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的模型构建、现实困境及实践策略

［摘要］在产教融合工作进入纵深改革和细化实施阶段的背景下，探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教育生态学理论，在明晰政府、高职院校、企业的生态主体地位基础上，可以探讨生态环境作用及生态链运行机制，进而形成协同发展、互惠共利的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通过剖析融合障碍与现实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可以从生态环境的完善、生态链的优化及生态冲突的调和三方面总结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产教融合；教育生态学；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董彦宗（1983- ），男，河北辛集人，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河北  石家庄  05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河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01004，项目主持人：牛彦飞）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8-0044-06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变革，国家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2017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产教融合政策的内涵价值和制度框架；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同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产教融合已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制度安排阶段进入纵深改革和细化实施阶段，凸显了国家推进产教融合的力度和决心。本研究运用教育生态理念对产教融合工作进行梳理，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剖析融合障碍与现实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探讨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的实践策略，以期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内涵及模型构建

教育生态学概念由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Eric Ashby）首次提出，其以生态思维和研究方法审视教育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内在规律，目的在于探索最优化的教育生态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生态主体间的功能发挥和良性互动。经过数十年的拓展更新，这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和跨学科研究领域并获得认可。教育生态学为解决产教融合问题提供了崭新思路。产教融合工作从宏观层面来说，是政府、高职院校、企业共同参与的社会性系统工程，涵盖教育与产业领域的各类教育资源，符合生态系统多元、复杂、开放的特征；从微观层面分析，它注重高职院校教育要素与企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深度互渗和精准对接，实现校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耦合共生，体现生态理念下主体间的依存、共生、竞合特性［1］。

依据我国高职教育特征及产业发展现状，借鉴教育生态学理论对政府、高职院校及企业进行统筹管理和资源流通，可以理顺生态诉求与产教成果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实现生态主体在共生、竞争和循环过程中的互惠共赢。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一）模型的稳定运行以完善的生态环境为前提

教育生态环境是对职业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制约调控作用的多元环境体系，可分为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资源环境。政策环境具备发展性、连续性的动态特征并能持续演绎深化，使政府的管理属性、院校的教育属性与企业的社会属性不断协调互补，彰显了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政策体系的持续稳定和创新突破，体现了参与主体功能结构的变革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产业环境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对企业的管理战略、运行模式及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有较大影响，甚至能推动政府对产教政策进行修正和深化；资源环境的建设要兼顾前瞻性和现实性，既要对产教融合发展趋势具备超前的战略意识，又要从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资源配置［2］。由此可见，完善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主体发展诉求、确保供需两端均衡推进的必要条件，在营造政府指导下的崭新教育体系和产业结构中起到基础保障作用。

（二）模型的生态主体具备多元化特征

根据教育生态学理论可知：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在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中具备鲜明的主体地位和独特的生态占位，呈现主体多元化特征。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政府在政策引领、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产教融合的发展方向进行宏观把控，对校企合作水平、融合效能开展监督评价，并通过搭建服务平台等方式为各类主体的深度合作提供助力；高职院校立足于自身办学特色，对接区域经济结构及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设置培养标准，并根据生产流程和岗位标准开展教学实践，为企业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人才；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主体和产教融合的直接受益者，能发挥产业引领作用，制定行业认可度较高的岗位标准，并借助高职院校的科研技术及人力资源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质量与产业需求的对接。

（三）模型的生态链能够动态调整

生态链代表了生态系统内部物质与能量的生成、交换和协同转化过程。在产教深度融合的生态系统模型中，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三大主体将输入的教育资源、产业资源、信息资源进行流通和转化，生成人才、科研、服务等一系列产教成果，构建“生态输入—生态转化与协同进化—生态输出”产教融合生态链，通过提升产教生态资源的流通程度及转化效能，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维系生态链的运行。同时，生态链各环节之间有机衔接、互相制衡，以责任和利益为纽带使生态链保持动态平衡和良性发展。当生态输入与生态输出产生冲突矛盾时，会造成生态链的失衡和断裂，对此，需要根据生态主体需求和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办学定位、合作形式和发展思路，利用政策引导、资源共享、功能互补等手段使生态链重新恢复顺畅，进一步凸显教育生态学中“良性竞合、动态调整”的协同进化机理。

