访谈法、体验法、统计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例如，张謇参观爱日小学校，首先观察学校教学场所的布局结构，其次询问学校师资队伍、学生类别及学习科目、学习时间，还详细观察了算术、体操、唱歌、游戏、礼仪等教学活动。黄炎培参观东京府立工艺学校，统计了该校校舍面积、在校人数、就业状况、经费预算、课程安排等，并制作成图表。不仅如此，张謇和黄炎培还各自深入一线课堂和实习实训场所与师生交流互动，切身体验日本的教育文化氛围。同时，他们还与日本各类学校校长、书记、教谕、教员等普通教育工作者进行广泛接触，并同日本教育界专家就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如张謇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谈教育调查宗旨，黄炎培向日本工业教育家手岛精一请教“教育界与实业界不联络”“实业专门教育与职工教育的先后缓急”等问题。张謇和黄炎培对日本教育现象和所获材料进行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分析所形成的理性认识，正是源于调查方法的科学性。

（三）提炼吸收日本教育改革的积极因素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践导向是张謇和黄炎培考察过程中坚持的三大原则。他们敏锐把握中国传统教育症结，客观总结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针对性地惠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例如，张謇参观农学校，认为其毕业生不图升学，或归乡就业，或参军，或别治生业的就业出路为“我通州所最宜法者”；参观单级小学校合班授课教学法，认为“此于中国今日最宜”。许多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次规律也被张謇所捕捉。例如，当时清政府财税被当权者用于奢靡享受，日本地方征收的町村税却全部用于警察和学校。通过这一对比，反映出日本政府对教育的优先重视程度和清政府对教育的漠视。这也进一步说明，张謇已经对政治在兴办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清醒认识。黄炎培在日本则获得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例如，大阪育英小学开设职业科仅一年，其先期调查当地实际情况已有两年之久。然后“因地方之实况，以定学科；因各科之需要，以定教授要目，因要目以定细目”［7］。黄炎培认可这种先调查研究、后下手实施的做法，认为调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办好职业教育最根本有效且必须一以贯之的方法。日本教育与产业联络的具体方法，也为黄炎培解决我国教育与职业割裂分离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此外，在教育行政、办学特色、公众心理、社会观念、育训方针、教育经费、职教师资等方面也学习了日本的有益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和黄炎培在总结正面经验的同时，也秉持客观辩证的态度，认识到日本教育的一些弊端，并作为反面经验加以审视。

三、事业分异：张謇与黄炎培日本教育考察的不同之处

张謇热衷于实业与教育，职业教育占重要地位，其他教育类型也有所涉及；黄炎培则主要投身职业教育。二人事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事业重心的不同使他们考察日本教育的内容、侧重点以及产生的影响都有所不同。

（一）考察日本教育的目标范围略有不同

张謇的事业以实业和教育为核心。1903年考察日本前，张謇已建立起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并创立了通州师范学校，其“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逐步落地践履。张謇在兴办实业和教育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住发展经济与发展教育科技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在“实业、教育二事，有至密至亲之关系”观念指导下，将实业与教育统筹起来考察。他所考察的“教育”，既包括能够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也包括普及国民的小学教育和培养师资的师范教育等。黄炎培考察日本，关注目光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经过两次国内教育考察和美国教育考察，他的教育思想从提倡教育中的实用主义逐渐具体化为解决民众生计的职业教育。1917年赴日前，他借助报纸、杂志、讲座等媒介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并在江苏教育会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同时着手联络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知名人士计划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职业教育实施前的舆论、调研和组织准备工作。考察日本期间，黄炎培称同行诸人多重在师范教育，“而余重在职业教育”。在日考察17天，他参观了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东京高等工艺学校、横滨商业学校、青山师范学校等二十余所职业学校或有职业性质的其他学校，对日本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