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挑战与创新路径

［摘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职业教育全方位转型，促进了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重构与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行业“标配”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在教学模式、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国际合作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从适应转向引领，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重构现代职业教育教学体系，推动教学模式“智慧化”；构建“数字智能+工匠精神”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人才培育复合化；提高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的匹配度，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化；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推动教育治理法治化；完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打造世界职业教育共同体。

［关键词］人工智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

［作者简介］李东海（1984- ），男，山西大同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星（1977- ），男，江苏邳州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王鹏（1988- ），男，河南焦作人，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河南 焦作  454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项目“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PJGGA21026，项目主持人：李东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了2021年内蒙古自治区本级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经费的资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4-0013-08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生产技术对简单化、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进行了替代。近年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与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的抓手，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能。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与产业领域关联度最高的教育类型，在增强受教育者就业能力、提高经济产出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职业教育必须加快教学模式的重构及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向高质量发展。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将提高质量作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任务。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也指出要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此，为实现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文从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及面临的挑战出发，提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职业教育深度赋能，实现人才供给链与产业需求链的有效衔接，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促进职业教育从适应转向引领。

一、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人工智能作为当下最活跃的技术驱动力，深度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职业教育模式与手段的全方位转型，主要包括教学模式与实践方式的重构、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的创新。

1.人工智能促使职业教育流程重组与模式再造，赋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智慧支撑”。将人工智能运用于职业教育教学过程，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使职业教育逐渐趋向拓展化、个性化、智慧化和精准化。首先，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空间的拓展。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拓展线上线下同步、课上课下衔接的智能化教学空间，打造以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为技术特征的“智慧课堂”，通过规模化的智能学习终端提供专业知识教学，利用AR和VR技术提供灵活的教学手段。其次，人工智能促使职业教育发展的个性化。通过智能化学习终端能够更加容易制订个性化的教学方案，进一步实现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和智能化的学习跟踪服务。再次，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管理的智慧化。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校园管理及教学过程数据采集，能够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以及促进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人工智能促使教师角色定位的精准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可极大地减轻教师传授理论知识的教学压力，使教师专注于人工智能无法胜任的工作，如思想教育、人格塑造及情操陶冶等。

2.人工智能使得产业链边界产生“模糊效应”，加速职业教育革故鼎新，助推职业教育形态与手段升级。首先，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教育模式改革。人工智能使得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倒逼职业教育出现新格局。智能职业教育作为新产业的孵化器，可以有效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其次，人工智能助推职业教育形态升级。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思维认知能力与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产业技术改造和优化升级，加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程度。人才培养方式需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要求，职业教育教学模式需融入人工智能元素。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能够创设强感知、高交互的学习环境，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良好的条件。最后，人工智能助推职业教育手段升级。“粉笔+黑板+工场”是传统职业教育手段的组合形式，而“云课程+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是智能职业教育手段的新组合，实现了职业教育模式持续创新、实践空间不断拓展、学习需求充分满足。

3.人工智能催生新技术与新产业，拓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空间，带来复合型人才需求的“创造效应”。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业规模以及升级产业结构，进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技术不会造成完全的“机器换人”，也不会给制造业带来“就业破坏”，而是使得低技能工人更易掌握操作技能，完成企业内部的岗位转换；同时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效率效应，增加了劳动力需求，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的新岗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以及人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市场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智能装备、工业应用软件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提供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拓展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空间，促使复合型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跨界深度融合，专业岗位界限逐渐模糊，产业转型升级与发展不仅要求我国工匠具备高超的技术能力，还要具备崇高的职业精神。

4.人工智能促进职业技能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发展机遇，解决潜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实现劳动力群体技能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和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一方面，人工智能使得职业教育受众群体日趋增多，使得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意愿逐渐强烈。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职业技能劳动者固有的知识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促使劳动者练就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本领，适应并引领人工智能带来的市场变革，在就业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供给更多普惠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促使技能劳动者享有更为平等的就业机遇。职业教育具有普惠性特征。人工智能助力低技能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适应产业市场需求侧动态变化，促进更多工人转型成为新时代高技能的产业劳动者，实现工业经济向数字智能化有效转变。

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以“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成为行业“标配”，人工智能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职业教育在教学模式、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制度体系建设、国际合作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

1.现代化职业教育教学体系及教学模式尚不完善，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相对缺乏，尚难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体系难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其专业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亟待调整和改进。虽然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领域不断得到广泛应用，但新技术、新工艺却未能及时进入职业教育教学课堂，致使职业院校学生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智能知识与新技术，从而难以适应新兴生产模式的用人需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应用于交叉领域，技术技能工人不仅需要掌握某种单一技能，而且还需要具备创新精神和综合职业技能。如果依旧保持较为传统、单一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必然无法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传统技术技能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职业教育既有的重“硬技术”、轻“软实力”的教学理念和目标也亟待改革。另外，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相对缺乏，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从教师数量上看，真正的“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从教师质量上看，理论有余而实践教学经验不足，尤其是兼具智能思维、智能教学技术及智能产品设计与制作能力的教师更加缺乏。

2.人工智能更新迭代对传统职业产生“替代效应”，职业院校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人才培养质量尚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人工智能对传统职业产生“替代效应”，对职业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智能制造、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产业形态、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革，职业种类、劳动性质快速分化，低级职业形态面临严峻挑战，机械重复型、简单技能型岗位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带来的职业替代类型更加多元化，未来我国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面临职业转换。另外，人工智能对传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产生“冲击效应”，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我国职业技能人才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致使智能制造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相对短缺，出现了产业市场“招工难”的现象，充分暴露了我国职业技能劳动者知识供给与产业市场结构需求尚不匹配这一问题。

3.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市场需求侧存在“两张皮”现象，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冲突严重。人工智能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与价值链重构，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支撑产业发展的劳动力不再是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这也使得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市场需求侧矛盾凸显，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供给和产业市场人才需求“两张皮”问题在新业态下更趋明显。主要表现为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不同步、原有的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需求链不同步、学生的知识架构与企业发展需求不同步、产学融合与校企合作不同步、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不同步等。另外，产教融合各利益主体价值诉求差异明显。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效能较低，甚至出现价值冲突，导致产教融合质量不高。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二者将自身价值偏好置于支配地位，不仅未能形成互补协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竞争对手。而且，还有部分职业院校对参与企业索取多、付出少，产教利益主体之间产生矛盾在所难免。

4.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环境，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既要适应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又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当前，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方面，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健全。现有法律体系对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不明晰，特别是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致使治理主体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职业教育治理的政策法规及相应的职业教育改革配套文件亟待完善，如质量评估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与反馈制度等。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尚未形成独有的治理标准，职业教育标准的数量与结构尚未达到全覆盖，同时现有的标准质量不高、定位不清晰、操作性不强，还有由谁实施、怎么实施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5.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国际环境复杂及国际活动呈单向性，需要加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限制中国工业的发展，并将一些制造业从中国逐渐转向东南亚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新格局，面对复杂的市场变革，我国职业教育亟待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生态环境，有效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冲击。另外，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活动单向性特征明显。近年来，虽然我国职业院校输出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逐年提升，但与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引进的发达国家优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相比，输出成果资源还是相对较少。究其原因，我国职业教育标准通用性不强，存在标准“走出去”语种文本障碍的问题；我国职业院校在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职业教育通行标准和国际资格证书等方面力度不够，向国际社会宣传并推广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的渠道层次不高，输出效果也不明显。