二、产教深度融合实施过程的现实困境

（一）产教深度融合生态模型中生态环境的缺陷

其一，政策环境缺乏体现院校特色和产业结构的配套细则。国家政策对部分概念和举措的界定不够具体，各地院校和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脱节和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地要综合考虑区域产业结构、市场变化趋势、院校办学特色等因素，对政策进行进一步解读并制定特色鲜明、配套完善、切实落地的操作细则和制度法规，因此，国家政策在颁布之初就留有演变深化余地，急需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配套政策以保证操作性和执行度［3］。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启动相应工作，配套政策不够完善，阻碍了产教融合工作的持续深化。其二，产业环境的发展未能深入贯彻生态理念。产业环境是以产业发展趋势和竞争力为引领的社会经济环境，使生态主体在环境内部实现共生博弈、协同进化。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尽管能够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吸引企业开展合作，但缺乏相应的互惠共生机制，难以将校企的育人潜力转化为生产能力和市场效益；部分企业存在产教观念薄弱、资源共享有限、合作领域单一等问题，使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不能实现市场化流通。这些冲突与矛盾延伸至整个产业链条上，亟须以生态思维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提升产教融合效能。其三，资源环境的生态承载力未能充分释放。生态承载力是产教融合发展规划中对资源的承受能力，是衡量资源环境的重要指标。目前政府在配置教育资源时常沿用传统的等级评价和分配标准，并未对接院校的建设基础和办学定位实施分层分类支持机制。许多地处二、三线城市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短、基础设施薄弱，对政府拨款和企业投资的依赖性较大，但由于地理环境、地方财政和产业水平的限制，教育资源匮乏和配置不均衡，严重影响了人才质量提升和院校发展潜力。企业重点关注人才供给、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的合作，只愿意付出少量的资源成本。

（二）产教深度融合生态模型中生态链的失衡

其一，生态链的运行缺乏统筹规划思路。目前部分地区的产教融合工作缺乏统筹思维和长远规划，校企合作点位局限在各种独立项目中，没有形成持续性项目。此类自发、松散、浅层的合作形式很难在模型内部形成贯通顺畅的产教融合生态链，无法发挥产教资源优化组合的集聚效应，使职业教育的人才质量、层次、规模难以适应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在缺乏独立行政部门的统筹管理、院校与企业的协同推进、产教融合长期规划的不利情况下，产教融合工作举步维艰。其二，组织管理不善，削弱生态链协同进化能力。协同进化能力是指模型中生态主体在竞争过程中相互影响、吸收优势资源实现共同进化的能力。在产教融合组织的管理制度建设中，存在政策推进力度不足、组织管理效率低下、融合模式不成熟等问题，融合工作无法吸收当地特色教育资源和产业优势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推动。校企没有完全立足于区域产业结构、院校办学特点和市场就业行情等推进人才培养，造成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实践类课程及教材建设未能对接岗位需求、科研成果及专利转化率低等问题。其三，保障体系不全导致生态链缺乏活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对产教融合带来的风险难以把控。地方政府没有联合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监督、沟通机制，产教双方信息对接不畅通。众多处于生存期的中小型企业还未享受政策福利就受到市场冲击，不敢轻易涉足产教融合工作。虽然我国不断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但对成功案例和先进经验的宣传力度仍显不足；院校和企业缺乏有效指导及政策解读，不知如何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产教融合的推进。

