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根源透视与破局新思

作者: 陆军 田山俊

[摘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相较于政策层面的积极推动,作为新生事物的职业本科教育尚未得到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同。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主要受场域地位、惯习固化及资本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根源在于差序格局凸显、职业本科教育场域地位不高,惯习固化严重、职业本科教育认知偏见突出,资本竞争乏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动力受限。为有效摆脱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可采取以下对策:加快“扩容提质”步伐,提高职业本科教育场域地位;革新社会价值观念,重塑职业本科教育认知惯习;加大资本积累力度,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困境;场域理论;根源透视;破局新思

[作者简介]陆军(1992- ),男,安徽枞阳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田山俊(1964- ),男,山东冠县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北  保定  071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基于一流学科生成的西方大学学派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OA220187)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4-0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本科教育在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的积极作用,并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扶持,如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等法律政策文本。自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正式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前景成为全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实现了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的转变,推动了社会大众在主观上感知并认同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的独特地位与价值,成为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重要法宝[1]。然而,若因此认为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低人一等”的地位已得到根本改变,恐怕为时尚早。相较于政策层面的积极推动,作为新生事物的职业本科教育的育人价值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2],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仍存有很多顾虑。尽管“本科”二字为职业教育吸引更多生源提供了一定优势,但“职业属性”却削弱了职业本科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3]。民众形成了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前景不佳”“本科属性不强”“类型地位不高”的认知[4],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同困境较为突出。有调查显示,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教育仍处于从“依从”到“认同”的过渡阶段[5]。鉴于此,本文尝试引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理论,对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提出破解之策,以期促进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的稳健发展,加快其迈向更为成熟且高质量的职教发展新形态。

二、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分析框架: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包含“场域”“资本”“惯习”等核心概念,其要义在于帮助理解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资本竞争及地位变化,为阐明某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逻辑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场域理论的基本内涵

本质上,场域理论是解析社会实践活动的分析范式,可简化表达为“实践=惯习×资本+场域”[6]。其中,“场域”是在各个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7],由行动者依据其自身拥有的不同权力或资本所构建和维系。场域是一种由特定力量塑造的关系结构,这种力量以隐性方式影响进入该场域的行动者,进而引导并规范其行为模式。每个特定场域都会遵循其独特的内在运作逻辑和必然规律,从而使得某一场域能够摆脱其他场域的制约,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布迪厄认为,行动者置身于不同的社会场域会表现特定的行为模式,且深受“资本”和“惯习”的双重影响。行动者在场域中通过积累资本来争夺权力和地位,这种竞争过程构成了场域的动态变化。

在场域理论框架下,“资本”是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争夺有利社会位置的资源。它依赖于其发挥作用的特定场域,是行动者在特定场域展开竞争的重要工具。资本主要存在四种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8],且每种形态的资本均遵循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运作规律。其中,经济资本直接关联物质资源的占有与交换,以金钱、产权为主要表现形式;文化资本则涉及知识、技能、教育程度及文化修养等非物质资源的积累与传承,可细分为具身性文化资本、客体性文化资本和体制性文化资本三种类型,分别以性情、文化产品、学历文凭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社会资本侧重于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调动的资源与影响力,以社会关系网和资源为主要表现形式;符号资本则是一种通过认可与区分机制构建的、能够赋予个体或群体以特定身份与地位的无形资产,以荣誉、声望为主要表现形式。这四种资本彼此互为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复杂动力机制。

惯习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9]。在布迪厄看来,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10],惯习随着经验的变化不断强化和调整自身结构。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中为争取资本优势而改善自身位置状态所构建的一种稳定行为模式,其本质在于为行动者提供一套行动指南或框架。此外,惯习根植于个体长期的实践活动中,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转化为内在的意识倾向,并对个体的行为选择起引导和推动作用,成为个体制定行动策略和塑造行为模式的重要机制。因此,惯习不仅反映了行动者过去的经验积累,也预示着其未来在相似情境下的可能行为路径。