（三）模型的生态输出与主体的生态诉求产生冲突

其一，生态诉求出现偏差，企业积极性不高。产教融合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才质量提升的系统性工程，目前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其中固然存在政策不健全、机制不完善等原因，但部分企业观念陈旧、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部分企业对产教融合的生态诉求局限在追求市场利益方面，缺乏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使命担当，一旦产教融合无法带来切实利益，就出现合作意愿低、敷衍塞责等现象，甚至在政府的强制要求或院校主动邀请下才考虑合作，导致参与产教融合的程度不深、效果不佳［4］。其二，合作机制运行不畅，融合成效不突出。产教深度融合背景下的校企合作机制应能适应生态环境变化，推动产教的深度融合发展。目前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多采取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下厂实践等浅层次形式，呈现出“教育要素的直接统合、校企职责的简单拼接”特征，未从产业视域出发建立长期互惠的运行机制，也没有涵盖企业和院校的全部职能进而形成全局性、体系化合作机制。企业科层结构的职能部门设置方式具备“刚性”管理特征，难以适应多元化合作形式和弹性管理要求，缺乏协同合作和共享整合的平台思维，这种浮于形式的流水线合作机制收益甚微。其三，利益分配机制不明，企业合作风险大。产教资源在政府配置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下，形成“流通—共享—再生产”这一完整生态循环，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策偏差和市场波动的影响。由于产教工作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政府无法制定统一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尤其在产权和专利问题上存在模糊，使校企利益承担较大风险。此外，由于缺乏相应的成果转化制度和激励举措，企业会由于市场环境恶化、育人成本上升、岗位人才流失等原因降低合作意愿。

三、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稳定运行的实践策略

（一）优化模型生态环境，提升办学理念和资源配置水平

其一，健全政策环境，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政府要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产教深度融合生态系统模型中各类主体的权利、职责进行界定划分，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益，为校企纳入经济发展统一规划提供政策基础保障。政策体系的制定要注重长效性和发展性，让产教融合的推进有章可循、良性提升。各级地方管理部门要进一步细化落实国家政策，制定对接区域产业特色及院校生态占位的配套支持举措，发挥政策的工具性和引导性，通过考察生态主体在模型中的运行效果和贡献程度，推进政策落地。此外，要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调研和评估，及时总结先进经验与负面教训，推动政策体系优化更新。其二，完善产业环境，形成产业化合作思路。以生态思维探索政府、高职院校和企业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形成市场引领的产业化合作思路，能对产业环境中产教资源的交换、流通、再生产起到推动作用。政府要发挥高位统筹和宏观调控能力，利用市场调节、行政指导实现产业化合作在经济和教育领域的协同，优化资源保障和流通渠道，使产教融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释放。高职院校要提升与区域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加强与其他参与主体的合作力度。企业要以市场战略眼光和产业发展视角审视产教融合工作，深刻领会行业、企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竞合博弈关系，以生态思维探索各主体利益的共同点，实现生态主体在模型运行过程中的利益统合。其三，强化资源环境，注重市场化配置导向。政府要在完善财政拨款制度、加大教育支持力度的基础上探索对接校企生态占位及产业发展趋势的分层分类支持机制，完善各部门资金管理制度，强化财政使用监管力度，定期对拨款数额、到位情况和执行情况进行公示；要利用贷款、补贴等专项资金加强对贫困偏远地区的资源投入，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实现教育资源在落后地区的倾斜；要健全社会资金筹集机制和具体实施方案，通过利好政策、税收减免、土地转化等方式吸引产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校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以市场配置手段推进资源共享，也是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的有力举措。高职院校要打破资源壁垒，以助推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主动联合同类院校、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加强产业资源的生产能力，将科研技术、先进工艺、专利成果转化为企业竞争动力，吸引企业增加资源投入。企业要发挥自身在资金储备、企业文化和管理标准上的优势，落实设备的准捐赠举措，将部分生产设备的使用权移交给高职院校开展实践技能培训，打造具备产业特色文化、企业管理标准和实际生产环境的教学场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快产教资源流通转化，拓展共享层次和共享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