(二)场域理论的分析逻辑

场域理论常用于全球高等教育的宏观分析[11],也同样适用于对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归因分析。职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场域的一个子场域,高等教育场域则是社会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因此,运用场域理论来分析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职业本科教育可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职业本科教育与其他高等教育类型(如普通本科教育、高职高专教育等)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场域。其次,高等教育场域中存在激烈的资本争夺,职业本科教育也概莫能外。场域是资本争夺的竞技场[12]。在高等教育场域,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处于一种复杂的权力竞争关系中,其核心在于争夺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等在内的各种资本。最后,职业本科教育场域的民众行为是特定惯习的产物。惯习作为一种内化的社会行为方式,反映了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长期认知和态度。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常常会不自觉地依赖过去的经验或直觉来做出行动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为逐渐导致路径依赖的形成,当个体面对新的情境时,原有的问题解决范式可能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因此,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也深受惯习的影响,如民众受传统职业观念影响而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家长和学生盲目否定职业本科教育的实际价值。综上可知,场域理论可以为探析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形成根源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对提升其社会认同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场域理论视角下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的根源透视

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从场域地位、惯习固化及资本竞争等维度对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为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洞察。

(一)差序格局凸显:职业本科教育场域地位不高

场域理论强调社会由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场域构成,存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与资源分配逻辑。每个场域均有其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它们由场域创造并维系[13]。受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场域在资源占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造成场域之间存在等级层次之分,进而促使各场域之间形成差序格局,即处于强势地位的场域更易于积聚资本,其社会地位也更高。鉴于高等教育场域内部资源的有限性,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极易形成差序格局。作为高等教育场域的新型子场域,职业本科教育场域的发展现状受普通本科教育场域的影响和制约。从职业本科教育的现实发展状况来看,相较于普通本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场域地位不高,且两者之间的差序格局日益凸显。一方面,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职业本科教育的整体办学规模相对偏小,难以满足产业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截至2024年6月20日,我国职业本科院校仅有51所,远远少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科院校,这使得职业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职业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场域常处于被支配地位,“仅具有基本的话语互动资格”[14]。另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在社会民众中建立起广泛的信任与认可。在现有51所职业本科院校中,由民办高职院校升格而来的有22所,独立学院转设的有1所,且国家级“双高”院校仅有20所,约占39.2%。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基础较为薄弱,不具备优质的办学资源,这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部分职业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目标定位模糊、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导致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尽如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本科教育的整体社会地位,使得职业本科教育在与普通本科教育竞争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

(二)惯习固化严重:职业本科教育认知偏见突出

“惯习”作为一种长期积淀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具有“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和历时不变的特性”[15]。换言之,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且不断受到经验的影响,展现出历史性和经验性双重特性。职业本科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形式,其设立初衷在于满足市场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培养兼具扎实理论知识与卓越实践能力的高端技术应用型人才。然而,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场域常被视为“次等教育”。究其根本,因惯习固化严重,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存在较为突出的认知偏见。首先,受“重文轻技”“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高等教育场域长期被“学术导向”“文凭至上”的行为范式所主导。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教育一直被视为实现个人社会地位跃升的重要途径,而职业教育常被认为是为那些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提供的替代性选择。我国的教育传统一直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职业教育自然遭受歧视[16],职业本科教育亦难以幸免于文化偏见的波及。其次,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价值误判”,将其片面地视为高职教育的延伸或单一技能培训的替代品,未能充分认识到职业本科教育在深化专业知识、强化技术应用能力以及促进职业生涯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这种误判不仅反映了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知偏差,也显示出职业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场域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和认可。再次,现行职业本科教育体制发展不成熟,尚处于探索与完善阶段。尽管职业本科教育在培养模式上力求突破与创新,但其在招生标准、课程设置、就业前景等方面仍与普通本科教育存在一定差距,这种差距往往被社会大众误解,加深了家长与学生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知偏见。最后,信息传播的失衡也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同构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信息时代,大众媒体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其报道倾向往往能左右公众观念与行为方式。遗憾的是,部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常常聚焦于职业教育的负面信息,如薪资待遇不高、职业晋升困难等,而对职业本科教育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积极贡献与显著成就则少有提及。这种略带偏颇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职业本科教育的负面形象,影响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认同度的提升。综上所述,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困境深受惯习固化的负面影响,且由传统观念、价值误判、制度缺陷及舆论导向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